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法制與社會發展》2021年第1期（第55-74頁），原文較長，本欄分為上、中、下三期刊載。
作者：徐漢明、邵登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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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10282字，閱讀需25分鐘
二、“習近平依法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挑戰論述”的主要內容
“習近平依法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挑戰論述”的主要內容可概括如下：
（一）依法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挑戰的“時勢觀”
在精準分析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文化多樣化、全球治理體系多元化發展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基礎上，習近平同志提出了依法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挑戰的“時勢觀”。習近平同志明確指出：“今后五年，可能是我國發展面臨的各方面風險不斷積累甚至集中顯露的時期。”他進一步闡釋了我國所面臨的風險挑戰的多樣性、復雜性，指出“我們面臨的重大風險，既包括國內的經濟、政治、意識形態、社會風險以及來自自然界的風險，也包括國際經濟、政治、軍事風險等”，強調我國正處于跨域“中等收入陷阱”并向高收入國家邁進的歷史階段，矛盾和風險比從低收入國家邁向中等收入國家時所面臨的風險和矛盾更多、更復雜。在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偉大征程中，習近平同志始終對我國所面臨的風險挑戰保持高度警覺，他強調“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絕不是輕輕松松、順順當當就能實現的，我們越發展壯大，遇到的阻力和壓力就會越大，面臨的外部風險就會越多”。與此同時，他對國際風險形勢作出精準判斷，指出“當前，世界大變局加速深刻演變，全球動蕩源和風險點增多，我國外部環境復雜嚴峻”。基于對我國所面臨的國內國際風險挑戰的綜合疊加態勢的精準分析，習近平同志告誡全黨及全體人民：“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們在國際國內面臨的矛盾風險挑戰都不少，決不能掉以輕心。”習近平同志的這些論述深刻、全面地分析了我國在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內所面臨的風險挑戰，闡明了依法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挑戰的重要性，這些新論斷新思想新戰略構成了“習近平依法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挑戰論述”的“時勢觀”。
（二）依法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挑戰的“戰略地位觀”
習近平同志把依法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挑戰提高到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制度、文化、理論及實踐的高度，將其置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以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觀布局之中，進行系統思考、科學謀劃與推動實施。習近平同志在系統分析、精準研判國內的經濟、政治、意識形態、社會風險、自然風險與國際的經濟、政治、軍事等風險時深刻指出：“如果發生重大風險又扛不住，國家安全就可能面臨重大威脅，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程就可能被迫中斷。”習近平同志一再強調，必須堅持底線思維，增強憂患意識，提高防控能力，著力防范化解重大風險，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和社會大局穩定，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堅強保障。基于對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挑戰的極端重要性的深刻洞察，習近平同志將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挑戰擺在“三大攻堅戰”之首，強調“要堅決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污染防治的攻堅戰，使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得到人民認可、經得起歷史檢驗”。這些新論斷新思想新戰略構成了“習近平依法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挑戰論述”的“戰略地位觀”。
（三）依法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挑戰的“目標任務觀”
