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新時代中國社會治理理論

作者：徐漢明，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國家治理學院教授。

來源:《中國法學》202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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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習近平總書記系統闡述的社會治理理論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具有原創性貢獻的內容。社會發展轉型時期諸多矛盾、社會治理呈現出的階段性特征、應對國際風險與構建全球治理體系為其形成發展提供了內生動力、現實基礎，注入了時代要素。這一理論科學回答了什么是、為什么以及怎么樣推進中國式社會治理現代化，涵蓋根本保證論、根本宗旨論、工作布局論、治理格局論、治理動力論、治理主體論、基本原則論、治理體系論、民主協商論、依法治理論、網絡綜合治理論、基層治理論、城市治理論、全球治理體系變革論等系列觀點，呈現出實踐性、科學性、時代性的鮮明特色。這一理論是馬克思主義關于國家和社會管理、國家與法基本原理在新時代的繼承和發展，是持續創造社會長期穩定奇跡，保障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行動指南，也是加快建設社會治理法學新興學科“三大體系”的根本指導。

關鍵詞：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習近平法治思想；社會治理；社會治理現代化

目  次

一、新時代中國社會治理理論形成發展的時代背景

二、新時代中國社會治理理論的核心要義

三、新時代中國社會治理理論的鮮明特征

四、新時代中國社會治理理論的時代價值

五、結 語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在法治軌道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內在地合乎邏輯地包含著中國式社會治理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的戰略目標是到21世紀中葉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不僅包括經濟發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生態良好，而且包括以社會建設、社會公正、社會和諧，“一體建設”法治社會為主要內容的社會文明。這意味著推進中國式社會治理現代化，為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提供社會公正、國泰民安的社會環境，既是重要任務，也是重要保障。回顧黨開創中國式現代化百年奮斗的偉大征程，黨始終把人民當家作主、激發社會發展活力、保障人民權益、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保持社會穩定作為立黨立國、治國理政的重大任務，創造了經濟高速發展、社會長期穩定、人類減貧史和城市群快速崛起的奇跡。習近平總書記系統闡述的社會治理理論作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內容，是對中國共產黨領導全體人民開展社會治理現代化、全面依法治國等偉大實踐的理論升華與科學總結，不僅提出了一系列原創性概念、命題、觀點，形塑出具有主體性原創性的知識體系，而且展現出理論與實踐雙重面向的科學理性，不斷釋放出磅礴的制度偉力與巨大的理論效能。

一、新時代中國社會治理理論形成發展的時代背景

（一）社會發展轉型時期諸多矛盾為新時代中國社會治理理論之形成發展提供了內生動力

“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前途命運的關鍵一招。”黨領導億萬人民適應經濟全球化發展與國際風云變幻的新形勢，制定“三步走”的發展戰略，進行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領域的改革，極大地調動了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增強了社會發展活力，解放和發展了社會生產力，開啟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中國于20世紀70年代初恢復了聯合國合法席位；于80年代初恢復了國際金融組織的合法席位；于90年代初加入了國際互聯網組織；于21世紀初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實現了從封閉半封閉向全方位開放的歷史性轉變，大踏步地追趕上了經濟全球化的時代步伐。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推進，社會變遷呈現出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思想觀念深刻變化的狀態，社會風險與挑戰的復雜性、易變性、不確定性逐漸增強。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直面社會轉型期社會矛盾凸顯難題，創新社會治理體制機制、激發社會發展活力，更加注重聯動融合、開放共治，更加注重民主法治、科技創新，提高社會治理現代化水平，將建設更高水平平安中國置于改革與法治“雙輪驅動”戰略布局之中，提出了一整套社會治理理論體系、實施方略、制度安排及其具體進路。

