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紀委8月27日公布了對廣電總局的專項巡視整改情況，其中提到堅決遏制“天價”片酬和明星炫富問題。一時間各中央媒體都開始批判明星的“天價”片酬，各路專家也開始指出“天價”片酬對行業的弊端。連全國人大也出來表示要立法遏制“天價”片酬。大家對“天價”片酬的討論無可厚非，但是如果要立法遏制就屬于本末倒置了。
“天價”片酬與行業畸形相互影響
十年前，中國廣播電視協會電視制片委員會曾通過《中國電視劇制作行業自律公約》向明星高片酬發出了宣戰。然而十年后再看，明星片酬不僅沒有下降，反而分化得更加極端，一線明顯動輒拿走制作經費的一半，而剛入行的新人往往只能拿到一個打包價。這種貧富差距的極端分化正是行業畸形導致的惡果。
但行業內也存在一種潛規則，那就是明星公開的價格與實際簽約的價格之間有很大差距。一般而言，經紀公司會根據明星的人氣有不同的報價，但是對于有強議價能力的制片人、導演或者制作公司，實際價格會低于報價，演員也需要考慮作品本身的質量，如果質量高，對明星的事業發展也有好處。而為了下一部劇的議價空間大，對外報一個高價也是潛規則之一。另外也有一種情況，那就是明星為了拒絕一部自己認為比較差的影視劇，故意報高價，孫紅雷曾經就這么做過，給對方開了一個不可接受的價格，但是對方不計成本地接受了，實際孫紅雷拍的這部電影確實也很爛。這也恰恰說明了目前影視行業的畸形，不求收益的資本熱錢進入，擾亂了市場。
有人用“天價”片酬導致行業畸形來批判“天價”片酬，然而實際上“天價”片酬與行業畸形是惡性循環，互為因果的關系，因為現有的行業的畸形，才導致對明星效應的依賴，一線明星奇貨可居，片酬自然水漲船高。而明星片酬占據制作經費的大頭，影視劇制作的其他投入如道具、服裝、后期、編劇上的投入就會減少，特別是編劇，在日韓以及好萊塢影視體系中占據核心地位的工種，在中國卻是可有可無的存在。名演員、名導演比名編劇要多得多。
目前中國影視劇行業存在一種撈快錢的現象，就是利用明星撈一筆，不在乎可持續性發展。在電視劇領域，由于播放平臺有限，每年制作超過一萬集的電視劇，很大一部分都未能實現播出，這導致電視劇之間的競爭十分激烈。如何在萬集電視劇中獲得電視臺影視劇采購人員的青睞，明星效應就十分重要，相聚于導演和編劇，有口碑保障的明星更多，特別是那種知名導演、編劇和明星都有的電視劇，那肯定會是未播先火，如《羋月傳》，有鄭曉龍、孫儷合作的《甄嬛傳》珠玉在前，《羋月傳》一開始就備受關注。
而在電影領域，相較于通過口碑慢慢獲得票房，明星的粉絲效應似乎更能保障票房，特別是在一些三、四線城市，小鎮青年只認明星。這也導致很多電影都會選擇當紅明星參與，利用他們的粉絲為電影買單，最終導致了目前中國電影市場爛片極多，佳片難尋，更為悲哀的是一些小成本制作的，質量極高，批判性和現實性更強的小眾電影在院線淪為炮灰。最終的是爛的越爛，好的也開始；爛了，特別是在所謂“國產電影保護月”中，由于缺乏好萊塢等國外影片的競爭，更是被稱為“國產爛片保護月”。
不是明星價格高，而是其他人報酬低
明星的“天價”片酬準確來說是市場的供求關系導致的，由于市場對明星的過分追求，明星的議價空間遠大于影視制作行業當中的其他工種。而要改變這種情況，最根本的辦法應該是提升其他工種的議價能力，特別是編劇的議價能力。
目前中國電視劇和電影制作中，編劇的地位并不太高，有時候是可有可無的一個工種，很多編劇連署名權都不一定能夠爭取到。但是在日韓和好萊塢等影視制作行業完善的國家，編劇的地位甚至超過了導演。特別是在韓國，韓劇編劇的權力比明星要大得多。在一周拍一集的情況下，編劇可以根據觀眾的反饋改變劇情走向。編劇對于自己的劇本有著說一不二的地位，中國影視劇當中那種明星動輒修改劇本的情況，在韓國鮮有發生，如果明星敢干涉編劇的創作，結果很可能是自己演的角色被寫死了。