習近平同志從社會和諧穩定、人民安居樂業、國家長治久安、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的高度深刻闡釋了依法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挑戰的目標任務。習近平同志將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挑戰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偉業緊密聯系起來，并對此作了深刻闡釋。他指出，要“時刻準備應對重大挑戰、抵御重大風險、克服重大阻力、解決重大矛盾，以不畏艱險、攻堅克難的勇氣，以昂揚向上、奮發有為的銳氣，不斷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推向前進”。這一論述深刻揭示了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挑戰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的極端重要性。針對我國所面臨的國家安全風險挑戰的新形勢，習近平同志適時提出“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并將其上升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基本方略，強調“必須堅持國家利益至上，以人民安全為宗旨，以政治安全為根本，統籌外部安全和內部安全、國土安全和國民安全、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完善國家安全制度體系，加強國家安全能力建設，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從而明確了依法防范化解國家安全風險挑戰與“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之間的內在邏輯關系。“總體國家安全觀”這一命題是“習近平依法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挑戰論述”中具有原創性的理論貢獻。“習近平依法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挑戰論述”的內容極為豐富，主要包括：“防范化解重大風險，首要任務是維護以黨的執政安全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安全為核心的國家政治安全”；“我們黨要鞏固執政地位，要團結帶領人民加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保證國家安全是頭等大事”；“……防范化解各類安全風險，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安全感、幸福感”；“……防范系統性風險，避免顛覆性危機，維護好發展全局”。這一系列論述型構了依法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挑戰的目標任務，在黨率領億萬人民迎接偉大復興、打贏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挑戰攻堅戰的進程中，具有綱舉目張的根本作用。
（四）“習近平依法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挑戰論述”的“科學內涵觀”
“習近平依法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挑戰論述”的理論特色在于，其富有哲理面向，有一整套具有科學內涵的邏輯體系。這包括：
1. 防范化解政治風險挑戰。習近平同志明確提出了要“防范政治風險”的重大命題，并對如何防范化解政治風險作了深刻闡述。習近平同志強調：“新形勢下，我國面臨復雜多變的發展和安全形勢環境，各種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因素明顯增多，如果得不到及時有效控制也有可能演變為政治風險。”如何防范政治風險?習近平同志指出：“全黨同志特別是各級領導干部必須增強風險意識，提高防范政治風險能力。”
2.防范化解意識形態風險挑戰。意識形態安全是關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習近平同志把打好防范化解意識形態風險戰提高到關乎黨和國家前途命運、關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興衰成敗的重要戰略高度，他強調：“意識形態關乎旗幟、關乎道路、關乎國家政治安全。”習近平同志旗幟鮮明地指出：“我們在集中精力進行經濟建設的同時，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識形態工作。”基于對意識形態工作極端重要性的認識，習近平同志提出了“牢牢掌握意識形態工作領導權”的重大命題，并圍繞如何防范化解意識形態風險提出了“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的根本制度”“堅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文化建設制度”“完善堅持正確導向的輿論引導工作機制”“落實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等一系列新戰略新舉措。
