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炒房團曾名噪一時，但那個以個人資金撬動一地樓市的時代，或許已成為歷史。
這其中原因多樣而復雜。
首先是各地的限購政策，很大程度上增加了限購城市購房的成本和風險；其次購房成本在不斷上升，房價上漲，總價增加，資金占用加大；三是信貸政策趨嚴，首付比例提高，從銀行獲得貸款的便利程度較之前幾年大大降低。一旦能夠動用的金融杠桿降低，炒樓的吸引力便大大降低。
另外，不容忽視的是，在那些炒樓賺得盆滿缽滿的溫州人之外，也不乏被房產投資套牢的人，涉及個人資金可達上千萬元。
對于樓市投資，一筆簡單的經濟賬是，從1萬漲到2萬，實現了翻番；但要從4萬漲到8萬，才能實現翻番。也就是說，沒有足夠低的價格空間和足夠大的杠桿，溫州資金退畏之勢難擋。
這些資金從投入高、流動性低的樓市，涌入投資門檻低、流動性較高的金銀幣市場，是溫州資金投資的轉向。實業投資盡管依然艱難，但境外投資已然撕開一個口子。
隕落的江湖傳說
幾年前溫州炒房團的典型手法，就是高杠桿。
2008年后政府推出四萬億刺激政策，很多人可以從銀行輕松獲得貸款。彼時，也有不少人手上確實有大量現金可以支配。若以全額購房獲得產權證之后，一方面可以通過辦理大額信用卡進行套現，另一方面還可以將房產抵押，融資繼續投資。
另外的資金來源還有民間借貸。在溫州，民間借貸是極為普遍的一種融資方式，在2011年溫州爆發危機之前，較為規范的民間借貸月息約為一分五（年化18%）。頂峰時期，熟人之間的借貸金額可達上百萬，甚至上千萬元。
但隨著危機來臨，民間錯綜復雜的資金鏈斷裂；加之實體經濟艱難，民間借貸活躍度跌入谷底，目前遠沒有恢復元氣。隨著利率市場化發展，銀行貸款利率下降，目前民間借貸月息多為一分（年化12%）。
在G20召開前一個月，一個在杭州的90后朋友因看好杭州樓市，曾向溫州人趙大勝借錢，用于“掃蕩樓層”，承諾15%的固定年化收益。
“溫州的模式就是抱團，很多去外地炒樓的，都是親戚朋友一起，而且做生意可能就是一起的。”趙大勝在溫州做資金生意多年，游走于溫州的有錢人圈子。回憶起溫州炒房團的“光輝歲月”，他說，“他們按整層、整棟的買樓，后來發現還不如自己去蓋樓，就這樣做了開發商，但后面套住的也不少。”
作為溫州樓市觀察者，陳秋克說，2010年前后，溫州瑞安曾出現過一種合作“炒樓”手法。
A善于獲得樓市消息，但缺乏資金，以B的名義申請按揭貸款買房。雙方約定，B付首付款，A來還按揭貸款。如果房子漲價賣出，收益雙方五五平分；如果下跌，則B承擔所有損失（B為真正房主，可以選擇繼續月供，或者虧本賣出）。
“現在這種模式沒有了。誰有這個信心，房價會漲下去？2002年，我在城西買的房子單價6000元，兩個月后裝修時，就漲到了1萬2。那樣的漲法，才會有資金瘋狂進來。”
在陳秋克看來，這種模式已經死去。
“不要說溫州了，現在很多二三線城市房價上來得如此迅猛，已經不是民間分散的資金可以托起來的。開發商和房產中介以及大機構資金的合作越來越緊密，從開放商開盤出售到個人購房者之間已經建立起了屏障。”對于溫州資金在這輪房價上漲的角色，陳秋克說，抱團炒房的時代已經過去。
熱錢去哪兒？
趙大勝沒有離開過溫州的“錢”圈，不過今年他關張了自己的典當行。對于溫州本地的實體經濟發展，他已感到失望。“溫州現在搞的P2P，我敢說，有20%的融資是拿去經營企業就不錯了。”
陳秋克說，當前溫州民間借貸圈內，很大一部分是拿錢去“賭一把”。“不是說打牌這類賭博，而是以賭博的心態，投資一些風險特別高的項目。”
趙大勝發現，身邊興起了一股炒金銀幣的風潮，尤其是去年股市出現震蕩以后。
“炒房炒得最兇的一批人，現在套住的也不少。房價已經處于高位，不管未來漲不漲、怎么漲，對于投資來說占用資金太多，而且流動性差；股市又不行，所以有一些資金流到了金銀幣市場。”黃介紹道：“比如生肖紀念幣，羊年的紀念幣就漲得特別好，面值1塊錢的，最高漲到100多元，而且就在幾個月內。”
在溫州整體彌漫著“守業”氛圍的同時，境外投資逆勢走熱。
根據溫州市商務局的統計，2015年全市新批境外投資項目22個，增資項目2個，中方投資總額達9.4億美元，超過歷年總和。其中，17個項目位于“一帶一路”沿線。今年前兩個月實現對外投資4.74億美元，扣除大項目因素，境外投資同比增長91.9%。
溫州商人孫堅即為其中代表。
在溫州經濟全面陷入危機前的2011年，孫堅果斷關掉了原有6個工廠中的4個，調研足跡先后遍及埃及、孟加拉國、泰國、巴基斯坦和墨西哥，最終選擇在非洲建立陶瓷工廠。
值得一提的是，孫堅目前12億元的資金池，沒有一分來自銀行貸款，全是溫州商人熟悉的代持層級化集合資金池。
詳細結構是：5個合伙人為公司股東，按持股比例出資。但實際上，這5個合伙人的資金由多股大小資金匯集而成，也就是說，5個人實際可能代持了股份。其中孫堅作為控股大股東，持股60%，為公司的實際控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