（二）社會治理呈現出的階段性特征為新時代中國社會治理理論之形成發展提供了現實基礎

社會急劇轉型變遷帶來新的社會矛盾與治理難題，對創新社會治理，實現社會公正，人民安居樂業，國家長治久安，建設更高水平平安中國，在法治軌道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提供國泰民安的社會環境提出了新的時代課題。精準地分析社會治理階段性的特征，尊重社會治理規律，制定和完善符合時代需求的治理方略、公共政策、法治體系并有效貫徹實施，是破解社會治理難題，著力維護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增加和諧因素，增強社會發展活力，推進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21世紀以來，我國社會治理呈現出階段性特征：（1）國家安全領域。一些國家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的戰略圖謀加速推進，精心策劃與編造所謂的“涉疆”“涉藏”“涉港”人權問題，從政治、經濟、貿易、科技、教育、人文交流等方面對和平崛起的中國極限施壓，企圖阻斷中國式現代化進程、阻礙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不可逆轉之勢。（2）公共安全領域。新型網絡犯罪持續易發高發，跨國犯罪明顯增多，黃賭毒、盜搶騙、食藥環等犯罪嚴重侵害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嚴重危害公共安全。傳統預測預警、防范化解體制機制既難以應對國際風險的滲透性、沖擊力與破壞力，又難以應對國內風險外溢性破壞力的挑戰。（3）公共管理服務領域。有的執法、司法人員在履職過程中褻瀆職權、知法犯法、徇私舞弊、貪贓枉法，甚至有的充當黑惡勢力的“保護傘”，激化社會矛盾。（4）網絡空間治理領域。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數字時代推動社會發展、讓老百姓獲得更多“數字權益”與“數字福利”的同時，網絡侵權、網絡壟斷、電信網絡詐騙等成為網絡空間治理的“飛地”。（5）基本“公共品”供給領域。隨著城鎮化進程加速，大量農村居民進入城市生活，教育、醫療、衛生、勞動、就業、住房、保險、養老、救助、救濟等“公共品”服務精準化、均等化供給壓力增大。同時，這些新的城市居民公平獲得基本公共服務的相關保障不到位，由此引發的矛盾和訴求增多，成為城市治理的棘手問題。這些為新時代中國社會治理理論之形成發展提供了實踐需求。

（三）應對國際風險與構建全球治理體系為新時代中國社會治理理論之形成發展注入了時代要素

波譎云詭的國際新形勢和前所未有的外部風險挑戰使得人類社會發展又一次站在十字路口，經濟全球化與逆全球化博弈日趨劇烈，國際政治經濟格局呈現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樣態。一是被美西方國家裹挾的高科技呈現風險不確定性與不可控性。以數字技術為代表的高科技不僅僅是第一生產力的典型表現形態，而且仍然與馬克思主義所揭示的科學技術被捆綁的資本本質及其預判帶來的“波及效”一樣，自由資本主義的本質不僅僅在于對勞動剩余價值的剝削，而且在于通過運用機器等科學技術來增加其物質財富。二是科技風險與現代社會其他風險交錯互織的突出特點是，社會風險呈現出跨國性、跨領域性與超強專業性、超新技術性、超大體量、超微結構緊密聯系的特征，其運行則呈現出系統性、規范性、嚴密性、程序性。這使得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的界限難以判明與區分，而應對處置的手段需多樣與有效。三是數字技術衍生出社會風險高頻次性與不可控性，導致社會結構的深刻變動并重塑著現代社會的內在結構，甚至影響世界政治格局的變化，沖擊乃至重塑國際秩序。四是全球風險治理的復雜性與易變性帶來防范處置的難度增大，使其效果呈現不確定性。隨著新興市場國家整體性興起，與美西方大國的競爭博弈日趨激烈，推動原本“一超多強”的國際政治格局與國際秩序復雜變化，國際風險的外溢性與輸入性、突發性與破壞力前所未有，而以美西方為主導的傳統全球治理體系難以有效回應。新時代新征程，有效防范和應對處置數字時代各種重大風險，對于中國共產黨人提高執政能力、開創中國式社會治理現代化新道路，既是挑戰也是機遇。在數字經濟時代迅猛發展與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的大背景下，中國共產黨人面臨新的世紀性大考，必須交出滿意的時代答卷。新時代中國社會治理理論契合了時代發展大趨勢，回答了治理實踐新要求，順應了人民新期待，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治理理論與實踐的結晶，為開創中國式社會治理現代化新道路提供了長期基本遵循。

二、新時代中國社會治理理論的核心要義

新時代中國社會治理理論之形成和發展集歷史邏輯、制度邏輯、理論邏輯、時代邏輯于一體，具有豐富的科學內涵。其核心要義可概括為以下十四個方面。

（一）根本保證論：堅持黨對社會治理的全面領導

在中國廣袤的大地上，面對不同地域和不同的領域，為什么我國能保持長期穩定，根本的一條就是我們始終堅持共產黨領導。黨的領導不僅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之魂，是開創中國式社會治理現代化新道路之根本，是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義，也是新時代中國社會治理理論的核心命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是黨和國家的根本所在、命脈所在，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一個系統工程，是國家治理領域一場廣泛而深刻的革命，必須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三者有機統一；堅持黨領導立法、支持執法、保證司法、帶頭守法，健全黨領導全面依法治國的制度和工作機制。堅持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和平安建設最根本的保證。關于中國式社會治理現代化，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持續推動社會治理重心下移，構建黨組織領導的共建共治共享的城鄉基層治理格局；依靠基層黨組織的加強和延伸、創新，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要加強和創新鄉村治理，建立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現代鄉村社會治理體制。這要求我們必須善于發揮黨集中統一領導的政治優勢，把黨的領導貫穿到社會治理各方面各環節全過程，在黨的領導下完善多元主體分工合作的社會治理體制。

