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大知識產權侵權違法行為的懲治力度、實行侵權懲罰性賠償制度，這契合社會期許。（圖片來源：東方IC）

　　近年來，隨著國際品牌在國內市場的流行，本國民族品牌在國際市場碰到的發展問題也日益凸顯。

　　就當下看，對民族品牌的知識產權保護，還存在多個難點：如企業遭仿冒后難以維權。在正品被仿冒、生存空間被擠壓后，有些品牌方想要維權但不知道該找誰，單靠一家企業的能力也無法摸清市場上究竟有多少假貨、無法找到究竟是誰侵權。

　　再如，假冒商標行為違法成本仍偏低。根據相關司法解釋，幾乎所有的侵犯知識產權罪名的入罪標準均以“非法經營數額5萬元”或“違法所得數額3萬元”衡量。而違法所得數額難以確定，現實中執法部門往往以非法經營數額為入罪標準。

　　中國社科院大學的研究數據顯示，在司法實踐中，對于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處理有明顯的輕緩傾向：課題組對近6年的假貨犯罪相關罪名裁判文書分析發現，被判處拘役而適用緩刑的達48.5%，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而被判處緩刑的比例達60.19%。

　　近年來，國家層面已多次提出，要加大知識產權侵權違法行為的懲治力度、實行侵權懲罰性賠償制度，這契合社會期許。對此我提出幾點建議：

　　首先，適當降低入罪門檻，加大電子證據采信力度。要加大法律的威懾力、降低制售假者的再犯可能，就要改變目前的入罪標準“唯數額論”，綜合考慮制售假者的侵權次數等情節。

　　同時，在審理相應知產侵權案件時，還要加大對電子證據的采信力度。雖然在刑事上無法確認嫌疑人通過互聯網銷售的所有商品有多少為侵權假貨，當被侵權方提出民事賠償訴訟時，是否可以考慮由侵權方證明其所銷售的商品有正當渠道來源，均非假貨？否則就通過民事手段讓制售假者為無法通過刑事確認的違法所得付出代價。

　　再者，加大刑事處罰震懾力度，設立懲罰性賠償機制。在刑事處罰方面，建議明確設定適用緩刑的條件以限制適用緩刑，對累犯、慣犯從重處罰，提高法律的震懾效果。此外，建議取消倍比制罰金規定，提高罰金數額，設立更高的懲罰性賠償措施，真正“讓制售假者傾家蕩產”。

　　還有，推廣全社會共治打假模式。假貨是目前全球都面臨的社會問題。為民族品牌提升核心競爭力保駕護航，我們不僅需要在國內市場上盡最大努力擠壓制售假分子的生存空間，還要加強國際間的政府合作，尋求全球治理模式。

　　從國內市場來講，執法機關、品牌權利人、銷售市場平臺、消費者任何一方，都無法獨自解決問題，這更不是事后的刑事處罰能堵住的。執法機關需要依靠品牌權利人的鑒定報告，才能斷定涉案產品為假貨；品牌權利人則需要借助執法機關的執法權。而在互聯網高度發達的今天，電商平臺掌握了處理知產侵權行為、辦理知產侵權案件的相關技術能力及資源，社會各方的合作，缺一不可。

　　從國際市場來講，制售假行為的國際化要求加強國際間的政府合作。在數字經濟時代，我們更需要利用新技術、新模式去解決假貨這一社會問題，綜合協調社會相關方，搭建打假共治系統，充分發揮各方能力，加強政企合作，形成社會治理的強大合力，共同打擊侵權假冒違法行為，實現多元共治，最終形成知識產權多元保護體系。（作者：王偉，全國人大代表，上海紡織民盟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