3.防范化解經濟風險挑戰。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是成就的背后也隱藏著不容忽視的風險與挑戰。對此，習近平同志指出：“從經濟風險的積累和化解看，過去，經濟高速發展掩蓋了一些矛盾和風險。現在，伴隨著經濟增速下調，各類隱性風險逐步顯性化，地方政府性債務、影子銀行、房地產等領域風險正在顯露，就業也存在結構性風險。”為了防范化解經濟領域的風險，習近平同志要求“既要保持戰略定力，推動我國經濟發展沿著正確方向前進，又要增強憂患意識，未雨綢繆，精準研判、妥善應對經濟領域可能出現的重大風險”。他開出了防范和治理經濟風險的“良方”，即平衡好穩增長和防風險的關系；穩妥實施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長效機制方案；加強市場心理分析，做好政策出臺對金融市場影響的評估，善于引導預期；加強市場監測，加強監管協調，及時消除隱患；解決中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加大援企穩崗力度，落實好就業優先政策；加大力度妥善處理“僵尸企業”處置中啟動難、實施難、人員安置難等問題；加快推動市場出清，釋放大量沉淀資源；采取有效措施，做好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工作，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后經濟重振、社會秩序恢復的任務，他又提出了“保居民就業、保基本民生、保市場主體、保糧食能源安全、保產業鏈供應鏈穩定、保基層運轉”的六保舉措，并明確指出“六保是我們應對各種風險挑戰的重要保證”。這些論述不僅為我國經濟行穩致遠提供了理論導引，還為全球經濟重振提供了“中國方案”。
4.防范化解科技安全風險挑戰。圍繞科技安全風險的防范化解，習近平同志提出了一系列新觀點新論斷新舉措，從而開辟了運用科技法治思維和科技法治方式防范和化解科技風險的新境界。針對網絡安全風險的防范化解，習近平同志提出，要建立統一高效的網絡安全風險報告制度、情報共享機制、研判處置機制，準確把握網絡安全風險的規律、動向和趨勢。與此同時，他還要求“加快網絡立法進程，完善依法監管措施，化解網絡風險”。針對我國人工智能安全問題研究薄弱、政府應對和法治建設滯后的局面，習近平同志要求“加強人工智能相關法律、倫理、社會問題研究，建立健全保障人工智能發展的法律法規、制度體系、倫理道德”。與此同時，習近平同志還對人工智能、基因編輯、醫療診斷、自動駕駛、無人機、服務機器人等領域提出了“加快推進相關立法工作”的要求。
5.防范化解社會風險挑戰。習近平同志從“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的高度，把“堅持保障合法權益和打擊違法犯罪兩手都要硬、都要快，在打防并舉、標本兼治上下功夫，創新完善立體化、信息化社會治安防控體系，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堅持和發展‘楓橋經驗’，健全平安建設社會協同機制，下大氣力解決好人民群眾切身利益問題，全面做好就業、教育、社會保障、醫藥衛生、食品安全、安全生產、社會治安、住房市場調控等各方面工作，不斷增加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為從源頭上提升維護社會穩定能力和水平的“高招”。為了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條件下“風險挑戰之嚴峻前所未有”的形勢，習近平同志從加快建設“平安中國”“法治中國”的高度，強調要提高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加強社區治理體系建設，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會治理格局，強調要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社會治理體系，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確保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建設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國。
6. 防范化解生態安全風險挑戰。如何破解經濟快速發展積累下來的環境問題高強度頻發的難題，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生態環境綠色發展，提升人民群眾高品質生活，在全球生態治理中承擔大國責任?習近平同志明確提出，生態環境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保障，要始終保持高度警覺，防止各類生態環境風險積聚擴散，做好應對任何形式的生態環境風險挑戰的準備。如何防范化解生態安全風險挑戰?習近平同志指出，要加快構建生態文明體系，加快建立健全以生態價值觀念為準則的生態文化體系、以產業生態化和生態產業化為主體的生態經濟體系、以改善生態環境質量為核心的目標責任體系、以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保障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以生態系統良性循環和環境風險有效防控為重點的生態安全體系。他從生態環境在人民群眾幸福生活指數中的地位出發，高度關注水安全，提出“堅持預防為主、綜合治理，強化水、大氣、土壤等污染防治”。他特別強調，應增強水憂患意識、水危機意識，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高度出發，重視解決水安全問題。為了從源頭上根治流域生態功能退化，他親自組織對長江、黃河生態環境的大普查，領導和推動對長江流域、黃河流域的生態系統治理的科學規劃，推動長江經濟帶、黃河經濟帶的科學發展。他明確要求，要“建立健全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監測預警長效機制，做到‘治未病’，讓母親河永葆生機活力”，“讓黃河成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他從應對全球生態環境所面臨的共同挑戰與共同責任、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高度指出：“生態文明建設好了，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加分項，反之就會成為別有用心的勢力攻擊我們的借口。”為此，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總結生態文明建設的歷史性成就和新鮮經驗，并適時領導和推動將“生態文明”寫入憲法，從而為防范化解生態安全風險挑戰提供憲法保障。
