一位副省長對金融問題的犀利觀察

前言：在剛剛結束的2018年省級兩會上，有11位金融副省長履新。隨著各地陸續配備“金融副省長”，這些專家型干部又將發揮何種作用，備受外界期待。

本文的作者，是山西省分管金融工作的副省長王一新。王一新曾在央企、地方國企工作多年，還曾分管國企國資部門，他對我國金融業發展存在的問題洞察甚切，尤其對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處境憂慮甚深，針對這一老大難境況，他總結了目前存在的15個問題，可謂直言不諱。

一、進一步明確承擔金融供給服務的責任主體。

從當前的情況看，銀監會主要功夫下在監管上，主要對防控金融風險負責，監管措施、力度和效果都是不錯的。

但誰來推動中國銀行業加快發展，為社會提供充足、豐富、成本較低、便捷高效的金融服務，總感覺在國家層面功能缺位。

二、給中國的商業銀行更準確的功能定位。

商業銀行作為金融企業，必然按市場經濟規律辦事，但現實情況是我國的商業銀行的牌照是受管制的稀缺資源，美國高峰時期有1.8萬家銀行，每天都可能有銀行倒閉。

而我國總共才只有幾家商業銀行，除了1998年海南發展銀行關閉，再無任何銀行倒閉。

這說明，在我國商業銀行的業務具有相當程度的壟斷性和專營性，商業銀行的蛋糕很大程度上受保護，別人不能輕易分吃。

但問題是，我國的商業銀行在經營過程中似乎很容易忽略上述背景，而更多強調，銀行也是企業，必須賺錢。

特別是一些已成為上市公司的銀行，更是強調必須對股東負責，必須利潤最大化，并由此制定出一整套基于壟斷的、單方面的制度化游戲規則，名為“制度管人”、“機器管人”，來確保自己利潤最大化。

這就產生了當前一方面實體經濟哀鴻遍野，而銀行業賺的盆滿缽滿的社會現象。

2015年大量實體企業面臨巨虧、破產，而銀行業卻在抱怨利潤沒有實現大幅增長。實體經濟虧損嚴重，銀行業卻能大幅盈利，這有違經濟規律。

這種現象的產生不能責怪金融機構，這是我國對銀行業功能定位不準造成的。

在金融業完全放開、競爭體制完善的情況下，如果銀行還能持續盈利，我們不要眼紅，那是銀行的本事，但在今天這種金融業基本壟斷、受保護的狀態下，是否應該給商業銀行的利潤最大化套上一個籠子呢？

我們希望商業銀行在與實體經濟的共贏中賺取合理的利潤，而不是把自己的利潤最大化建立在實體經濟資金成本高、利潤減少的基礎上。

當前，如果深層次制度調整比較困難，是否可參考國家對央企征繳超額利潤的辦法，對銀行業在稅前征收一定比例的國家收益，用來反哺實體經濟。

三、拆除那些以加強監管為名，實際上卻自縛手腳、畫地為牢的政策門檻，舒緩繃到極限的銀企關系。

這兩年監管部門的每一次政策松綁都給金融市場帶來了積極的反應。取消存貸比考核，客觀上為大幅降低高成本表外融資規模創造了條件；取消時點存款額考核，使多年來銀行業硝煙彌漫、烏煙瘴氣的攬存款大戰逐漸消停。

當下，最需要立即修改的銀行業規定是，企業必須先還本付息，再重新續貸。一方面是企業難以為繼，流動性接近干涸；另一方面，銀行要求企業先還清上次借款再重新續貸，“有借有還，再借不難。”

問題在于企業資金流緊張，如何實現先還款再借款？于是，一些民營企業從社會融資機構借入短期、高成本的過橋資金，或者干脆借入民間高利貸；而不少國企，特別是大型國企對此要求則一籌莫展。

我想表達的是，如果企業不可救藥、是扶不起的劉阿斗，那么干脆就將其列入僵尸企業的行列，讓其早死早超生。

但是，大多數的企業不是產業和企業出了問題，而是由于市場萎縮低迷，造成了流動性困難，銀行經過研究并判定，應該繼續給予續貸支持。對于這種情況，如果繼續簡單堅持必須先還后續，那不是作繭自縛嗎？

不接地氣、缺乏針對性的監管規定還有很多，例如設立村鎮銀行要求必須有一家商業銀行做第一大股東，這當然有助于防控風險，但因大多數商業銀行并不熱衷于此，于是乎，村鎮銀行喊了很多年，發展并不快，癥結就在此。