在好萊塢有專門的編劇協會，專門負責編劇與制作單位商討編劇的工資報酬等利益問題。好萊塢影視行業標準幾乎就是全球標準，導演協會、演員協會和編劇協會等行業組織是各工種與投資商博弈的重要手段，而各協會之間也存在相互競爭的關系。其實很好理解，如果編劇爭取到了更好的權益，那么就意味著其他工種的權益會受到影響，就是在這種相互制衡下，各工種的薪酬待遇會維持動態平衡，固然明星會有很高的片酬，但是并不會影響到其他工種和制作費用的投入。
2007年至2008年，美國東部編劇協會（WGAE）與美國西部編劇協會（WGAW）發起的一場因編劇收入問題的罷工，開始于2007年11月5日，結束于2008年2月12日。而上一次在1988年的罷工工潮持續了21周零6天（153天）；保守計算，美國娛樂界至少損失5億美元。這一期間，很多美劇要么是新手編劇寫，質量堪憂，要么就是早早結束一季，避免損失。
比“天價”片酬更該管的是廣電總局的亂作為
作為目前中國影視劇制作的主管單位，廣電總局對目前影視市場的畸形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出臺一系列規定遏制明星的“天價”片酬固然能在短時間內改變這種怪現象，但是只要目前市場環境不變，管理制度不變，觀眾構成不變，一時的遏制只會帶來更大的反彈。
廣電總局十年來出臺了一系列行業規定，各種限制令層出不窮，最終導致的是制作空間極其有限，同類型電視劇之間的競爭接近惡性競爭的局面。2015年1月，廣電總局推行“一劇兩星”政策，國產電視劇從過去能在四家衛視同時播出變成如今只能同時兩家，這導致的結果是購買總費用減少，進而導致制作經費的下降。但實際的結果并如同一開始所認為的那樣，“一劇兩星”最終導致電視臺之間分化嚴重，有實力的電視臺購劇費用更高，而且為了保證質量，對有明星效應的電視劇更為偏愛，在選購電視劇時，不是首選故事，而是直奔明星。
近幾年，隨著互聯網視頻行業的發展，廣電總局作為視聽內容的主管單位越來越出現保守甚至倒退的趨勢，對于互聯網視頻行業的管理按照舊有的廣播電視的管理模式進行管理。但無論是對電視智能盒子的封殺，還是對互聯網視頻內容采取同一標準審查，本來可以根據龐大的用戶數據來針對性定制影視節目，就因為審查標準的一致，用戶行為比不上政府行為。
立法遏制“天價”片酬是不良示范
明星“天價”片酬現象不是現在才有，遭遇詬病也不是中紀委巡視之后才出現的，而是一直存在行業內部，但是由于市場環境和管理體制所限，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的改善。對于這個問題的討論或許是一個契機，讓行業開始正視這個問題，讓明星開始思考這一問題對行業帶來的影響而進行自我限制。但是全國人大出來說要立法遏制“天價”片酬就十分不妥了。
明星“天價”片酬是市場的結果，是明星的地位和勞動所獲取的合法收入。誠然“天價”片酬帶來貧富分化的情況需要政府的重視，但是政府對于貧富分化的遏制不應該是直接針對高收入群體的收入數量限制，政府沒有權力在一次分配當中限制公民獲取一定量的合法的勞動報酬。
在一次分配當中，政府遏制貧富分化的手段只可能是稅收，通過各種所得稅，提低，擴中，限高。政府可以對高收入征收高稅收，但政府不應該說某位公民只能拿多少收入，就算明星稅后拿到1個億，只要照章納稅，不偷稅漏稅，政府無可置喙。而如果僅僅只是因為稅制的漏洞而讓明星獲得不符合市場的收入，要管的不是明星而是稅制以及稅務部門本身。而在二次分配中，政府也只能通過稅收鼓勵，讓高收入群體將收入的一部分用于慈善以及其他轉移支付項目，讓社會從中獲益，而不應該是直接管制。
而如果明星的“天價”片酬需要立法遏制，那等于是給政府有對公民收入設定了一個“最高指導價”限額。今天可以遏制明星片酬，明天就可以限制資本的收益，后天就可以限制勞動的成本。這種數量限制就是對公民超量收入的直接否定。如果僅僅因為是明星“天價”片酬遭遇詬病就需要遏制，那么王健林這樣隨隨便便就完成一個億的小目標的首富群體要不要遏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