7.防范化解生物安全風險挑戰。生物安全風險事關國家安全和發展，事關社會大局的穩定。對此，習近平同志從保護人民健康、保障國家安全、維護國家長治久安的高度，把生物安全納入國家安全體系，明確要求全面研究全球生物安全的環境、形勢和當前面臨的挑戰、風險，深入分析我國生物安全的基本狀況和基礎條件，系統規劃國家生物安全風險防控和治理體系建設，全面提高國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盡快推動出臺生物安全法，加快構建國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規體系、制度保障體系。
8.防范化解重大公共衛生風險挑戰。針對公共衛生領域的風險，習近平同志高屋建瓴地闡明了防范化解公共衛生風險與國家安全發展、社會政治穩定的關系。他強調“防范化解重大疫情和突發公共衛生風險，事關國家安全和發展，事關社會政治大局穩定”。與此同時，他特別強調了法治在防范化解公共衛生領域的風險中的地位和功能，提出“要加快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高效的公共衛生法律法規體系，健全權責明確、程序規范、執行有力的疫情防控執法機制，普及公共衛生安全和疫情防控相關法律法規，提高全民知法、懂法、守法、護法、用法意識和公共衛生風險防控意識”。習近平防范化解重大公共衛生風險挑戰論述的主要內容包括：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論、全面深化醫療衛生體制改革論、構建公共衛生體系論、完善疾病預防控制體系論、強化公共衛生執法監管論、健全公共衛生服務體系論、公共衛生法治保障論、為維護人民健康提供有力保障論、健全重大疾病醫療保險救助制度論、健全統一應急物資保障體系論、推進醫德醫風行業自律論、全面社會管理健康論、提高黨委政府處置重大公共衛生應急事件能力論、構建人類生命健康共同體論。這些重要論述為提升我國在全球衛生治理體系中的影響力和話語權、共同構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提供了“中國方案”和“中國經驗”。
9.防范化解外部環境風險挑戰。習近平同志時刻關注全球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發展大勢，以世界的眼光、寬廣的胸襟、大國責任擔當的立場，敏銳捕捉人類社會發展正在面臨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態勢，直面“二戰”后世界格局由“兩強多極”向“一強多極”進而向“新興市場國家整體性興起”的轉變，直面國際秩序重構后所面臨的國際政治、經濟、金融、互聯網治理等難題，“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發展安全兩件大事”，明確提出要“既聚焦重點、又統攬全局，有效防范各類風險連鎖聯動”，率先提出“一帶一路”的倡議，推動“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體系”，為中國發展與國家安全創造良好外部環境作出了戰略抉擇。與此同時，他強調，要“加強海外利益保護，確保海外重大項目和人員機構安全”，要“完善共建‘一帶一路’安全保障體系，堅決維護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為我國改革發展穩定營造良好外部環境”。
10. 防范化解黨的建設所面臨的風險挑戰。防范化解黨的建設領域的風險挑戰是防范化解其它領域風險挑戰的重中之重。對此，習近平同志指出：“黨面臨的長期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具有長期性和復雜性，黨面臨的精神懈怠危險、能力不足危險、脫離群眾危險、消極腐敗危險具有尖銳性和嚴峻性。”他進一步揭示了黨的建設領域所面臨風險的嚴重性，指出“我們黨面臨的四大考驗、四種危險是長期的、尖銳的，影響黨的先進性、弱化黨的純潔性的因素也是復雜的，黨內存在的思想不純、政治不純、組織不純、作風不純等突出問題尚未得到根本解決”。針對黨的建設領域所面臨之風險的后果，習近平同志要求全黨保持高度政治警覺，明確指出“各種弱化黨的先進性、損害黨的純潔性的因素無時不有，各種違背初心和使命、動搖黨的根基的危險無處不在，如果不嚴加防范、及時整治，久而久之，必將積重難返，小問題就會變成大問題、小管涌就會淪為大塌方，甚至可能釀成全局性、顛覆性的災難”。為了防范化解這些風險挑戰，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腐敗問題零容忍，對腐敗分子嚴肅查處、嚴加懲治，全面深化監察體制改革，將試點改革成果上升為制度規范，領導和推動全國人大通過《憲法修正案》，設立監察委員會，完善一府一委兩院的國家權力結構，出臺《監察法》，修訂《刑事訴訟法》等法律，建立對國家公職人員履行職務的全覆蓋監督，形成集中統一、權威高效的反腐敗法治體系，從而構筑起依法防范化解黨長期執政面臨風險挑戰的制度大壩。
（五）依法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挑戰的“遵循規律觀”
習近平同志堅持運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提出的基本原理、世界觀、方法論，觀察風險挑戰，總結發展及治理規律，從而豐富了“習近平依法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挑戰論述”的內涵。這包括：
