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中美貿易戰已經有八年
從2018年到現在,中美貿易戰已經打了八年。八年來,我們已經積累了經驗,信心也逐年提升,也完善了各項政策制度。
1. 貿易戰升級(2018-2019)
2018年3月:美國以“301調查”為由,宣布對500億美元中國商品加征25%關稅,主要針對高科技產品。
2018年7月:中美互征340億美元商品關稅;中國對美農產品、汽車等加征報復性關稅。
2019年5月:美國將2000億美元中國商品關稅從10%上調至25%;中國對600億美元美國商品加征5%-25%關稅。
2. 科技戰與“脫鉤”(2019-2020)
華為事件:2019年5月,美國將華為列入“實體清單”,限制其獲取美國技術;2020年切斷華為芯片供應鏈。
TikTok與微信禁令:2020年8月,美國以“國家安全”為由限制中國科技企業。
半導體制裁:2020年起,美國限制對華出口高端芯片及設備(如ASML光刻機),并聯合盟友圍堵中國半導體產業。
3. 談判與協議(2020年1月)
第一階段協議:中美簽署協議,中國承諾增購2000億美元美國商品(能源、農產品等),美國部分降低關稅。但后續執行因疫情和政治分歧擱置。
4. 長期博弈(2021年至今)
拜登延續對華強硬:保留特朗普時期關稅,強化科技封鎖(如2022年《芯片與科學法案》)。
以往的貿易戰說明,危機具有兩面性,大危有大機,小危有小機。一方面,中國已經形成反制大力量,推動了“雙循環”戰略,加大科技研發(半導體投入超1,400億美元),加速國產替代。另一方面,重構全球產業鏈,企業向東南亞、墨西哥轉移產能,“中國+1”策略成趨勢。
此次美國加關稅,對中國經濟必然產生直接沖擊:出口萎縮與產業鏈重構壓力。
一是出口成本激增與競爭力削弱。特朗普政府推出的“對等關稅”政策對中國輸美商品綜合稅率達34%-54%,機電、新能源、紡織等核心品類首當其沖。例如:
智能手機:單臺成本增加153美元,零售價競爭力下降15%-20%;
新能源汽車:疊加零部件關稅后,每輛車成本增加6000-8000美元,利潤空間被嚴重壓縮。
機構預測,中國對美出口可能下降8%-15%(短期)至15%(2026年),直接影響GDP增速0.3-1.5個百分點。
二是產業鏈外遷加速
低端制造業轉移:紡織、家具等勞動密集型產業(平均利潤率低于5%)面臨訂單流失,蘋果、惠普等企業已將部分產能遷至越南、墨西哥;
中高端產業分流:芯片代工、消費電子等供應鏈向印度、東南亞轉移,若對美出口下降30%,短期可能影響250萬就業崗位。
二、提前預判,做好準備
十八大以來,中國一直在思考與準備。從四大概念中可以看出。
1、底線思維
首次明確提出于2013年初的一次重要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善于運用底線思維的方法,凡事從壞處準備,努力爭取最好的結果” 。2014年5月在同中央辦公廳座談時,他進一步闡釋了底線思維的實踐要求。
底線思維強調防范化解重大風險,以最壞的可能性為出發點制定預案,同時主動作為、化危為機。其本質是“居安思危”的行動哲學,要求領導干部在治國理政中保持清醒,守住國家安全、民生保障、政治原則等核心底線。
2、戰略定力
201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保持戰略清醒和戰略定力”,2015年吉林調研時明確要求“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定力” 。
戰略定力體現為在復雜局勢中保持政治清醒和行動連貫性。它要求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動搖,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既抵御外部干擾,又深化改革開放,確保國家發展目標的長期穩定。
3、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首次完整表述于2017年12月2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接見駐外使節時指出“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此后在2018年中央外事工作會議等重要場合深化闡釋。