還有關于農村信用社的很多政策，一直不清晰。當前全國各地的縣域農信社都在紛紛改制為農商行，這很好。監管部門要求省級聯社、市級聯社在管理上去行政化，這也很對。

但問題是頂層設計并未給省市聯社的龐大管理群體規劃未來，他們作為推進改革的主體，進行“自我革命”，當縣域農信社全部改制完成后，他們的歸宿在哪里呢？

是否可以支持各省以省農聯社為依托，成立省級農業金融投資控股公司，讓這個公司成為推動縣域農信社改制農商行的積極力量，成為改制后農商行的股東。

當改制全面完成，省市農聯社使命結束時，一個全新的以資本為紐帶的農業金融投資控股集團誕生了，新舊體制順利轉換。

四、在經濟逆周期背景下，用順周期時制定的監管政策考評金融業，一定會出現許多“鞋和腳”不適應的地方。

要根據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適時調整對銀行業的考核指標。在經濟順周期時，銀行業分享了實體經濟帶來的巨大紅利。當實體經濟遇到巨大困難的時候，銀行業是否可以把自己的利潤也與實體經濟分享一些呢？順周期時提取的巨大撥備不就是為了應對這樣的困難嗎？

而事實上，今天許多金融機構因為監管指標的原因，不是在多消耗一些過去提取的撥備化解不良，反而是在更大力度地提取撥備，這客觀上也進一步擠壓了金融業讓利實體經濟的空間。對銀行業不良貸款率和不良貸款額“雙降”的要求更是不符合經濟規律。

逆周期背景下，金融業不良上升是大概率事件，世界各國莫不如是，既然難脫此理，如果能對金融業的考核指標有適度寬松，則意味著實體經濟可以得到更多的好處，銀行業和實體經濟的壓力都將得到一定的舒解。

再比如，大型企業集團設立財務公司對于企業用活資金、降低成本非常必要。在經濟困難時，許多企業更需要這一重要的金融工具。但如果守著經濟形勢好時制訂的準入門檻，不少企業就達不到設立條件，只能對這一有效工具“望洋興嘆”。

五、不以化解小微企業融資難的名義讓小微企業融資更貴。

近幾年監管部門為化解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難題可謂絞盡腦汁，對商業銀行提出了“兩個不低于”的監管要求。為了鼓勵銀行支持小微企業，央行在定向降準等方面也對商業銀行在流動性方面給予政策傾斜。

除了要求商業銀行能提供信用貸款外，針對小微企業抵押物不足的實際，大力推動融資擔保業務，一大批國有的、民營的融資擔保公司應運而生，為小微企業融資增信。此外，還有小額保險保證貸、納稅信用貸等業務都在試水，產生了一定效果。

但是從總體上看，小微企業融資難的問題并未根本改變，融資成本甚至節節推高。

中國的小微企業大部分處在創業初期或者是產業鏈的低端，相當比例的企業先天存在產權邊界不清晰、內部管理隨意性強、財務兩本賬、信用程度難以評估等共性問題。

大型商業銀行雖然被迫執行“兩個不低于”的要求，主要是基于政治責任。以他們龐大的組織架構和繁復的管理程序以及已經難以降下來的管理和人力成本，去做小微企業的業務，真可謂是高射炮打蚊子，有時只能賠本賺吆喝。

而一些股份制商業銀行，如民生、平安等，雖然大力發展小微業務，但對不良的恐懼，使他們對客戶的授信條件非常苛刻，資金使用成本也很高。

更有一些無法獲得授信又沒有抵押物的小微企業只能求助于融資擔保公司。融資擔保公司不是白擔保的，費率不低，事實上是在已經高位的利率水平上再次加碼。

如何降低小微企業的融資成本，我認為要充分發揮地方金融機構和地方非銀行金融機構的作用，把服務小微企業的重擔壓給地方金融。

全面放開地方城商行、農商行網點設置限制，放開中小微企業抵質押物的限制，把國家賦予大銀行的用于支持中小微企業的專項政策足額給到地方金融機構，大銀行不再承擔支持小微企業的政治任務，實行錯位發展。

給予小貸公司和銀行業同等稅收政策，以及補充資本的渠道。國家可出臺支持地方金融機構服務小微企業的一系列扶持政策。只要地方金融機構能充分發揮接地氣、熟悉企業、程序簡便、管理成本低等優勢，就能撐起小微企業這片天。

六、創新管理，積極推動民間借貸規范化、陽光化，使其成為服務農村地區和小微企業的重要力量。

千百年來，中國的民間借貸一直是解決鄰里間、熟人間、親友間金融服務的主要力量，形成了一系列約定俗成的“行業規則”。農村地區金融需求和小微企業的金融需求普遍具有非標化特征。