1.把握風險挑戰的演變規律。如何把握風險挑戰的產生、演變與疊加升級規律?如何把握有效防范化解風險挑戰的規律?習近平同志指出：“各種風險往往不是孤立出現的，很可能是相互交織并形成一個風險綜合體。”他在深刻闡釋了各種風險、矛盾、挑戰的傳導、疊加、演變規律后，明確指出：“如果防范不及、應對不力，風險就會傳導、疊加、演變、升級，使小的矛盾風險挑戰發展成大的矛盾風險挑戰，局部的矛盾風險挑戰發展成系統的矛盾風險挑戰，國際上的矛盾風險挑戰演變為國內的矛盾風險挑戰，經濟、社會、文化、生態領域的矛盾風險挑戰轉化為政治矛盾風險挑戰，最終危及黨的執政地位、危及國家安全。”
2.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挑戰須遵循規律。基于對風險傳導、疊加、演變規律的精準把握，習近平同志闡釋了如何牢牢把握防范化解風險挑戰的內在規律，提出了“要提高風險化解能力，透過復雜現象把握本質”的觀點。與此同時，他強調，要強化風險意識，要常觀大勢，常思大局，科學預見形勢發展走勢和隱藏其中的風險挑戰，做到未雨綢繆。習近平同志還運用“木桶原理”生動而深刻地闡釋了防范化解風險挑戰的規律性。他說：“我講過‘木桶原理’，木桶有短板就裝不滿水，但木桶底板有洞就裝不了水，防控和化解各種重大風險就是加固底板。”對于牢牢把握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挑戰規律、打贏風險防范攻堅戰，這些新穎的觀點意義重大而深遠。
3.提高年輕干部依法防范化解風險挑戰與應急處突的能力。習近平同志十分重視年輕干部依法防范化解風險挑戰與應急處突的能力建設問題，并將其置于與政治能力、調查研究能力、科學決策能力、改革攻堅能力、群眾工作能力、抓落實能力等“七個能力”同等重要的地位。如何提升依法防范化解風險挑戰與應急處突的能力?習近平同志一再明確要求：“要增強風險意識，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動仗，做好隨時應對各種風險挑戰的準備。要努力成為所在工作領域的行家里手，不斷提高應急處突的見識和膽識，對可能發生的各種風險挑戰，要做到心中有數、分類施策、精準拆彈，有效掌控局勢、化解危機。要緊密結合應對風險實踐，查找工作和體制機制上的漏洞，及時予以完善。”習近平同志的這些觀點為年輕干部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挑戰與應急處突的能力提供了長期基本遵循。
（六）依法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挑戰的“科學方法觀”
依法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挑戰，需要科學的方法。為此，習近平同志系統、全面地闡釋了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挑戰的科學方法論。這包括：
1.增強居安思危的風險挑戰意識。“備豫不虞，為國常道。”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反復提及，要增強憂患意識，做到居安思危。他指出：“前進的道路不可能一帆風順，越是前景光明，越是要增強憂患意識，做到居安思危，全面認識和有力應對一些重大風險挑戰。”習近平同志把“增強憂患意識”置于“總體國家安全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的“大考”之中進行思考，把“統籌發展和安全，增強憂患意識，做到居安思危”提升到了“黨治國理政”重大原則的高度。
2.運用底線思維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挑戰。為了有效應對與防范化解波譎云詭的各種重大風險挑戰，習近平同志反復強調要增強“底線思維”意識，并對其根本含義作出科學闡述。他指出：“各種風險我們都要防控，但重點要防控那些可能遲滯或中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的全局性風險，這是我一直強調底線思維的根本含義。”
3.從源頭預防化解重大風險挑戰。各種重大風險挑戰一旦轉化為現實危害，就可能造成各種破壞，乃至可能造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中斷。基于這種現實危險性，習近平同志高度重視對重大風險挑戰產生和轉化為現實威脅的深層次原因及相關條件的分析，注重抓住本質與要害，特別強調從源頭上預防化解重大風險挑戰，明確要求“健全風險防范化解機制，堅持從源頭上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風險，真正把問題解決在萌芽之時、成災之前”。
4.把握風險挑戰的防范與化解之辯證關系。習近平同志對風險挑戰的防范與化解之辯證關系作出了深刻而富有哲理的闡釋。他指出：“必須始終保持高度警惕……既要有防范風險的先手，也要有應對和化解風險挑戰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風險的有準備之戰，也要打好化險為夷、轉危為機的戰略主動戰。”這些觀點科學地闡釋了風險挑戰的防范與化解之間的辯證邏輯關系，是引領公權力機關、社會組織、全體人民打贏風險防范攻堅戰的思想武器。
（七）依法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挑戰的“體制機制觀”
