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收藏著一對有特殊意義的印章，它見證著清朝兩位進士、也是兩位著名文人之間的友誼。

這對印章看上去比較簡陋，印章的印面分別為“丁未翰林”和“何道生印”，一枚印章的印身刻有“何可一日無竹  恨不十年讀書”，另一枚印章的印身刻有“星衍”二字。

顯然，這對印章的篆刻者為清代著名文人孫星衍，使用者是和孫星衍同年考中進士的何道生。

孫星衍(1753年—1818年)字淵和，號伯淵，陽湖(今江蘇武進)人。少年時就以文學見長，當時的著名文學家袁枚曾稱他為“天下奇才”，著名文人阮元曾聘他為“詁精經舍”教習及主講鐘山書院。 孫星衍于乾隆52年(1787年)中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嘉慶12年(1807年)任山東布政使。孫星衍博覽群書，以知識淵博名噪一時。他金石文字拓本，古鼎彝書畫，無不考其源委。他一生著述宏富，有《尚書今古文注疏》、《寰宇訪碑錄》、《周易集解》、《考注春秋別典》、《爾雅廣雅訓詁韻編》、《晏子春秋音義》、《金石萃編》、《史記天官書考證》、《建立伏博士始末》、《明堂考》、《續古文苑》、《平津館文稿》、《芳茂山人詩錄》、《倉頡篇》等存世。

何道生（1766年—1806年）字立之，號蘭士，山西靈石人。生于清乾隆31年（1766年），卒于嘉慶11年（1806年），享年僅41歲。他與孫星衍一樣，也是乾隆52年（1787年）進士，兩人按舊例稱為“同年”。他先后任工部主事、員外郎、郎中、山東道監察御史，后出任江西九江知府，以病告歸。不久后，又出任甘肅寧夏府知府，最后病死于任上。何道生當時詩名很盛，其詩疏爽雄健，出入昌黎、劍南之間，著有《雙藤書屋詩集》十二卷。

孫星衍與何道生不僅為同年進士，而且都曾在山東任職為官，想必會經常往來。也許，孫星衍就是在這段時間為何道生雕刻了這對印章，成為他們之間友誼的見證。

山東泰山著名的闕形方柱碑也有關于他們活動的記載。此碑位于岱廟西側，高275厘米，寬90厘米，厚82厘米。在其四側碑面上，分別刻有真、草、隸、篆、行5種書體的4則記事和 20首詩。上面4 則記事中兩條就分別與孫星衍和何道生有關。

其中一條是：“嘉慶二年二月癸酉，署按察使孫星衍來謁岱廟。泰安府知府金棨、運河同知黃易、陽湖楊元錫、錢唐江鳳彝同至。次日，宿登封臺，觀日出，始去。”此題刻刻于方柱碑南側，由孫星衍以篆書題寫。

另一條為：“嘉慶五年，青龍在涒欺，升枋。建卯之月，日次壬辰，巡際濟寧漕務。山東道監察御史、靈石何道生以閱宗至泰安，恭謁岱廟。同來者：靖江鄭錫琪。”此題刻也刻于方柱碑南側，系由時任山東道監察御史何道生以隸書題寫。

孫星衍不僅以學問廣博聞名，也以為人正直著稱。古玩界曾有一段佳話，說的是孫星衍不見和珅的故事。 和珅是乾隆時期的重臣，私人收藏之多之精，可說是空前絕后。孫星衍博覽群書，勤于著述。他曾居住在琉璃廠，經常與古董商、書商打交道，在鑒賞鐘鼎和碑碣石刻等方面有非常專業的知識。和珅知曉孫星衍看銅器有眼力，便想請他到府上來鑒別鐘鼎彝器。因為和珅雖然收藏22座大銅鼎，卻分辨不清哪件是商代的，哪件是周代的。和珅多次托人捎信邀請，但孫星衍始終沒去見他。

乾隆去世后，嘉慶帝即宣布和珅罪狀20款，責令其自殺，抄沒其家產，當時估值約8萬萬兩。其中最值錢的還是古玩、珍寶、首飾共計28000件。和珅被賜死抄家之后，人們問孫星衍：和珅把持朝政時，多次請你過府，為何不去？孫回答說：和珅乃貪贓枉法的小人，不懂金石學問，“道不同，不相為謀”。

作為清朝著名學問家，孫星衍也精于書法、篆刻，有不少作品流傳于世，頗受收藏家們的歡迎。2010年，他的一幅篆書對聯“莫放春秋佳日過，最難風雨故人來”，在北京一次拍賣會上以22.4萬元成交。他篆刻的印章、硯銘等也不時出現在拍賣市場，有的也拍出數萬元高價。據資料記載，孫星衍曾為人刻過一方“生于癸丑”印章，后被著名金石學家、收藏家張廷濟見到，在上面題刻了“字奇刀健，允推淵如杰作”的評語。

看來，孫星衍為何道生刻的這對印章很值得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