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生產經營者而言，如果無法在生產技術和經營模式上取得持續性進步，會直接面臨生死存亡的威脅。就政府監管者而言，如果習慣性地用老套路來治理新問題，甚至為了維護部門利益或者行業壟斷利益而采取管制措施，很可能將那些潛在的創業創新扼殺。
關于自然人網店是否需要納入到強制工商登記范疇的話題，成為電商領域2016年開年爭議最大的事件。新近政策討論主張將自然人網店重新納入強制工商登記的范疇，以期藉此解決自然人網店的行業亂象（工商總局網監司：《自然人網店應辦理工商登記》，《中國工商報》，2016年1月11日第3版）。
電子商務不僅深刻地改變著傳統的商業模式、生活理念和學術話語，而且給政府主管部門的監管之術提供了新的啟示。自然人網店的法律監管問題便是一個很好的事例。
一方面，自然人網店的規模化發展催生了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社會商業文化， 讓大量小商販和廣大消費者從中受益。但另一方面，不少因自然人網店而生的違約和侵權問題（如假貨、侵犯支知識產權、遲延履行）在當前缺乏足夠的法律救濟手段和治理措施。這些事件的發生不僅影響了大量網民的消費信心，也阻礙了中國電子商務行業進一步高水平發展，包括在拓展國際市場時面臨障礙。
問題在于，除大眾輿論和道德教化之外，采用哪些法律監管措施才能切實有效地規范和治理自然人網店的交易行為？顯然，該問題并無唯一、確定答案。但大數據需要大智慧(9.790, 0.17, 1.77%)，行之有效的監管策略應當擺脫陳舊的單邊監管思路和框架，考慮和利用大數據時代的商業實踐特點，發揮政府主管部門、網絡交易平臺和社會自治團體的協同治理效應。
這里以近期公共決策中關于“自然人網店是否需要辦理工商登記”的討論為例，嘗試說明這一觀察。
《網絡交易管理辦法》（國家工商總局2014第60號令）第7條區分了“經營者”和“自然人”，并免除了自然人網店的工商登記義務，要求其向網絡交易平臺“提交其姓名、地址、有效身份證明、有效聯系方式等真實身份信息”即可。
但在筆者看來，這與之前交通運輸部的網絡約租車監管思路（以公司制出租車運營模式來管理私家專車）如出一轍。其不僅沒有準確認識網絡平臺交易的經濟運行機理，難以實現治理自然人網店亂象的初衷，而且還會徒增自然人網店經營的經濟成本。
當前各界對自然人網店存在問題的批評，大致與五項因素有關：一是通過信用炒作虛構網店商品的信用等級，誤導消費決策并降低消費信心；二是自然人網店的平臺注冊者與實際經營者身份不符，以至于難以準確定位責任人；三是自然人網店店主的法律責任財產過少，使得各類法律責任無法落實；四是“監管部門長期無法掌握相關主體信息”；五是“即便找到了違法經營者，也常常因為工商執法人員無權進入個人民宅而無法取證執法”。其中，后兩項因素與監管部門的監管活動直接相關，是其主張“自然人網店應當辦理工商登記”的兩大主要原因。
筆者認為，除第四項因素與“強制工商登記”政策之間存在表面聯系之外，其余因素與工商登記程序之間幾乎沒有正相關性。無論是現有的第三方交易平臺注冊登記制，還是要求他們額外辦理工商登記，都并非解決上述問題良方。相反，監管部門需要結合這一行業的特點，構想那些有現實針對性的制度性方案。例如，炒信現象是與消費者的網絡評價機制相伴而生的，是一種網絡空間現象。很難想象，炒信行為會因為工商登記要求而受到抑制，新聞曾曝出某知名自營電商平臺組織供應商炒作信用的問題就是明證。
關于網絡交易平臺的注冊人信息與實際經營者相分離的問題，可以大致分為兩類：一是被注冊者明知或者應知有人以其身份注冊和經營網店；二是身份信息被他人盜用。
關于第一類問題，強制工商登記程序有助于在心理上警示被借名者，讓其對借名行為更加謹慎，但并不能（也沒有必要）消除借名經營行為以及與此相關的問題。要想從根本上解決這類問題，需要讓被借名者與實際經營者對外承擔連帶法律責任，而不是加設一道工商登記程序。如此，既不會抑制那些有社會經濟價值的借名經營活動，又能夠讓被借名者作出審慎的商業決策。
