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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的目標與行動選擇
2021-06-17 15:16:45   來源:《國家治理》周刊

摘 要: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主要目標是實現市域范圍內的統籌之治、依法之治、共享之治、專業之治、科技之治。加快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是破解市域社會治理難題的必然選擇,是構建現代市域社會治理體系的必然要求,是探索推進城鄉一體化治理路徑的邏輯延伸。實踐中,應當準確把握市域社會治理的階段性特征,高標準推進市域社會治理試點工作,確保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建設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國。

關鍵詞: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 平安中國 城鄉一體化

中圖分類號D60 文獻標識碼A

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的內涵與目標

所謂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是指在市域范圍內,完善黨委領導、政府主導、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社會治理體系,以維護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諧因素、激發社會活力、建設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國為根本目標,有效化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切實保障人民權益,確保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的一系列活動及其過程。

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主要目標可以概括為:

統籌之治。統籌解決區域不平衡、城鄉不平衡問題,通過探索建立健全“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反哺農村”“全社會反哺支持農民”“公共財政反哺‘三農’”的社會財富多維反哺與協調平衡機制,實現不同區域與城鄉之間發展更平衡,讓改革和發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體人民,從而夯實市域社會治理之基。

依法之治。實現國家出臺的有關社會治理方面的“硬法”規范與公共政策、自治規則、城市公約、村規民約等涉及社會治理事務的“軟法”規范精準對接,科學完備的社會治理國家法、地方性法規、社會組織自治章程、城市公約、村規民約在市域范圍內高效實施、嚴密監督、有力保障、協調運行,從而夯實市域社會治理法治之本。

共享之治。圍繞共建共享、漸進共享、共同共享、全面共享的目標,在市域范圍內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從而型塑市域社會治理之體。

專業之治。實現由傳統“感性之治”“經驗之治”“管控之治”,向“職能之治”“專業之治”“合作之治”轉變,市域社會治理方式科學化、專業化水平全面提升,從而強化市域社會治理之技。

科技之治。依托信息技術支撐,實現創新驅動信息化、產業基地信息化、治理空間信息化,包括“智慧城市”“智慧政府”“智慧鄉村”“智慧社區”等在內的智能社會基本建成,從而賦予市域社會治理科技之能。

新時代加快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的重大意義

加快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對于踐行習近平法治思想,堅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確保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建設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國,意義重大而深遠。

破解市域社會治理難題的必然選擇

傳統市域社會治理存在“三重三輕”現象,即:重“粗放型”發展,輕以人為本、城鄉一體、產業結構均衡的高質量發展;重“GDP型”評價,輕民生改善、公共服務提升、綠色環保的高品質生活;重“浮瓢型”治理,輕精準、系統、信息化的高效治理。為此,須堅持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堅持以人的現代化為核心,以城鄉一體化發展為目標,加快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

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要堅持源頭治理,將重點問題風險從源頭上遏制住;堅持精準治理,明確治理范圍和治理目標,精準識別市域社會治理問題,提出有效措施;堅持系統治理,重點統籌解決好市域發展關涉城市現代化與鄉村振興戰略同步實施的規劃、建設與管理三大環節,加速推進城鄉一體化發展。

構建現代市域社會治理體系的必然要求

傳統市域社會治理存在主體單一、事務范圍狹窄、客體不明確等問題,由此帶來市域社會治理力量薄弱、治理事務不全面、目標異化問題。解決這些問題,需要努力實現三個轉變,即:由傳統政府大包大攬,向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轉變;由以單純經濟品、基礎設施公共品供給的傳統供給模式,向經濟品、公共品、文化品、科學技術品、生態品、“法福利”品綜合供給模式轉變;由以層級管控、條塊分割、分兵把口的傳統治理方式,向遵循“城市生命體有機體”與“美麗鄉村”一體推進、協調共治的治理規律,實行城市“全周期管理”與鄉村全面振興的治理方式轉變。最終形成經濟高質量發展、政府高效治理、人民高品質生活的現代市域社會治理的新格局。

探索推進城鄉一體化治理路徑的邏輯延伸

發達國家幾百年城市發展集聚的城鄉結構失衡問題,在中國數十年城市化進程中呈“壓縮餅干型”狀態集中呈現,這決定了根治“城市病”與溫補“鄉村虛弱癥”具有時空疊加性。因此,探索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的新路子,既需要正視歷史遺留問題,更需要精準把握我國社會急劇轉型、城市化快速推進、超大城市較短時間內迅速崛起的特定物質生活條件與所處階段性特征,更須洞悉其時空重疊性、復雜性、艱巨性,系統思考如何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科學謀篇布局,實施分類治理,根治“城市病”與溫補“鄉村虛弱癥”,以適應新時代以人的現代化為核心的城鄉一體化,收到綜合施治、精準施治之效。