（二）根本宗旨論：堅持人民主體地位，以人民為中心

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必須始終堅持人民主體地位。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國家的名稱，我們各級國家機關的名稱，都冠以‘人民’的稱號，這是我國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基本定位。我國國家制度深深植根于人民之中，能夠有效體現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權益、激發人民創造力。”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抓住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不斷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朝著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不斷邁進”。必須深刻認識到人民群眾是歷史發展和社會進步的主體力量，要緊緊依靠人民創造歷史偉業；堅持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充分發揮廣大人民群眾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不斷把為人民造福事業推向前進。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隨著時代發展和社會進步更加強烈，人民對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新要求新期待不斷增長，我們必須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不動搖，想人民之所想，從解決人民“急難愁盼”最關切的問題入手，維護人民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三）工作布局論：統籌推進社會體制改革與建設法治社會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始終把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建設平安中國置于改革與法治“雙輪驅動”戰略下，明確法治社會是構筑法治國家的基礎，國家安全是民族復興的根基，社會穩定是國家強盛的前提，統籌推進社會體制改革與建設法治社會。（1）目標任務方面。緊緊圍繞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促進共同富裕，加快形成科學有效的社會治理體制，推進多層次多領域依法治理，提高社會治理法治化水平，確保社會既充滿活力又和諧有序。明確創新社會治理，必須著眼于維護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諧因素，增強社會發展活力，提高社會治理水平，全面推進平安中國建設，維護國家安全，確保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2）基本原則方面。深化社會體制改革、建設法治社會都必須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充分發揮黨統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作用，鼓勵社會各方參與，確保改革取得成功。堅持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推進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體系現代化、建設法治社會。（3）實施方式方面。堅持系統治理、依法治理、綜合治理、源頭治理；深化基層、行業依法治理，發揮社會規范在社會治理中的積極作用；深化政社分開管理體制改革，重點培育和優先發展行業協會商會類、科技類、公益慈善類、城鄉社區服務類組織，激發社會組織活力；健全涵蓋食品藥品安全、安全生產、社會治安防控等在內的公共安全體系；加大依法管理網絡力度；善于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化解社會矛盾、強化道德約束、規范社會行為、調節利益關系、解決社會問題。

（四）治理格局論：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會治理格局，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

社會治理格局是社會治理秩序的一種結構性關系，它在實現社會治理目標與提升社會治理能力中發揮著基礎性作用。一方面，習近平總書記從堅持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維度，指出須多謀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憂，在發展中補齊民生短板、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在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斷取得新進展，保證全體人民在共建共享發展中有更多獲得感，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另一方面，打造共建共治共享格局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各領域，國內治理與國際治理各方面，涵蓋保障新發展格局、重大風險防控、網絡治理、食品監管、全媒體融合、城鄉治理等社會治理各方面全過程，必須秉持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通過采取各種風險防控的精細化措施提高風險防范意識和能力，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社會治理體系，著力打造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

（五）治理動力論：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確保社會既生機勃勃又井然有序

國家和社會治理是一門科學，管的太死，一潭死水不行，管的太松，波濤洶涌也不行，要講究辯證法，處理好活力和秩序的關系，不能簡單依靠打壓管控、硬性維穩，還要重視疏導化解、柔性維穩，注重動員組織社會力量共同參與、發動社會一起來做好維護社會穩定工作。一方面，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出發點，其根本要義是更好地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等生產要素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讓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另一方面，改革開放是一個系統工程，必須堅持全面改革，在改革協同配合中推進，必須更加注重各項改革相互促進、良性互動，把推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各方面改革開放有機銜接起來，把推進理論創新、制度創新、科技創新、文化創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創新有機銜接起來，形成推進改革開放的強大合力。這不僅要求發揮政府主導作用，做到有所為有所不為，而且要求發揮社會力量在管理社會事務中的作用，讓社會各方面參與，形成合作共治、良性互動的局面，確保社會既生機勃勃又井然有序。

（六）治理主體論：構建黨全面領導下的社會共治體系

推進中國式社會治理現代化需要全面發揮社會治理主體作用，構建黨全面領導下的社會共治體系。一是堅持黨對社會治理的統一領導。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我國憲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確認了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確認黨在國家政權結構中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核心地位，為我們黨長期執政提供了根本法律依據。二是推動人大、政府、政協、監察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人民團體、企事業單位、社會組織等在黨的統一領導下協調行動、增強合力。三是發揮政府在社會治理中的主導作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政府要全面正確履行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職能，努力做到不越位、不錯位、不缺位。四是重視人民群眾、社會組織的主體作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參與社會治理，鼓勵和支持企業、群團組織、社會組織積極參與，調動群眾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探索建立可持續的運作機制，推進基層社會治理創新。

