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更加積極財政政策

這兩天在解讀兩會精神，把數據搞得很細。

2025年更加積極財政政策表現在，新增政府債務總規模11.86萬億元=5.66+1.3+0.5+4.4，比2024年多2.9萬億。

（1）赤字率擬按4%安排，較上年提高1個百分點，赤字規模達5.66萬億元，較2024年增加1.6萬億元。主要用于一般公共預算支出，覆蓋民生保障、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

一般公共預算支出規模29.7萬億元、比上年增加1.2萬億元。

全球主要經濟體（如美國2024年赤字率6.6%）普遍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我國提高赤字率至4%屬于合理區間，且政府負債率超過60%（2024年）國際警戒線70%，仍低于主要新興市場國家。美國120%。

過去國際上將3%視為財政紀律的“警戒線”，但這一標準缺乏理論和實踐支撐，更多是心理防線。中國此前長期將赤字率控制在3%以內，主要依賴一般公共預算口徑，并通過專項債、特別國債等工具補充調節。

（2）發行超長期特別國債1.3萬億元。較2024年增加3000億元。

8000億元定向支持“兩重”（國家重大戰略、重點安全能力建設）。

3000億元專項資金用于刺激消費需求，覆蓋家電、汽車、數碼產品等領域，補貼比例達15%，單件補貼上限500元。

2000億元支持工業設備更新，如智能制造示范線、縣城冷鏈物流設施等。

（3）特別國債5000億元，其中部分資金用于補充國有大型商業銀行資本金，增強信貸投放能力，財政金融合作。

截至2024年9月末，部分國有大行（如郵儲銀行、交通銀行）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接近監管底線（9.42%、10.29%），需通過注資筑牢風險緩沖屏障。

利率低于市場融資成本，期限可達10年以上，緩解銀行資本補充壓力。

每補充1元資本金可撬動約10倍信貸投放，5000億元注資理論上釋放5萬億元信貸增量。

這是中國時隔26年后再次通過特別國債對國有大行進行資本補充，旨在增強金融體系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并傳遞中長期發展信心。

1.8萬億，GDP0.5-1%。

（4）地方政府專項債增至4.4萬億元（總量6萬億），較2024年增加5000億元，創歷史新高。用于：

投資建設：交通、能源、水利等基建項目；

土地收儲與存量商品房收購：化解房地產庫存，優先用于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安置房等；

化解債務：支持地方化債，緩解地方政府拖欠企業賬款問題。

另外，置換（化債）債券（2025年計劃2萬億元）進一步降低地方隱性債務風險。

6.4萬億，拉動投資2-3個點。

中央承擔6.66萬億元（占比56%），地方承擔5.2萬億元（占比44%）。

智能監管升級：通過財政直達資金監控平臺實時追蹤資金流向，結合衛星遙感、無人機巡檢監控項目進度。區塊鏈技術記錄資金臺賬，篡改記錄永久留痕。

2025年廣義赤字率（含專項債、特別國債等）預計提升至9.8%，較2024年提高1.7個百分點，廣義赤字規模達13.86萬億元。同比增加2.9萬億。

預計帶動GDP增長1.7-1.9個百分點。

（5）積極擴大有效投資

今年中央預算內投資擬安排7350億元。較2024年的7000億元增加350億元。

2020年至2024年中央預算內投資分別為6000億、6100億、6400億、6800億和7000億元。2025年7350億元的規模同比增幅為5%，體現了“適度增加”的政策導向。

這一安排是落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關于“適度增加中央預算內投資”的部署，旨在通過擴大有效投資推動經濟結構優化和高質量發展。用好超長期特別國債，強化超長期貸款等配套融資，加強自上而下組織協調，更大力度支持“兩重”建設。

推動鐵路/核電等5萬億元級重大項目投資。重點支持鐵路、核電、水利、重大科技基礎設施等領域，民間資本可參與新興產業園、智慧物流等有吸引力的項目。

（6）零基預算改革

一種預算編制方法，要求各部門每年重新論證所有支出的必要性及優先級，摒棄“歷史基數+增量調整”的傳統模式，從“零”開始編制預算。1998年我在積極財政政策改革中有此建議。

中央部門先行試點（2025-2026年）：選擇科技、教育等資金績效導向強的部門，要求提交“支出必要性證明”和“替代方案成本分析”；開發智能化預算審核平臺，整合歷史績效數據輔助決策。

地方財政自主權強化（2027-2028年）：經濟發達地區可擴大零基預算適用范圍，欠發達地區保留部分基數法保障基本公共服務；將“財政資金錯配率”“項目終止及時性”納入地方政府績效考核。

