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23日召開會議，決定召開二十屆三中全會，分析研究當前經濟形勢和經濟工作，審議《關于持續深入推進長三角一體化高質量發展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見》。

強調要始終緊扣一體化和高質量兩個關鍵，著力推進長三角一體化發展重點任務。要加快突破關鍵核心技術，統籌推進傳統產業升級、新興產業壯大、未來產業培育，在更大范圍內聯動構建創新鏈、產業鏈、供應鏈。要加快完善體制機制，打破行政壁壘、提高政策協同，推動一體化向更深層次更寬領域拓展。要率先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積極推進高層次協同開放，塑造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優勢。要堅持底線思維，統籌好發展和安全，加強生態環境共保聯治和區域綠色發展協作。中央區域協調發展領導小組要加強統籌協調，有關部門要加大支持力度，上海市要更好發揮帶動作用，江蘇、浙江、安徽三省要各揚所長，凝聚強大工作合力，不斷譜寫長三角一體化發展新篇章。

6月5日至6日，2024年度長三角地區主要領導座談會在溫州市舉行。

國家發展改革委有關負責同志應邀出席會議。這個很重要。

會議深入分析新形勢下推動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的新使命、新任務，審議并原則通過《長三角地區一體化發展三年行動計劃（2024—2026年）》《關于強化長三角區域合作辦公室職能建設的實施方案》，聚焦加強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跨區域協同、加快完善一體化發展體制機制、積極推進高層次協同開放、加強生態環境共保聯治、著力提升安全發展能力、率先探索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等六大方面進行了深入討論，明確了持續深入推進長三角一體化高質量發展的若干重大事項。

會議認為，長三角聚焦“一極三區一高地”戰略定位，堅持上海龍頭帶動，蘇浙皖各揚所長，深化跨省市合作，促進全方位協同，在規劃政策體系、改革開放、現代化產業體系、區域協調發展、生態環境共保聯治等方面取得新的突破，推動長三角地區強勁活躍增長極的功能不斷鞏固提升。

2019年12月6日，發改委副主任羅文在國新辦發布會上表示，“一極三區一高地”是長三角的戰略定位。

“一極”指的是全國發展強勁活躍增長極。2018年11月總書記在上海考察期間明確提出把長三角地區建設成為我國發展強勁活躍的增長極。強勁活躍增長極要求長三角地區激發市場主體活力，提高創新策源能力，提升參與全球資源配置和競爭能力，在促進我國經濟提質增效升級中發揮“穩定器”和“主引擎”作用，增強對全國經濟發展的影響力和帶動力。

“三區”指的是全國高質量發展樣板區、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引領區、區域一體化發展示范區。

“一高地”指的是新時代改革開放新高地。

會議強調，要堅持穩中求進、以進促穩、先立后破，緊扣一體化和高質量兩個關鍵詞，樹立全球視野和戰略思維，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擴大高水平開放，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統籌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統籌龍頭帶動和各揚所長，統籌硬件聯通和機制協同，統籌生態環保和經濟發展，鞏固和增強經濟回升向好態勢，推動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國式現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發揮先行探路、引領示范、輻射帶動作用。

會議指出：

要聚焦培育發展新質生產力，加強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跨區域協同。

要聚焦一體化發展制度保障，加快完善一體化發展體制機制。

要聚焦打造雙循環戰略樞紐，積極推進高層次協同開放。

要聚焦共建綠色美麗長三角，加強生態環境共保聯治。

要聚焦構筑區域風險防控體系，著力提升安全發展能力。

要聚焦率先探索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共同推進文化和旅游一體化發展。

要聚焦完善區域合作機制，凝聚一體化發展合力。

每次給省外民主黨派骨干、代表、委員培訓班講課，我都建議大家“把專業研究與參政議政有機地結合起來”，可以心想事成，事半功倍。費孝通先生就是榜樣。

2020年7月15日，《上觀》發表文章《這位副國級領導最早提出長三角一體化和“上海龍頭說”，并和上海江蘇浙江分別交換意見》。

1990年在國務院宣布浦東開發開放的前后，費孝通多次來滬考察，根據考察結論就浦東開發開放的定位、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等問題向中共中央建言獻策，為浦東乃至上海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費孝通（1910-2005），江蘇吳江人，中國社會學和人類學的奠基人之一，第七、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第六屆全國政協副主席。費孝通早年就讀燕京大學，并留學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師從馬林諾夫斯基。回國后，他擔任西南聯大教授，積極投身民主運動。新中國成立后，他轉向民族研究。作為民主黨派領導人，他對教育改革、區域經濟研究規劃等提出建議，被稱為“多黨合作這支交響樂里的第一小提琴手”。