關于第二類問題，嚴格的工商登記程序的確會產生實質性效果。但是，在手機實名制、通訊技術如此發達的今天，要求第三方交易平臺承擔驗明正身的義務并不是難事。關鍵在于，工商主管部門是否愿意協調金融、通信、公安和網信等其他相關部門，主動為第三方交易平臺履行這一義務提供技術便利條件。這樣既能夠確保平臺登記注冊信息的真實性，又可以免除自然人網店的雙重注冊負擔。
關于自然人網店店主的法律責任財產不足的問題，既可能是因惡意轉移資產所致，也可能是經營不善的結果。但無論如何，這并非自然人網店特有的問題，而是普遍性的信用維持問題。
對自然人網店而言，不太可能通過事前的工商登記程序來增加其社會信用。因為，無論自然人店主選擇登記為個體工商戶還是個人獨資企業，其都只面臨無限責任的限制，而無需滿足最低注冊資本金的要求。因此，在監管層面，這與目前的網絡交易平臺注冊模式之間并無差異。當然，未經工商登記的自然人無法獲得開設銀行賬戶等方面的便利，可視為市場交易主體的自主市場選擇事項。
與事前雙重注冊模式相比，監管部門把治理思路轉向基于事中監管和事后生態化的保障機制將是更加務實的做法。對事中監管而言，有必要建立一套網店店主乃至全民的信用檔案，根據失信程度對失信者施加禁入乃至對其它社會活動的限制措施，建立對網店經營者的行為約束。而事后生態化的保障機制，如賬戶安全險、運費險，以及消費者保證金，則以非常低的成本實現消費者權益的有效保護。
關于“工商執法人員無權進入個人民宅而無法取證執法”的問題，除非工商登記制度開歷史的倒車，一律禁止小微企業主將個人住宅設定為經營場所，否則，在第三方交易平臺登記注冊之外增設工商登記程序是無法解決這類問題的。
對于那些將個人住宅設定為經營場所的店主，監管部門當然可以依法要求進場調查取證。
關于監管部門所強調的“長期無法掌握相關主體信息”的問題，也完全沒有必要要求自然人網店另行辦理工商登記。就如監管部門已經初步認識到的那樣，如果未來的《電子商務法》對第三方交易平臺施加“向執法機關報送平臺內經營主體信息的義務，以及配合調查取證的義務”，前述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在這一點上，上海市交通運輸主管部門關于私家專車的措施提供了很好的啟示。其通過與網絡約租車平臺開展合作，共建了一套網絡約租車平臺信息共享系統，不僅有效掌握了與網絡約租車服務相關的各類信息，而且大大地節省了廣大私家車主的注冊登記成本。
相似地，如果監管部門能夠與第三方交易平臺展開協作，充分利用數據分析技術，搭建一個與網絡平臺交易相關的共享數據庫，不僅可以免除廣大自然人網店的雙重注冊負擔，而且還可以節省提供工商登記服務的公共財政負擔。
至于日益提高的網購消費品位和需求問題，同樣也沒有必要通過強制自然人網店升級為工商登記企業來滿足。畢竟，那些真正具有高品位的網購消費者通常是不會因為自然人網店的供給而降低消費品位的。即便如此選擇，那也是符合其消費需求和目標的市場選擇行為，沒有必要通過法律來強制改變。
在這個世界，我們最缺乏的不是商業交易和經濟發展的機遇，而是從業者和監管者的想象力。
對生產經營者而言，如果無法在生產技術和經營模式上取得持續性進步，則會直接面臨生死存亡的威脅。就政府監管者而言，如果習慣性地用老套路來治理新問題，甚至為了維護部門利益或者行業壟斷利益而采取管制措施，很可能將那些潛在的社會進步扼殺在搖籃中。
具體到自然人網店乃至整個網絡平臺經濟的監管之術，政府監管部門不僅需要調整之前的單邊監管思維，與網絡交易平臺展開積極互動與合作，通過制度構想去激勵網絡平臺的自我監管動力和能力；而且還要優化以事前監管為中心的監管定位，在注重設定事前準入標準的同時，注重對網絡交易活動事中監管和事后激勵，從而形成一套多維一體的有效監管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