立法保障與長效化（2029年后）：推動《預算法實施條例》修訂，明確零基預算的法律地位；建立跨年度預算平衡機制，允許結轉結余資金用于應急支出。

想起美國的行政效率部。

二、十大財稅建議

1、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并優化扣除項目

張學武、余淼杰、董明珠（第九次）等代表建議將個稅起征點提高至1萬元/月（或年收入10萬元），并新增“雇傭保姆費用專項附加扣除”（每年限額2-3萬元），減輕中等收入群體稅負。

定向釋放消費潛力，緩解“上有老下有小”家庭的支出壓力，預計惠及超2億納稅人。

2、深化消費稅改革與征收環節調整

推進珠寶、汽車、酒類等品目消費稅征收環節后移，從生產端轉向消費端征收，稅收收入由中央與地方共享。

增加地方自主財力（如海南免稅店試點），引導地方政府改善消費環境，同時緩解企業現金流壓力。

3、擴大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比例至120%

針對高新技術企業研發投入，加計扣除比例從100%提升至120%，覆蓋人工智能、生物醫藥等新質生產力領域。

某科技企業年度研發投入1000萬元，可抵減應納稅所得額1750萬元，實際稅負降低25%。

4、規范高收入群體稅收管理

朱建弟代表建議對創投行業經營所得、股權轉讓所得等實施差異化監管，避免“一刀切”調整，同時研究“雙高”人群（高收入、高凈值）專項稽查機制。

平衡稅收公平與市場活力，防范偷逃稅行為。

5、優化增值稅留抵退稅政策

延續大規模留抵退稅政策，優先支持中小微企業，簡化申請流程并縮短審批周期至15個工作日。

某中小企業通過退稅獲得100萬元資金，緩解運營壓力并穩定就業崗位。

6、推進房地產稅立法試點

研究房地產稅制度設計，試點范圍從住宅擴展至商業地產，采用累進稅率調節財富分配。

優化地方稅源結構，降低對土地財政依賴，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

7、支持民營經濟稅收優惠制度化

財政經濟委員會建議動態評估稅收優惠政策效果，將支持民營企業的研發加計扣除、留抵退稅等政策納入立法保障。

2024年民營企業享受稅收優惠占比超60%，減稅規模達1.58萬億元。

8、綠色稅收體系升級

完善環境保護稅、資源稅制度，試點水資源費改稅，對新能源設備購置給予所得稅抵免。

推動“雙碳”目標實現，引導資金流向綠色基建和低碳技術研發。

9、出口退稅效率提升與政策協同

簡化出口退稅流程，試點“即報即退”數字化系統，支持綜合保稅區向研發、維修等高端業態轉型。區塊鏈。

增強外貿企業競爭力，應對國際供應鏈重構挑戰。

10、稅收法定原則全面落實

加快消費稅、增值稅等稅種立法進程，研究建立與新業態（如平臺經濟、跨境電商）相適應的稅收制度。

2025年優先完成消費稅立法草案，推動稅收優惠政策從“文件治理”轉向“法律治理”。

三、財政改革的基本方向

根據2025年全國兩會及近年財稅體制改革動態，結合當前經濟形勢與國家治理需求，財政改革的基本方向可總結為以下五大核心方面：

1、理順中央與地方財政關系，增強地方自主財力

（1）優化稅源分配：推進消費稅征收環節后移并下劃地方，研究合并城市維護建設稅、教育費附加等為地方附加稅，授權地方調整稅率。

2025年多地試點將消費稅從生產端轉向消費端征收。

過去消費稅為中央稅，地方僅分成品油等少數稅目（如成品油央地五五分成），而改革后，珠寶、汽車、酒類等品目稅收將部分劃歸地方，直接增加地方可用財力。成品油消費稅改革每年可為地方增收超千億元。2024年海南離島免稅銷售額突破800億元，成為地方稅收增長的重要來源。

茅臺酒，現行消費稅采用“從價（出廠價60%×20%）+從量（0.5元/500ml）”復合計稅。以53度飛天茅臺為例，出廠價1169元對應的單瓶消費稅為124.64元。若后移至批發環節（2300元），稅基擴大至批發價，單瓶稅負將增至244.75元，增幅達96%；若延伸至零售環節（2700元），稅負更攀升至287.2元。

（2）完善轉移支付制度：清理專項轉移支付，增加一般性轉移支付比例，提升市縣財力與事權的匹配度，建立高質量發展激勵約束機制。如廣東省通過省級統籌優化專項資金項目，騰出超100億元支持基層財政。