這一判斷揭示國際格局深刻調整,新興經濟體群體性崛起,多極化加速發展,西方主導的全球治理體系面臨重構。其核心是中國與世界關系的根本性變化,中國成為推動國際秩序變革的關鍵力量。
4、人類命運共同體
2013年3月23日,習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演講中首次提出“命運共同體”理念;2015年聯合國峰會上進一步系統闡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全球治理主張。
倡導全人類共同利益優先,超越零和博弈和文明沖突,推動各國在政治、安全、經濟、文化、生態五大領域共建共享,以合作共贏應對全球性挑戰。
底線思維推動政策制定更務實:例如在金融安全、疫情防控等領域建立系統性風險防控機制,避免顛覆性錯誤。
戰略定力支撐長期戰略部署:如堅持高質量發展、自主創新,抵御外部技術封鎖和經濟波動沖擊。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指導外交布局:中國通過“一帶一路”和金磚合作等機制,推動國際秩序向更公正方向發展。
人類命運共同體重塑全球治理:倡導多邊主義,推動氣候變化《巴黎協定》落實、全球疫苗公平分配等實踐,展現大國擔當。
三、加大改革開放的力度
如今,中美貿易戰又到了新的階段,中國毫不客氣,11箭齊發。把原來不方便做的事,統統做一個了斷。同時,也是中國推動改革開放的機遇,把壞事變成好事。把更多的“不可能”變成“可能”。
1、深化制度型開放,構建國際經貿新規則
推進高水平自貿區網絡建設:加速與更多國家商簽多邊、雙邊自貿協定,例如深化RCEP合作,支持企業利用原產地規則降低貿易成本。2023年中國對東盟出口占比已升至15.8%,首次超越美國,顯示區域合作成效顯著。
探索“零關稅”試點,例如在數字貿易、綠色能源等領域先行突破,吸引全球高端要素集聚。
優化市場準入與營商環境:全面落實《外商投資法》,保障外資企業在政府采購、標準制定等領域的國民待遇,2024年特斯拉上海超級工廠反向出口歐洲案例顯示本土化生產的優勢。
簡化行政審批流程,試點“負面清單+承諾制”管理模式,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2、激活內需市場,夯實“雙循環”基礎
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破除地方保護主義和行政壁壘,推動要素(如數據、技術、人才)跨區域自由流動。2024年一季度消費對GDP貢獻率達65%,成為經濟壓艙石。
通過政策引導釋放居民消費潛力,例如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將儲蓄轉化為消費動能。
培育新質生產力與消費場景:聚焦人工智能、半導體等戰略領域,2023年華為、中芯國際研發強度超20%,加速突破“卡脖子”技術。
發展數字貿易、在線醫療等新業態,中國數字貿易過去五年翻一番,占服務貿易比重提升至40%。
3、強化產業鏈韌性,拓展國際合作空間
構建自主可控的產業鏈體系:實施“強鏈補鏈”工程,例如新能源領域比亞迪、寧德時代加速海外建廠,繞開關稅壁壘。
引導企業“有序出海”,通過東南亞、墨西哥等“中轉站”優化全球產能布局,降低對單一市場依賴。
深化“一帶一路”產能合作:推動基建、能源等領域項目落地,例如海爾在東南亞布局智能工廠抵消北美訂單下滑。
建立跨境產業聯盟,共享技術標準與市場資源,提升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話語權。
4、創新政策工具箱,應對短期沖擊
精準反制與風險對沖:對美農產品、能源等領域實施對等關稅,同時通過WTO訴訟維護權益,2024年中方在世貿組織起訴美方關稅政策獲多國支持。
設立專項基金支持受影響企業,例如半導體領域投入同比增加23%。
強化金融開放與人民幣國際化:擴大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2024年人民幣在全球支付中占比升至4.2%,減少匯率波動沖擊。
吸引國際資本參與中國債市,2025年超長期特別國債發行計劃為“兩重”項目提供資金保障。
中國有一句老話:年年難過年年過,事事難成事事成。面對美國關稅戰,中國要有自信,需以改革開放為“破局之鑰”:短期通過精準反制與政策協同穩住基本盤,中長期以制度型開放重塑競爭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