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的行動選擇

準確把握市域社會治理的階段性特征

準確把握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所處的階段性特征,正確分析當前市域社會治理面臨的諸多復雜矛盾和問題,是認清形勢、應對挑戰、把握機遇、創造條件,掌握市域社會治理主動權,在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進程中創造新鮮經驗、取得工作成效的前提。

當前,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面臨諸多矛盾和棘手問題,主要表現有:傳統國家治理體制機制與經濟社會現代化轉型不相適應的矛盾;某些陳舊過時的法律及規范條文同全面深化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及生態文明體制改革“打架”沖突的矛盾;國家“硬法”規則與“軟法”規則適用效力銜接不暢的矛盾;公民權利意識覺醒與維權理性不足的矛盾;公民依賴公權救濟的訴求日益增長與對公權力部門信任度降低的矛盾;法律至上原則與熟人社會“潛規則”的矛盾;改革要求政府公權力適當退位歸位與市場機制及社會組織發育不成熟的矛盾;嚴格執法、公正司法的規范要求與執法司法人員法律素養參差不齊的矛盾;基層自治任務繁重與自治主體專業化、規范化程度不高的矛盾;嚴厲制裁違法行為的要求與違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矛盾;社會問題復雜性、獨特性與應對方式的簡單化、低效化的矛盾,等等。

這些階段性特征既是影響和制約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的客觀因素,也往往成為檢驗市域領導者、公權力機關、紀檢監察、執法司法部門制定政策、執行法律、開展工作、提供公共服務、主導支持參與市域社會治理事務的風向標、校正器。唯有以習近平法治思想為引領,注重以自治為基,激發市域社會治理內生力;以法治為本,增強市域社會治理硬實力;以德治為先,提升市域社會治理軟實力;以智治為用,注入市域社會治理新動能;以黨建引領,增強市域社會治理凝聚力,[1]才能不斷提高市域社會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高標準推進市域社會治理試點工作

如何牢牢把握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與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歷史交匯期,以習近平法治思想為引領,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之優勢,系統總結與提升“中國之治”先進經驗,統籌推進省域、市域、縣域、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確保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建設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國”?中央政法委員會于2020年正式組織全國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試點工作,推動地級市和直轄市的轄區等對標對表預設目標,深入開展創新探索。這標志著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進入了全國范圍內統籌推進的實質性階段。

扎實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的試點工作,需從以下幾個方面著力。

一是深化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規律性認識。一方面,必須堅持以習近平法治思想為引領,在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中,下好先手棋,統籌國內與國際兩個大局,辦好發展和安全兩件大事,有效防范化解各種重大風險,爭取戰略主動權。另一方面,必須增強政治自覺、理論自覺、實踐自覺,減少盲目性,把握好市域社會治理的規律,避免主觀主義、照搬照套、脫離實際,增強工作的預見性、系統性、科學性、主動性。

二是增強創新思維意識,不斷創造新鮮經驗。必須善于運用戰略思維、歷史思維、辯證思維、創新思維、法治思維、底線思維,善于觀察、分析、思考、處理市域社會治理中的重點、熱點、難點問題,以及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進程中的新事物、新情況、新問題;善于發現典型、培植典型,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總結經驗,舉一反三,統籌兼顧;善于抓薄弱環節,補短板強基礎,不斷提升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的綜合能力。

三是全面落實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的目標考核要求。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目標考核指標體系貫穿了“上下一體、橫向協作、內部協調、整體統籌”的運行邏輯。一方面,試點單位務必逐項對標考核指標,既須把功夫下在“治未病”上,高標準高質量地完成共性指標考核的“規定動作”,又須直面問題,重心向下、刀刃向內、敢于揭短,刮骨療毒,亡羊補牢,使“負面清單”考核項目成為“正面清單”項目激勵,從而構筑起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的“六道防線”,即:絕不讓小事拖大、大事拖炸;絕不讓小風險演化為大風險;絕不讓個別風險演化為綜合風險;絕不讓局部風險演化為區域性或系統性風險;絕不讓經濟風險演化為社會政治風險;絕不讓國際風險演化為國內風險。[2]另一方面,必須按照“戰略決策方案化、方案實施項目化、責任主體明晰化、試點評估指標化、落實時間節點化”要求,扎實穩步推進試點工作,以收市域社會治理與縣域治理、基層治理與行業治理、省域治理與區域治理同頻共振之效,從而使試點工作成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孵化器”“助力器”和“放大器”。

【本文作者為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法治發展與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主任】

注釋

[1]中國法學會“楓橋經驗”理論總結和經驗提升課題組:《“楓橋經驗”的理論構建》,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年,第132—141頁。

[2]習近平:《在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節選)》(2015年10月29日),《求是》,2016年第1期。

責編:周素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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