1990年1月27日，時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朱镕基在看望鄧小平時，匯報了開發浦東的設想。2月，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正式向中共中央、國務院上報《關于開發浦東的請示》。3月，鄧小平在同幾位中央負責人談話時說：“上海是我們的王牌，把上海搞起來是一條捷徑。”

與此同時，時任民盟中央主席費孝通也在思考上海怎樣開發的問題。

1990年初，費孝通到民盟中央，與時任民盟中央副主席錢偉長、高天、葉篤定，秘書長吳修平談話。他說孫中山先生曾計劃在長江三角洲建立“東方大港”，我看上海最適宜，現在時機和條件都有了，可以把這個問題提到日程上來考慮。這以后，他多次和民盟中央負責人談話，思路逐漸清晰。他提出如果以上海為龍頭，以蘇、浙兩省為兩翼，以長江流域為脊梁，就能帶動全局的騰飛。他擔心地方觀念會影響這個戰略，表示要和上海、江蘇、浙江的領導分別交換意見。

當年正值全國兩會召開期間，費孝通和錢偉長多次拜訪上海、江蘇、浙江代表團，同代表團領導和代表委員們商討開發長江三角洲的設想。

4月9日，他以民盟中央名義向中共中央報送了《關于建立長江三角洲經濟開發區的初步設想》的建議書。4月10日，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約見費孝通和民盟中央領導，當面聽取意見。

1990年4月18日，黨中央和國務院宣布開發開放上海浦東，在浦東實行經濟技術開發區和某些經濟特區的政策。

同年5月7日，費孝通在黃河上游多民族經濟開發區第一次協調會上說：“上海正在浦東進行開發建設，搞成以后對大家都有利”，“浦東開發區絕不僅僅是為了上海而建立的，而是為了整個中國從西到東這條龍的騰飛。上海成為這條龍的頭，為這條龍的腹地服務”“民盟中央鑒于這個形勢提出了一個意見，建立長江三角洲經濟協作區，包括一市二省。目前的問題是蘇、浙、滬一帶工業企業有趨同性，企業趨同，產業結構趨同，沒有一個通盤的規劃，缺乏一個照顧全面、為各地工商業服務的機構，致使長江三角洲以及所聯系的腹地的優勢發揮不出來”“要真正搞好溝通，還要花大力進行研究探討”。

同年7月9日，在結束江蘇、浙江、上海為期一個月的考察后，費孝通在《瞭望》周刊上發表了題為《長江三角洲之行》的文章，就“上海龍頭說”和“長江三角洲開發”再次作出闡述。“我們所設想的開發長江三角洲與浦東開發區是什么關系呢？顯然，二者原是一回事，不但沒有矛盾，而且彼此銜接，互相補充。其實，從全局看，問題的關鍵不完全在這種關系方面，而在于浦東開發后，上海究竟是建成深圳式的上海，還是香港式的上海？這是兩個屬于不同層次的概念。我認為上海不能走深圳的路子。這是因為上海的地位本來就與深圳大不同，再說現在腹地的經濟狀況與80年代初期也大不相同了。如果上海浦東仍像深圳那樣吸引外資，以建設工廠為主，哪怕是包括興建一些高技術的產業，它的擴散能力和輻射能力都將受到很大限制，并可能在市場、產業結構等方面與蘇、浙，甚至沿江城市發生矛盾。即使上海能起到窗口的作用，也無法起到龍頭的作用。上海應該更上一層樓，在更高層次上成為全國的貿易、金融、信息、運輸、科技的中心。換言之，上海應在經濟上成為江、浙及沿江城市工農業商品的總調度室或服務站。”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召開，十四大報告提出：“以上海浦東開發開放為龍頭，進一步開放長江沿岸城市，盡快把上海建成國際經濟、金融、貿易中心之一，帶動長江三角洲和整個長江流域地區經濟的新飛躍。”

1995年11月，費孝通隨中共中央統戰部組織的各民主黨派、工商界領導人和無黨派代表人士來滬考察，親眼目睹了浦東和上海的巨大變化，發出“龍頭已經開始發揮作用了”的感嘆。回到北京后，他通過民盟中央于12月15日向中共中央、國務院遞交了《關于加速長江三角洲經濟區域發展的設想和建議》，就港口建設、進一步密切上海與“八員大將”（即江蘇的蘇州、無錫、常州、南通，浙江的杭州、嘉興、湖州、寧波）聯系、擴大長江水運能力、增強兩岸實力等問題提出了更加具體的設想和建議。

1996年1月12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復函民盟中央：中共中央、國務院對你們的建議非常重視，已送中央領導同志并有關部門參閱，同時責成國務院辦公廳研究提出意見。同年5月27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再次函告民盟中央：國家計委和有關部門正著手研究長江三角洲和沿江地區區域經濟發展規劃，對《建議》中提出的意見，將在規劃中吸收。《建議》中有關港口建設及其他意見也在研究落實中一并考慮。

民主黨派，天生就是提建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