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迷戀人偶，因為假的比真的更真實

人偶是最令我們著迷的人造物之一。小時候，我們多少都猜測過商店櫥窗里的模特晚上會干什么。喜歡或討厭，都來自于某種“同類”意識。對寵物，我們往往說：你看它的眼神會說話呢，像人。換言之，我們愛非人之物身上的那點兒人性，而我們最害怕的也是這個。沒有什么比形形色色的人偶更能體現這一點的了。作為人類自身的“反射”，人偶站在我們的外部去挖掘我們的隱私，包括那些壓箱底的希望和恐懼，也包括我們看不到的陰翳之美。許多人相信，它們可能被“靈魂”附身，也可能自身就擁有靈魂。正因如此，人偶和面具的故事是神話、怪談、藝術和恐怖電影中經久不衰的一類，就像月光通常比日光更富于魅力一樣。

從《鬼娃系列》到《蠟人形館》，從十八世紀匈牙利的肯普蘭所做的“會下棋的土耳其人”、操縱人偶的腹語師到馬丁·斯科塞斯導演的電影《雨果》中的機械人偶，西方人迷戀人偶也有悠久浪漫的歷史，然而最神秘、最美麗的“人偶故事”從來都在東方，特別是日本。它是當之無愧的“人形”之國，室町時代（對應于明朝）的機關人偶早已巧奪天工。日本人形一直有兩個同樣發達的譜系，一種是延長人的功能，為人作工具，比如“機器人”羅伯特；一種是模仿“人”，比如用于祭祀“替代”的市松娃娃、不暴露任何機關的江戶送茶人偶和雜耍人偶、三月女兒節上華麗的“雛人形”。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稱前一種面向未來，而后一種則背朝過去，替我們背負回憶、放不下的情感和難以掩蓋的罪惡。

市松娃娃。

更吸引人的顯然是后者。這類人偶文化同時滲透到高級藝術和大眾工業中：能樂、歌舞伎、人形凈琉璃和動漫模型、買零食時附送的精巧的“食玩”，是同一種審美理念生長分杈后結出的果實。中國戲劇中嬉笑怒罵的臉譜到了日本，就變成了其“幽玄”之美最重要的表征。有人說世上最難猜的，是日本藝伎和武士的內心，兩者的特征都是缺少表情。而面白敷粉的藝伎妝和歌舞伎，可以說是古時候能樂面具的一種延續。美麗的市松娃娃也一樣有著白色的圓圓的臉、純黑的頭發和眼睛、無表情的面容。這樣的面容，代表著普遍的，同時又超越于人的存在。被這樣的眼睛直視，如同進入漩渦和黑洞，不由自主地來到了人生的背面。利用人偶這種古意盎然的東西殺人，是“本格”推理文學中不怕被用濫的“梗”。島田莊司的《占星術殺人事件》就是其中的“經典”。著名的推理漫畫《金田一少年探案》里，市松娃娃被擺成一排，用作真人的替代。每當人偶“被殺”——缺了胳膊，或少了腦袋，也就有一個真人被以同樣的手法殺害。在京極夏彥的《西巷說百物語》里，人形師之間的怨恨演變成了人偶大戰；連城三紀的《變調二人羽織》也同樣利用了與人偶相似的原理。至于三津田信三、綾辻行人這類從來熱愛“裝神弄鬼”的推理作家就更不必細說了。

日本人對人偶、面具及其故事的迷戀顯示了這樣一種集體意識：假的比真的更真實。從奈良、平安時代就作為皇家佛教祭祀一部分的戲劇形式的能樂就是如此。能樂面具是有靈魂的。能樂師上臺表演前，要對著面具祈禱。戴上面具之后，視覺陡然縮窄，表演者仿佛與外部世界相隔絕，只能寄身于面具-故事的世界；反過來說，觀眾所看到的，絕不僅僅是一個表情單調的面具：隨著演員身姿的變換與音樂、燈光的搭配，面具的表情在不斷發生微妙的變化，任情地表現出歡樂、憤怒或哀傷。而演出失敗的情況是常有的：只要在戴面具時角度不好，能樂師就會感到，他無法演出他所期待的那個表情。

人形凈琉璃。

同樣被譽為“國寶”的人形凈琉璃，實際上就是木偶劇。比起中國充滿玄意的皮影，凈琉璃同時合了西方式的實體和東方式的虛幻。人偶只有頭部和四肢，而內部則依靠人來控制：“主使”負責頭、表情和右手，“左使”負責左手，“足使”負責腿腳。這三位人偶技師身著黑衣，以示其并不應存在于舞臺上。從演出的劇目來看，它并不是給小孩子看的童話劇，而是與能樂和歌舞伎一樣演繹愛恨情仇的故事，包括皇族的兇殺、家臣與主上之間的義理、因強烈的怨恨而成魔的人們，以及殉情的男女。通過與觀眾之間的默契和共謀，一個超現實的場景誕生了：操縱者明明就在舞臺上，卻消失在我們的意識中，而人偶卻同時復活了：它們的喜悅、悲傷、憤怒和陰暗的內心世界形成了強大的氣場，比真人電影和3D動畫更能攝住觀者的心魂。

這種與觀眾之間的共識形成了更高級別的真實。如果正午的月亮是陰刻，那么這種共謀就是陽刻。陰與陽的義理之妙，使人造之物超越了人，凌駕于人，從而概括了整個“浮世”。這讓我們想到柏拉圖的“理念說”和巴贊所說的電影的原型：埃及墓葬中的面具和黑暗空間里逼迫我們集中于銀幕影像的電影有著同樣的心理起源——最終，所有的藝術都是關于復制的藝術，因為我們畢竟是莫名其妙地出現于世，開始塵勞的生活。對我們的內心，生物學的解釋并沒有太大的效果，藝術卻大顯其能。文學家非常清楚這其中的奧妙。谷崎潤一郎曾這樣解釋日本傳統的性別審美觀：《源氏物語》這類文學經典里的女子沒有個性，并不是古人情商低下所致。因為過去的男人并不會動情于個性或者肉體容貌之美。對他們來說，正像月亮總是同一個月亮一樣，女人也總是同一個女人。她們藏于陰暗房間的深處，身體隱于一層又一層的衣物之下（就像華麗的人偶），在黑暗中的男女相悅，只有微息、衣香、鬢發和肌膚的觸覺，一旦黎明來臨，一切都無影無蹤。在日本人眼中，像人形般永恒不變，那才是女人。正是在大約在同一個時代，三島由紀夫寫出了《假面的自白》，講他肉體和精神的美學，大概并不是巧合吧。

有趣的是，越是到了現代，這種古典主義的追求就越強烈：在東歐受過教育的藝術大師川本喜八郎把凈琉璃和能劇放到了動畫電影當中，西方式的超現實主義、二十世紀的革命激情和洋溢著“東洋的悲哀”的日本傳統故事，在這種形式當中竟能并行不悖。是的，沒有人比日本人更樂意發揮這種二重身的戲劇性。就連能樂這種經常表現妖怪的藝術形式也有它自己的妖怪——“能”也被列為“百鬼”之一，堂而皇之地列在室町時代的珍貴繪卷中。原來影子是可以無限繁殖的！動漫人物模型的延伸乃是真人cosplay，它是“人偶”意識的下一步，是超現實的現實：這一回，輪到真人模仿“人形”了。

在寫作此文的當天，筆者偶然聽到了廣播里武媚娘機器人和預備參加高考的機器人的消息。比起日本人滑稽與幽玄兼備的“人形”文化，在我們這里，人偶可能在科技與滑稽的單一路線上越走越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