（3）調整共享稅比例：優化增值稅留抵退稅政策，降低中央稅收占比，緩解地方財政收支缺口（2024年地方財政缺口達12.5萬億元）。

2、深化預算管理改革，提升財政資源配置效率

（1）零基預算全覆蓋：打破支出固化，2025年山東、江蘇等省份全面推行零基預算改革，取消低效支出項目，優先保障重大戰略和民生需求。

珠海市：47.68%資金節約率

通過清理低效政策、優化項目審核，2025年珠海市累計核減49個項目，節約財政資金125.06億元，其中僅信息化項目通過協同審核便壓減預算36%。

典型案例：市級二次分配資金政策清理34項，騰出8.54億元用于重點領域。

湖南省：超30億元統籌整合

湖南省級層面通過打破部門預算基數，2023年統籌整合交通、國資等領域資金30億元支持港航水利集團建設，并壓減非重點支出用于“三高四新”戰略。

長期效應：省級科技創新專項資金從4億元增至10億元，單個項目支持強度提升5倍。

技術賦能增效

引入AI預警系統（如江蘇財政大數據平臺）實時監控資金流向，結合績效“紅黃綠燈”機制，可進一步提升節約效率。

立法保障可持續性

廣東省擬將零基預算納入《預算法實施條例》，安徽探索“專班運作機制”，通過制度固化改革成果。

類似于工業互聯網！

（2）強化績效管理：建立全流程預算績效評價體系，試點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整體績效評估，將資金使用效率納入考核。

例如，山東省實施績效評價：

末位直接淘汰：各類別排名最后一位的項目，原則上取消下年度預算安排（如2024年省法院某120萬元租賃項目因自評末位被淘汰）；

后20%比例壓減：排名后20%的項目按不低于10%比例壓減預算，若評價等級未達優良，壓減比例提至20%。

2024年省級部門取消低效項目5億元，共壓減464個項目資金25億元。資金再配置效率提升300%8。例如，某信息化項目通過協同審核壓減預算36%。

（3）財政資源統籌：將國有資源資產收益、政府性基金等納入預算管理，加大“四本預算”銜接力度，增強國家重大項目的財力保障。

大財政體系：整合資源

1988年6月至1990年4月，寧德地委書記，針對當地“老少邊島窮”的經濟困境，提出“大財政”理念，突破傳統財政僅關注收支的局限。

湖北2023年起建設大財政體系，以國有“三資”（資金、資產、資源）為基礎，通過財政、金融、投資聯動，推動資源變資產、資產變資本，形成“有效資產—有效債務—有效投資—新有效資產”的良性循環。

全要素覆蓋：統籌財政性資金、國有資產、特許經營權等公共資源，突破傳統財政僅關注資金收支的局限。

全領域協同：從基本公共服務擴展到促發展、防風險等領域，強化政府與市場協同。

全過程管理：貫穿項目謀劃、融資、建設到運營全周期，提升資金使用效率。

全省國有“三資”總量約21.8萬億元，覆蓋2.7萬家行政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涵蓋財政資金、固定資產（如土地、房產、基礎設施）、自然資源（如礦產、水域）及數據資產等多維度資源。

3、優化稅制結構，增強稅收調節功能

（1）支持新質生產力：擴大研發費用加計扣除至120%，重點覆蓋人工智能、生物醫藥等領域，降低企業創新成本。

（2）完善綠色稅制：全面推行水資源費改稅，探索碳稅立法，通過環保稅、資源稅引導低碳轉型。

（3）調節收入分配：健全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規范資本所得、財產所得征稅，縮小貧富差距。例如，試點將家政服務費用納入專項附加扣除，減輕中等收入群體負擔。

4、服務國家重大戰略，強化財政支撐能力

（1）保障科技創新：設立政府引導基金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如廣東省計劃通過股權投資推動制造業升級。

（2）區域協調發展：通過轉移支付傾斜支持中西部基礎設施，例如海南打造“國際教育創新島”，吸引境外高校合作辦學。

（3）應對數字經濟挑戰：完善數字稅收框架，防止稅基侵蝕，例如研究平臺經濟跨境數據流動征稅規則。

5、防范化解債務風險，構建可持續財政體系

（1）嚴控隱性債務：建立全口徑地方債務監測系統，推動融資平臺轉型，例如2025年專項債使用范圍擴大至新基建領域。

（2）優化債務結構：提高國債發行比例，降低地方債融資成本，如2024年中央財政支出占比提升至38.5%。

（3）強化制度約束：推進稅收法定原則，將消費稅、增值稅等稅種納入立法，減少政策隨意性。

總結與展望

財政改革的核心邏輯是“統籌、規范、公平、協調”，通過央地關系重構、預算效能提升、稅制優化、戰略支撐和風險防控，構建與國家治理現代化匹配的財政體系。

短期需聚焦地方財政紓困與消費提振，中長期則需依托新質生產力培育和綠色轉型實現高質量發展。政策落地效果將高度依賴部門協同與市場化配套措施，例如數字財稅系統的完善和資本市場改革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