現代金融機構為了防控風險，設計了嚴密的風控體系，對服務對象的篩選、抵押物的要求都很嚴格，并且申審流程長、環節復雜、服務人員多，人為提高了融資成本。

而鄰里、親友、熟人之間相互借貸由于對彼此信用、實力知根知底，對借貸目的和用款情況更了解，更容易決定是否借貸、借多少、多高利率，盡調比商業金融機構的客戶經理都更深入透徹。

借貸雙方的誠信因受到熟人社會的約束，往往比依法監督更有效，借貸雙方需要展期、續貸、改變利率水平等，雙方協商后可以有巨大調整空間，不像今天銀企之間動不動就對簿公堂，彈性調整借貸關系的手段很少。

要想發揮好民間合法借貸的作用，關鍵是要解決陽光化、規范化的問題。

陽光化就是要為合法民間借貸正名，承認它是中國金融市場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解決農村和小微企業融資問題的主力軍，要把它與高利貸、非法集資區別開來，要制訂辦法，使其公開合法進行。

規劃化就是要明確借貸雙方的責、權、利，制訂標準化的合同范本，把千百年來的“白條”變成標準化的借貸合同，同時建立民間借貸的登記備案制度，可由國家設立的備案中心（可以是網絡），備案作為見證，防備日后產生法律糾紛。

此外，還要對借貸利率上限作出規定，防止出現高利貸。對超過規定上限的依法打擊，法律不予承認、保護。

七、金融機構切實增強與實體經濟長期共贏理念，弱化“投行”、“投機”心態，防止銀行“投行化”。

金融機構與實體經濟本應是“毛和皮”的關系，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但在當前的實際工作中，實體經濟是平民、金融機構是貴族，無論是從社會階層的感知上，還是業界的供求規則上都有這個趨勢。

一個常用的詞暴露了彼此之間的不對等，企業向銀行申請貸款常用的詞是請金融機構給予“支持”，而金融機構自己講話時也說，我們要“支持”XX企業XX項目。這不是平等合作的語境和心態。

金融機構回歸到與實體經濟長期共贏才是理性的定位。雙方成為命運共同體才有利于形成穩定的經濟社會。

遺憾的是最近十幾年來，以美國華爾街為主的投行業務進入中國，資本逐利性、貪婪性大放異彩，資本回報率動輒高達百分之幾十，甚至百分之幾百。

受此影響，中國的金融業悄悄變“瘋”了，整個金融界彌漫著“投行”的心態，進而整個中國社會彌漫著投機心態，正常的回報率已看不在眼里，低回報被視為沒本事。

整個社會文化變得貪婪、自私、逐利，實體經濟變成“老實人”“沒本事人干的活”。

摒棄投行、投機心態是當下中國去杠桿、擠泡沫的需要，是腳踏實地回到現實，一步一個腳印實現全面小康的需要。

此風不去，實體經濟難以掙脫資本的貪婪，長此以往，中國實體經濟危矣。

八、銀行業要力戒浮躁，推行主辦銀行制，把每一單業務做實。

聞道有先后，術業有專攻。一家銀行不可能是千手觀音，任何領域都是強項。現在的工農中建交以及大型股份制銀行，事實上已完全沒有行業領域的劃分，都在進行全領域發展。

具體單個銀行中，客戶經理似乎也沒有業務領域的劃分，只要能賺錢的業務，各個領域大小通吃。靠關系、靠政策、不靠能力。往往業務做了，但對客戶的了解還僅限于皮毛。有無風險不得而知。

因為銀行業務是“機器管人”，只要各項材料、數字符合機器的要求，風控就能通過。

于是客戶經理做的工作不是如何下功夫盡調，而是和客戶一起炮制合格的材料通過審查，目的是一方拿到錢，一方做成業務。在經濟順周期時，怎么做都賺錢，風險被掩蓋，現在經濟下行，那些當初沒下夠功夫的項目，風險就率先暴露出來。

推行主辦銀行制在今天應是有效之策。各家商行應該確定自己的主辦方向，做有專業背景的銀行，培養專業人才，收縮范圍領域，在業務的深度上下功夫。

為規避風險，可由專業銀行承擔主辦銀行責任，組成銀團。對一家企業不要幾十家銀行蜂擁而上，都去傍大戶，都去做盡調，而由主辦銀行把它吃透，聯合大家一起做，這樣有利于降成本、降風險，又有利于吃透客戶。

對客戶經理也應劃定領域，使其成為專才，并限定客戶數量。一個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只有服務對象有限，才可能把企業吃透，真正實時動態把握企業經營脈搏。