（七）基本原則論：堅持問題導向，把專項治理、系統治理、綜合治理、依法治理、源頭治理有機結合起來

創新社會治理、平安建設貫穿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各方面全過程，是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體現的是系統治理、依法治理、源頭治理、綜合施策，要堅持系統治理、綜合治理、依法治理、源頭治理原則，努力解決深層次問題，著力建設平安中國，確保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國家長治久安。要堅持問題導向，把專項治理和系統治理、綜合治理、依法治理、源頭治理結合起來。要完善社會治安綜合治理體制機制，加快建設立體化、信息化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堅持系統治理，加強黨委領導，發揮政府主導作用，鼓勵和支持社會各方面參與，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自我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堅持依法治理，加強法治保障，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化解社會矛盾。堅持綜合治理，強化道德約束，規范社會行為，調節利益關系，協調社會關系，解決社會問題。堅持源頭治理，強調標本兼治、重在治本，以網格化管理、社會化服務為方向，健全基層綜合服務管理平臺，及時反映和協調人民群眾各方面各層次利益訴求。習近平總書記要求黨政領導尤其是中央政治局須增強系統治理、依法治理、綜合治理、源頭治理的意識和能力，著力增強把方向、謀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國家治理綜合能力。

（八）治理體系論：創新社會治理體制，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治理體系

深入闡述中國特色社會治理體系的內涵與外延，型構中國式社會治理體系的整體架構，是新時代中國社會治理理論的鮮明特色。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治理體系，“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治理之路，善于把黨的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優勢轉化為社會治理優勢，著力推進社會治理系統化、科學化、智能化、法治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治理體系涵蓋國家安全、社會治安防控、公共安全應急管理、生態空間治理、網絡空間治理、基層社會治理、國內治理與國際治理統籌等各個方面。一方面，要始終把維護國家安全貫穿于黨和國家工作各方面全過程。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增強憂患意識，做到居安思危，是我們治黨治國必須始終堅持的一個重大原則”，要求把保證國家安全作為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團結帶領人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頭等大事。要樹立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發展格局理念，加快建立國家安全體系，增強維護國家安全能力。另一方面，要型構具有“中國之治”特色的社會治理體系，即健全基本公共服務保障體系、立體化信息化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公共安全體系、突發事件應急體系、生態空間治理體系、網絡綜合治理體系；完善村（居）社區治理體系，共建共治共享共同體的運行體系；健全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三調聯動”工作體系，完善社會矛盾糾紛多元預防調處化解綜合機制。

（九）民主協商論：推進社會治理全過程人民民主，提升政治協商制度在社會治理中的效能

民主協商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重要方面，具有大團結大聯合、共同凝聚民族復興偉業民心民力民智的制度優勢。我們走的是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人民民主是一種全過程的民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中國社會主義制度下，有事好商量，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找到全社會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約數，是人民民主的真諦。”必須完善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政治協商制度，展現我國新型政黨制度優勢，發揮人民政協民主效能，統籌推進政黨協商、人大協商、政府協商、政協協商、人民團體協商、基層協商以及社會組織協商，構建程序合理、環節完整的協商民主體系，共同構成中國特色民主協商制度體系。唯有如此，才能形成“堅持大團結大聯合，動員全體中華兒女圍繞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一起來想、一起來干”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

（十）依法治理論：在法治軌道上推進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法治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需要法治保障。一方面，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社會治理領域立法列入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重點工程，領導和推動立法機關加強和規范公共服務，完善國家安全、網絡安全、教育、就業、收入分配、社會保障、醫療衛生、食品安全、扶貧、慈善、社會救助、社區矯正以及婦女兒童、老年人、殘疾人合法權益保護等方面的法律法規，取得顯著成就。另一方面，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治理道路，推進全面依法治國，以法治保障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加強重點領域、新興領域、涉外領域立法，統籌推進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以良法促進發展、保障善治”。公職人員尤其是擔任領導職務的“關鍵少數”須對法律懷有敬畏之心，帶頭依法辦事，帶頭遵守法律，在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防范風險中善于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提高依法治理能力和水平。要采用多種形式引導廣大群眾自覺守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靠法，深化基層依法治理，把法治建設建立在扎實的基層基礎工作之上，推動全社會形成良好的法治環境。

（十一）網絡綜合治理論：形成黨委領導、政府管理、企業履責、社會監督、網民自律等多主體參與的綜合治網格局

以互聯網為代表的高科技作為生產力諸要素中最活躍的因素，正改變著人類的時間軸、空間軸和思想維度，不僅引領社會生產新變革、創造人類生活新空間、拓展國家治理新領域，而且極大地提高了人類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針對數字時代遭遇的“數字赤字”“數字人權”“數字服務”等治理難題，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推進“互聯網+教育”“互聯網+醫療”“互聯網+文化”，不斷提升公共服務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水平。針對互聯網違法亂象，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網絡空間不是“法外之地”，要堅持依法治網、依法辦網、依法上網，讓互聯網在法治軌道上健康運行。針對網絡安全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掌控網絡意識形態主導權，就是守護國家的主權和政權”，必須牢牢把握網絡空間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在此基礎上，建立起涵蓋領導管理、正能量傳播、內容管控、社會協同、網絡法治、技術治網的網絡綜合治理體系，構建黨委領導、政府管理、企業履責、社會監督、網民自律等多主體參與的網絡綜合治理格局。