“小智治事，大智治制。”習近平同志把筑牢制度防線作為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挑戰的可靠保障，強調通過制度的優勢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挑戰。他指出：“我們要打贏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攻堅戰，必須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運用制度威力應對風險挑戰的沖擊。”一方面，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將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挑戰納入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的宏觀戰略布局之中，強調“十四個堅持”，把社會主義制度優勢轉化為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挑戰的制度效能。另一方面，習近平同志對完善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挑戰的體制機制作出部署安排，明確要求完善風險防控機制，建立健全風險研判機制、決策風險評估機制、風險防控協同機制、風險防控責任機制。面對突然來襲的新冠疫情，針對體制機制及法律制度供給不充分等問題，習近平同志有針對性地指出：“要完善疫情防控相關立法，加強配套制度建設，完善處罰程序，強化公共安全保障，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疫情防控法律體系。”
（八）依法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挑戰的“綜合能力觀”
如何提升依法防范化解各類風險挑戰的能力?習近平同志對此作出了精辟的概括和闡釋。這包括：
1.科學決策，整合各方力量。習近平同志強調，要透過復雜現象把握本質，抓住要害，找準原因，果斷決策，要善于引導群眾，組織群眾，善于整合各方力量，科學排兵布陣，有效予以處理。
2.提高思維能力，增長才干。習近平同志明確指出，領導干部要加強理論修養，深入學習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學懂弄通做實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掌握貫穿其中的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提高戰略思維、歷史思維、辯證思維、創新思維、法治思維、底線思維能力，善于從紛繁復雜的矛盾中把握規律，不斷積累經驗，增長才干。
3.增強本領，駕馭風險。習近平同志從健全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的高度，闡釋了“增強駕馭風險本領”的時代命題，并將其與增強學習本領、政治領導本領、改革創新本領、科學發展本領、依法執政本領、群眾工作本領、狠抓落實本領與斗爭本領并列，豐富了“習近平依法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挑戰論述”的內涵。
（九）依法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挑戰的“良法善治觀”
習近平同志對依法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挑戰的“良法善治觀”作出了全面系統的闡釋，這具體包括：
1.完善憲法制度。憲法是防范化解執政風險的根本保障。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和推動了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憲法修正案》，將“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寫入根本大法。這不僅從“總章程”層面為“堅持依法治國首先要堅持依憲治國，堅持依法執政首先要堅持依憲執政”提供了憲法保障，而且為防范和化解執政風險，維護執政安全、政權安全、制度安全、國家長治久安構筑了憲法大壩。
2.完善反腐敗法治體系。一方面，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統籌推動“改革與法治”雙輪驅動戰略，協調推進監察體制改革、檢察體制改革、審判體制改革和政法體制機制改革，領導和推動全國人大通過《憲法修正案》，出臺《監察法》，修訂《刑事訴訟法》等法律法規，形成黨統一領導下的行政機關、監察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新型國家權力結構及運行系統，建立起了集中統一、權威高效的反腐敗法治體系，筑牢了防范化解腐敗風險，確保執政安全、國家長治久安的制度堤壩。另一方面，為防范化解司法風險，習近平同志對司法人員的分類管理、員額制、司法責任制、省以下地方法院和檢察院人財物統一管理等改革措施進行頂層制度設計，通過試點實現漸進性改革推動，適時總結司法改革的新鮮經驗，領導和推動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人民陪審員法》，修訂《人民法院組織法》《人民檢察院組織法》《法官法》《檢察官法》等，使司法改革實踐的成果規范化、制度化并上升為法律規范，從而為防范化解司法風險，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是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挑戰的根本保證。對此，習近平同志旗幟鮮明指出：“戰勝前進道路上的風險挑戰，從根本上講還是要靠黨的領導、靠黨把好方向盤。”他還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明確將“增強駕馭風險本領”擺在了“全面增強執政本領”的高度，要求“增強駕馭風險本領，健全各方面風險防控機制，善于處理各種復雜矛盾，勇于戰勝前進道路上的各種艱難險阻，牢牢把握工作主動權”習近平同志的這些論述體現了我們黨對所面臨的錯綜復雜的世情國情黨情的清醒認識，體現了著力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挑戰的高度自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