九、地方政府要用好市場和政府兩只手，積極穩妥處置好金融風險。

當前經濟下行背景下，金融風險頻發。對銀行和企業反映出的金融風險，政府應該怎么辦？

首先要充分發揮市場的作用，支持銀企之間用市場的辦法去化解，政府不可大包大攬，想攬也攬不了。拿財政的錢去給任何銀企補窟窿，都是不公平的，也是行不通的。

同時也絕不能簡單將風險推給市場，置之不理。如果一旦風險擴大，演變成系統性、區域性風險，將對地區的經濟、社會造成嚴重傷害，最終收拾局面的還是地方政府。

因此地方政府對轄區金融風險要高度敏感，隨時掌控動態，要推動銀企互動，必要時政府出面，整合政銀企三方資源，用市場的辦法、行政的手段推動防控、化解風險。

十、化解過剩產能時除了重視人員安置還要高度重視債務問題。

去過剩產能是2016年國家五大經濟舉措之一，如何把這一重大決策落實好，首先地方政府對關停企業人員的安置轉移要高度重視，同時應同樣重視企業的債務。

以目前情況看，企業債務大部分來自金融機構，還有一部分來自民間借貸、職工集資等。

企業不死，諸多債務矛盾凍結在那里，一旦決定出清，債務矛盾將會被激活，極易引發局部金融風險和社會穩定問題。

因此，對擬出清企業在盤點人員的同時必須同步盤點債務，深入分析，提前制訂預案，分門別類協商制訂合理的處置意見。

十一、落實“去杠桿”要結合各地實際，不宜一刀切。

從全國情況看，去杠桿是化解防范金融風險的重大舉措，但各地情況千差萬別；從政府債務情況看，全國各省負債率差別很大，有的負債率很高，已面臨償債55風險，而有些省則負債率很低，仍有很大舉債空間。

從企業債務看，去杠桿的過程就是促轉型的過程，一些傳統企業杠桿過高理應想辦法降下來以防風險，但一些創新型、未來型、戰略性產業項目，杠桿高就高一點，風險與機遇并存，有些投資本身就有風險投資性質。

從個人負債情況看，因為我國是儲蓄社會，個人杠桿應該“加”而不是“去”，應鼓勵運用杠桿去擴大消費；從公共平臺（交易市場）情況看，主要是要加強監管，任何一樣新業務開始的時候，一定要先從頂層設計把風控系統設計好，不能等出了問題再去研究，打政策“補丁”。這方面我們教訓不少。

十二、政府和企業要加強轉型升級項目策劃，特別是未來型、戰略性新興項目。

市場上從來不缺錢，缺的是資本感興趣的項目。不要簡單抱怨銀行不借錢給你，銀行看走眼的時候是有的，但不會所有的銀行同時看走眼。回頭認真審視項目自身的生命力、競爭力，特別是獲利能力，才是進取之道。

當下全國各地地方政府招商引資，項目類型又是大同小異，就像當年一窩蜂上光伏項目一樣，現在集中在電動汽車、鋰電池、煤化工、火電等行業。

歷史驚人相似，思維、觀念不變，考核機制、大環境不變，歷史搞不好還會重演，再次去過剩產能不是夢。

為了促進產業轉型升級，鼓勵“雙創”，要大力發展創業投資業務。要制定優惠政策，刺激各類資本競相投入創投事業，使大大小小的創業項目都能比較容易獲得起步階段的啟動資金，在全社會形成濃厚的孵化氛圍。

金融業在去過剩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過程中騰出的資源，要以低成本用于扶持新興產業的發展。

十三、困難時期，企業要有壯士斷腕的決心，能“舍”。

創業艱難百戰多，很多企業走到今天，一草一木都有感情。現在日子過不下去了，只想從銀行繼續借錢，熬過寒冬。

而銀行則擔心企業救不過來，血本無歸。這時候斷臂求生的自救行為才是內在動力，銀行看到企業的決心才會對你有信心。

今天的“舍”是為了明天的“得”，今天不舍就沒有了明天。一些艱難度日的民營企業更應懂得這個道理。

十四、有難同當，“不跑路”，危難之中見誠信。

銀行最恨的是遇到風險時，企業責任人跑路、關機、不接電話、不見面、見面不講理耍橫，銀行同情、愿意幫助的是那些忠厚誠信、直面困難，與銀行一起想辦法，解決問題的人。

企業最恨的是那些順境時追著企業放貸，困難時躲著、拖著，甚至騙企業借高利貸還清銀行貸款，而事先講好的續貸卻不給的銀行人。

困難關頭有難同當、共度難關，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品質，也是市場經濟的基本要求，危難見誠信，誠信價更高。不講誠信，銀企雙方都是受害人。

十五、社會輿論要給金融業發展注入正能量。

金融風險有著極強的傳染性。一篇煽情的文章極有可能讓風險迅速蔓延。對企業負責人的非全面、非理性的撕扒，往往接下來就是企業金融危機的到來。因為任何一個金融機構都不愿意給出現問題的企業家貸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