（十二）基層治理體系論：提高社會治理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專業化水平

基層強則國家強，基層安則天下安。習近平總書記圍繞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出了一系列原創性觀點，主要包括：（1）黨對基層治理的全面領導方面。要加強黨的領導，推動黨組織向最基層延伸，健全基層黨組織工作體系，為城鄉社區治理提供堅強保證。（2）基層政權治理能力方面。只有把基層黨組織建設強、把基層政權鞏固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基才能穩固。要加強基層基礎工作，加強基層政權治理能力建設，在提高基層治理能力上下更大功夫，全面提升社會治理科學化、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水平。（3）完善基層群眾自治制度方面。要健全村（居）民自治機制，增強其組織動員能力。“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是實現鄉村善治的有效途徑。”堅持好發展好新時代“楓橋經驗”，完善正確處理新形勢下人民內部矛盾的有效機制，使之在服務群眾、化解矛盾等工作中發揮更大效能。推動社會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把重大矛盾風險化解在市域，把小矛盾小問題化解在基層，把大量糾紛化解在訴訟前，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治理之路。

（十三）城市治理論：加快開創中國式城市治理現代化新道路

關于中國式城市治理現代化，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一系列原創性觀點：（1）治理重心方面。城市建設必須把讓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資源留給人民。要堅持廣大人民群眾在城市建設和發展中的主體地位，探索具有中國特色、體現時代特征、彰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的超大城市發展之路。（2）治理目標任務方面。城市規劃、建設、管理都要堅持高起點、高標準、高水平，落實世界眼光、國際標準、中國特色、高點定位，建設和諧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現代化城市，提高新型城鎮化水平。（3）安全運行方面。“要健全城市抗震、防洪、排澇、消防、應對地質災害應急指揮體系，完善城市生命通道系統，加強城市防災避難所建設，增強抵御自然災害、處置突發事件和危機管理能力，形成全天候、系統性、現代化的城市運行安全保障體系。”（4）文化建設方面。必須保護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延續城市歷史文脈，保留中華文化基因，明確要求“城市建設，要讓居民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5）管理人才隊伍建設方面。社會治理是一門科學，要著力提高干部素質，把培養一批專家型的城市管理干部作為重要任務，用科學態度、先進理念、專業知識去建設、管理城市。

（十四）全球治理體系變革論：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和建設，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面對國際逆全球化、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抬頭，局部沖突頻發，和平赤字、發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恃強凌弱、巧取豪奪、零和博弈等霸權霸道霸凌行徑，習近平總書記立足于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為人類謀進步、為世界謀大同，以“國之大者”的政治智慧，提出了一系列觀點：（1）統籌國內治理和國際治理兩個大局方面。習近平總書記作出“我國對世界的依靠、對國際事務的參與在不斷加深，世界對我國的依靠、對我國的影響也在不斷加深”的重大判斷，提出我們參與全球治理的根本目的，就是服從服務于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基礎的國際關系基本準則。（2）推進全球治理體系變革和建設方面。要推動全球治理體制向著更加公正合理方向發展，為我國發展和世界和平創造更加有利的條件，不管全球治理體系如何變革，我們都要積極參與，發揮建設性作用，推動國際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為世界和平穩定提供制度保障。（3）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方面。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也是聯合國的崇高目標。中國的立場是“要堅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不斷改革完善全球治理體系，推動各國攜手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

三、新時代中國社會治理理論的鮮明特征

新時代中國社會治理理論蘊含著深邃的公理、政理、法理、哲理價值，構成了體系完備、內涵豐富、具有鮮明哲學面向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理論體系，呈現出鮮明的實踐性、科學性和時代性。

（一）實踐性

“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的實踐。實踐的觀點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觀點。”習近平總書記創造性地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運用于現代化建設的豐富實踐，體現了其“知”“行”“意”的有機統一，蘊含著實踐智慧、實踐力量與實踐勇氣的獨特品質，彰顯了求真務實的實踐思維。新時代中國社會治理理論是根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宏大實踐之理論升華的標識性成果，萌發于黨的十八大之前習近平總書記在長期領導實踐中的創造性探索，成熟定型于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推進的社會治理現代化偉大實踐。

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之初，時任正定縣委書記的習近平同志認識到社會穩定對于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保障作用，領導全縣開展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法網、安全保衛網、法制宣傳教育網，維護社會治安競賽的“三網一賽”，實現了正定由“亂”到“治”的根本轉變，為改革和發展提供良好社會環境進行了開探性試驗。在廈門工作期間，習近平同志率先探索漳州110報警，提出有警必接、有難必幫、有險必救、有求必應“四有”目標，成為全國最早推行警務機制改革的先行者。在寧德工作期間，提出“三進下黨”“四下基層”工作法，統籌推動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建設。在福州工作期間，提出“進萬家門、知萬家情、解萬家憂、辦萬家事”。在福建工作期間，在全國首次提出“數字福建”“生態福建”發展戰略規劃，領導和推動作出《中共福建省委關于依法治省的決定》，推動省人大常委會作出關于依法治省的決議，制定出臺食品安全專項治理、社會治安管理、社會矛盾化解、社會綜治等系列舉措，全面保障一方平安。在浙江工作期間，習近平同志創造性地貫徹黨中央系列戰略決策，系統思考和回答東部地區率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長煩惱”，制定浙江“八八戰略”，首次提出統籌省域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建設和“金山銀山”生態發展的發展格局；將“平安浙江”“法治浙江”納入“騰籠換鳥”“鳳凰涅槃”的經濟增長方式改革之中；詮釋“平安浙江”是涵蓋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各方面寬領域、大范圍、多層面的大“平安”；提出“法治浙江”“最根本的是把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公平正義是社會主義法治的價值追求，和諧社會本質上是法治的社會；領導和推動出臺《中共浙江省委關于建設“平安浙江”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的決定》《中共浙江省委關于建設“法治浙江”的決定》。在上海工作期間，習近平同志提出超大城市“全面依法治市”理念和若干舉措，探索走出一條符合特大城市特點和規律的社會治理路子。

2008年至2011年，習近平同志以黨和國家領導人寬闊視野與豐富經驗觀察思考和處理全局性社會管理創新問題，從正確認識社會管理和群眾工作的辯證統一關系，準確把握新形勢下群眾工作的新情況新特點，從努力解決好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出發，指出黨的基層組織和基層干部是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做好群眾工作最基本、最直接、最有效的力量，是我們黨執政為民最為重要的組織基礎，要求在繼承和運用以往群眾工作有效做法的基礎上不斷創新方式方法，幫助基層干部不斷提高新形勢下群眾工作能力。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將“社會體制改革”“創新社會治理”“一體建設法治社會”“建設更高水平平安中國”統籌納入“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作為改革與法治“雙輪驅動”戰略頂層設計與強力實施的切入點。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委員會）、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網絡安全與信息化領導小組（委員會）召開的重大會議涉及“深化社會體制改革”“創新社會治理”“平安建設”“一體建設法治社會”“生態空間治理”“文化大繁榮大發展”“網絡科技”等重大議題數十次，直接關系“國家安全、公共安全、應急管理”“市域治理”“基層治理”“網絡綜合治理”等具有社會治理現代化頂層制度設計的重大事項百余件。這為構建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社會治理體系，發展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治理制度，開創中國式社會治理現代化新道路提供了實踐依據。

（二）科學性

“對每一個原理都要歷史地，都要同其他原理聯系起來，都要同具體的歷史經驗聯系起來加以考察”，這啟示我們對待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要采取實事求是、客觀辯證的科學態度。新時代中國社會治理理論之特質在于堅持以事實為依據、以規律為遵循，創造性地把唯物辯證法運用于治國理政、社會治理、平安建設領域，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原創性的辯證范疇，彰顯了其理論品質的科學性：（1）民主與專政的關系。民主與專政相互依存，民主是專政的基礎，專政是民主的保障，共同體現國家的性質。關于民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民主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始終不渝堅持的重要理念”，強調“我們在工作中要正確區分和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依法打擊孤立極少數、團結教育挽救大多數，最大限度擴大教育面、縮小打擊面、減少對立面。對人民內部矛盾，要善于運用法治、民主、協商的辦法進行處理。對敵我矛盾，既要旗幟鮮明、敢于斗爭，穩準狠打擊敵人、震懾犯罪，防止養癰遺患，又要講究謀略、巧于斗爭，有效爭取輿論、贏得人心，防止授人以柄”。（2）活力與秩序的關系。活力與秩序是社會治理的兩個目標，從來就不是一對非此即彼或此消彼長的矛盾關系，而是有機的統一體。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個現代化的社會，應該既充滿活力又擁有良好秩序，呈現出活力和秩序有機統一”“要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實現政府治理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要加強和創新基層社會治理，使每個社會細胞都健康活躍”“更加注重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3）發展與安全的關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安全是發展的前提，發展是安全的保障，安全和發展要同步推進”，強調“統籌發展和安全，增強憂患意識，做到居安思危，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一個重大原則”，明確要求“全面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必須堅持統籌發展和安全兩件大事，既要善于運用發展成果夯實國家安全的實力基礎，又要善于塑造有利于經濟社會發展的安全環境”。要統籌發展和安全，全力戰勝前進道路上各種困難和挑戰，依靠頑強斗爭打開事業發展新天地。（4）國家安全與社會穩定的關系。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國家安全是民族復興的根基，社會穩定是國家強盛的前提。必須堅定不移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把維護國家安全貫穿黨和國家工作各方面全過程，確保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要圍繞影響群眾安全感的突出問題，履行好打擊犯罪、保護人民的職責，不斷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堅持安全第一、預防為主，完善公共安全體系，提高防災減災救災和急難險重突發公共事件處置保障能力。（5）政策與法律的關系。政策與法律是黨領導治國理政、國家安全、社會治理、平安建設的兩種重要依據，正確處理政策與法律的辯證關系事關國家治理全局和長遠發展。基于此，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黨的政策和國家法律都是人民根本意志的反映，在本質上是一致的，提出正確處理黨的政策和國家法律的關系，強調政法工作要自覺維護黨的政策和國家法律的權威性，確保黨的政策和國家法律得到統一正確實施。（6）法治與德治的關系。習近平總書記精準闡述了法治與德治在治國理政、國家安全、社會治理、平安建設中的辯證關系，指出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內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規范社會行為、維護社會秩序的作用，沒有道德滋養，法治文化就缺乏源頭活水，法律實施就缺乏堅實社會基礎，強調“法治和德治兩手抓、兩手都要硬。這既是對歷史經驗的總結，也是對治國理政規律的深刻把握”。

（三）時代性

新時代中國社會治理理論呈現出繼承性與民族性、原創性與時代性、系統性與專業性的獨特理論品質。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是一個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篤行真理的過程。”新時代中國社會治理理論始終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一脈相承，傳承了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優質基因，展現出對中國式社會治理現代化的時代引領價值，開創了中國式社會治理現代化新道路，其重大成就可概括為：維護國家政治安全能力顯著增強，立體化信息化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建設全面形成，公共安全保障水平全面提高，食品安全保障實現歷史性跨越，生產安全保障能力顯著增強，社會矛盾化解取得歷史性進展，基層治理體系不斷發展完善，生態空間治理能力顯著提升，網絡空間治理能力顯著增強，市域社會治理成效取得突破性進展，民生保障水平與基本公共服務保障水平顯著提升。總之，新時代中國社會治理理論之“中國之治”的成色更足、優勢更為彰顯，為建設更高水平平安中國奠定了更加堅實牢固的社會基礎，始終與新時代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踐相生相成、共進同行，為人類治理文明提供了“中國之治”的新形態。

四、新時代中國社會治理理論的時代價值

（一）新時代中國社會治理理論是對馬克思主義關于國家和社會管理、國家與法基本原理在新時代的繼承和發展

馬克思、恩格斯在對俄羅斯和東方中國當時所處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深刻分析的基礎上，提出在小生產占主導、經濟十分落后的這些國度里可能發生革命運動、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這是繼馬克思恩格斯提出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如美英法德等率先實現社會主義的“文明模式”之后的“東方補充”模式。他們在描述資本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過渡即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時，提出了未來社會關于社會建設、社會管理的理論框架，包括：（1）關于社會的本質與人的本質的原理的觀點。馬克思指出，“因為人的本質是人的真正的社會聯系，所以人在積極實現自己本質的過程中創造、生產人的社會聯系、社會本質”。（2）關于資產階級國家社會管理性質與無產階級國家社會管理性質根本區別的觀點，即無產階級國家同資本主義國家社會管理的本質區別在于“無產階級國家是人民民主和人民專政的國家”。（3）關于資產階級國家社會管理職能與無產階級國家社會管理職能根本對立的觀點，即社會管理真正體現為自由人聯合體的自治的時間是在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中，政治國家消亡以后。（4）關于法律以社會為基礎的觀點，認為法的社會現象受經濟基礎的支配，即“無論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記載經濟關系的要求而已”。由此構成了馬克思主義關于國家和社會管理、國家與法的理論框架。新時代中國社會治理理論著眼于解決中國實際問題，科學回答了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的時代之問。

（二）新時代中國社會治理理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治理制度、理論及其實踐的創新發展

新時代中國社會治理理論根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革命、建設、改革開放的百年探索實踐之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治理制度、理論及其實踐的創新發展。新中國成立后，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建立起了人民民主專政的新生政權，進行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創立了符合中國國情、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制度，建立起了根本政治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以及社會管理等具體制度，形成了與之相適應的社會管理的理論，進行了生動復雜而曲折的實踐。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指出，要正確認識和處理好我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領域涉及黨和國家工作全局的若干重大關系；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強調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是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毛澤東同志在談及社會管理問題時曾指出，社會這個東西，有自己的發展規律，是違背不得的。要是違背了是要受懲罰的。農村實行集體所有制，這是社會主義制度，應該堅持，這是對的。但是把老百姓百分之八十都包起來，只讓他們自己搞百分之二十，結果是包而辦不好，把它倒過來就好辦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積極總結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教訓，圍繞什么是、怎么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根本問題，確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科學回答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程中社會建設與社會管理的一系列基本問題；深刻論證了民主和法制的關系，強調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后，以江澤民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根據國內外形勢的發展變化，提出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并行；法治和德治并重；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部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是為了不斷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等等。黨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錦濤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首次提出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加強社會管理；大力推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堅持和完善基層群眾自治制度；建立健全社會公平保障體系，使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等等。這些重要理論及相關制度和實踐為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加快法治建設步伐，提升社會治理法治化水平奠定了基礎、創造了條件。

（三）新時代中國社會治理理論是持續創造社會長期穩定奇跡，保障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行動指南

回望黨的百年奮斗歷程，黨始終把為人民謀幸福作為初心和使命，把維護社會穩定作為平安建設重大任務，在不同歷史時期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黨和國家事業取得了歷史性成就、發生了歷史性變革，實現了由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跨越。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針對人民群眾對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新要求新期待，直面外部環境許多新的風險挑戰，提出了一系列豐富的社會治理理論，不僅彰顯出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貫通歷史、現在和未來的科學品質，而且深刻指明了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發展格局，建設更高水平平安中國，開創中國式社會治理現代化新道路重大意義、總體要求、根本目的、發展方向、基本路徑和工作重心，全面闡明了建設更高水平平安中國，解決了許多具有全局性戰略性基礎性的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

（四）新時代中國社會治理理論是加快建設社會治理法學新興學科“三大體系”的根本指導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具有獨特的歷史、文化和國情，建設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要扎根中國大地，走出一條建設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的新路，而不是跟在別人后面依樣畫葫蘆，簡單移植和模仿國外大學的標準和模式。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政法大學考察時指出：“我們要堅持從我國國情和實際出發，正確解讀中國現實、回答中國問題，提煉標識性學術概念，打造具有中國特色和國際視野的學術話語體系，盡快把我國法學學科體系和教材體系建立起來。”這對于全面貫徹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加強新時代法學教育和法學理論研究的意見》，加快發展社會治理法學、科技法學、數字法學、氣候法學、海洋法學等新興學科，深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教育改革、優化法治人才培養機制、構建法學學科“三大體系”提供了基本遵循。新時代中國社會治理理論科學回答了是什么、為什么、怎么樣開創中國式社會治理新道路基本問題，為構建社會治理法學學科“三大體系”提供了根本指導，為詮釋中國式社會治理現代化的基本命題、核心范疇、概念體系，社會治理法律、法理、哲理提供了原創性范疇體系，成為社會治理法學學科體系創新、法學交叉學科體系加快發展、傳統法學學科改造升級的“根”與“魂”。因此，必須自覺以新時代中國社會治理理論為引領，形塑體系完備的社會治理法學新興學科教材體系、課程體系、人才培養模式、卓越人才評價體系，全面回應新時代推進中國式社會治理現代化、建設更高水平平安中國進程中的實踐之需、時代之需，在理論建設上形成“中國學派”，在戰略研究上樹立“中國意識”，在社會引領上打造“中國話語”，在國際傳播上提出“中國方案”。

五、結?語

總之，新時代中國社會治理理論是對中國共產黨領導全體人民開展社會治理現代化、全面依法治國等百年偉大實踐的理論升華與科學總結，不僅闡釋了新方法、揭示了新內涵、豐富了既有理論體系內容，而且實現了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治理理論的填補、發展與創新，形塑出具有主體性原創性的知識體系，展現出理論與實踐雙重面向的科學理性，不斷釋放出磅礴的制度偉力與巨大的理論效能，閃耀著原創性主體性的理論光芒。第一，新時代中國社會治理理論直面當下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與治理難題，將其置于紛繁復雜的時代背景之中予以思考，是對黨百年領導革命、建設、改革等偉大實踐、成就和經驗的科學總結。第二，新時代中國社會治理理論具有豐富的核心要義，不僅提煉了前人尚未關涉的理論觀點，也揭示了社會治理領域尚未被發現的本質和規律，形成了具有原創性特征的理論體系。第三，新時代中國社會治理理論作為馬克思主義跨越“卡夫丁峽谷”的東方模式，在運用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進程中，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法學及其方法論，堅持于危機中育新機，于變局中開新局，開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新境界，是新時代在法治軌道上推進中國式社會治理現代化的理論遵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