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五年沒有與《決策》聯系，但是，幾乎天天看《決策》的微信公眾號，很多好的文章，我立馬轉發在我的微博微信上，讓我的粉絲分享、學習。因此，此次《決策》要我寫一篇與《決策》關系的文章，我感到很突然，很驚喜。《決策》還記得我這個老作者。

要解讀我與《決策》的關系，需要“大數據”。我不由得想到知網。

打開知網，查到《決策》，再看作者，我是41篇，浪費了《決策》的不少稿費。我是長期在湖北學習、工作，我在湖北的任何一家雜志上都沒有發表過這么多的文章。所以，我要衷心感謝安徽省的《決策》雜志給我提供了11年的發言平臺。

我看到我認識的湖北作者賀雪峰88篇、喬新生39篇，說明《決策》歷來是一個開放度很高的雜志。攬天下英才而用其文。

我在《決策》上的第一篇文章是《內地勞動力短缺是好事》（2008-01-05）。最后一篇文章是《統一核算下的城市排名變局》（2019-01-05）。前后整整11年。

下載量最高的是《新預算法：20年的等待》（2014-10-05，下載量428）。

我自己覺得最得意之作是《我的車改之路》（2015-01-05），因為在2014年7月16日中央采納了我的從1998年開始呼吁的公車改革建議，對全球宣布實行公車改革。在41篇中，與公車改革有關的有3篇。

41篇文章中，除了公車改革，最刺痛官員神經的是《下一個風口：拍賣公務賓館》（2016-06-05）。

作為一個財經研究者，我的興趣是，把財經研究、參政議政、寫作稿件三者有機地結合起來，最終的目標是，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夠被采納。這三者一點都不矛盾，研究、寫作，都是為了形成好的建議。有的文章實際上是我作為中國民主促進會的會員，通過民進中央向黨中央提交的建議。在《決策》上發表之后，再經過醞釀，再提交，然后陸陸續續被采納。舉一個最近的例子。

2017年，民進中央采納并遞交了我的《以“總消費”替代“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建議》。此建議來源是北京市的統計制度創新。北京市將2017年定為“總消費元年”，在全國率先以總消費替代社會消費品零售額作為衡量實際消費水平的指標。

總消費由商品消費和服務消費組成。相比起社會消費品零售額，總消費能更全面反映生活性服務業及相關行業的發展狀況，反映服務消費對消費增長和經濟發展的貢獻，能更清晰解答“錢都去哪兒了”的問題。

正好《決策》找我約稿，于是刊登了《“總消費”統計為什么好》（2017-05-15）。有四個內容：一是消費的范圍擴大了。二是把消費總量予以獨立的研究。三是科學反映總消費的結構。四是明確商品消費的重點，推動服務消費業的發展。可見，在北京試驗取得經驗的基礎上，適時以“總消費”替代“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指標，以及合并貿易經濟處與服務業處的業務，是必要的。

現在，國家統計局終于運用了我呼吁的北京市統計局的做法。

國家統計局2023年8月15日首次增加發布服務零售額數據。數據顯示，1至7月份，我國服務零售額同比增長20.3%，明顯快于同期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7.3%的增速。

服務零售額主要是指企業（產業活動單位、個體戶）以交易形式直接提供給個人和其他單位非生產、非經營用的服務價值的總和，旨在反映服務提供方以貨幣形式銷售的屬于消費的服務價值，包括交通、住宿、餐飲、教育、衛生、體育、娛樂等領域服務活動的零售額。這也是國家統計局推動統計方法制度改革的重要成果。

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側重于反映實物商品的消費，但未包括餐飲服務以外的其他服務消費，難以全面反映消費市場的發展情況。為此，國家統計局開展貿經統計方法制度改革，拓展消費統計范圍，建立反映服務消費發展情況的指標，即服務零售額。

安徽近年來，隨著進入“長三角朋友圈”，改革開放的力度不斷加大。改革成果影響力大。建議《決策》增加改革創新的欄目，為全國的創新發展，先行一步。

最近，我在講課中時常會提到安徽的五個創新。

一是構建科創金融政策體系。近年來，安徽從“貸、投、保、擔”等方面著手，為科創企業發展注入源源不斷的金融活水，助力推動創新鏈、產業鏈、資金鏈、人才鏈深度融合，賦能科技創新策源地和新興產業聚集地建設。截至2022年末，全省科技型企業貸款余額3592億元，較年初增加951.85億元，科技型企業貸款增長36%。

具體措施是出臺《安徽省科創企業貸款風險補償資金池管理暫行辦法》，出臺《大型銀行“科技金融服務特色支行”名單制管理方案（試行）》，率先設立全國首家省級政府性科技擔保公司。推動保險機構設立3家科技支公司，推動企業上市。

上海財經大學校長劉元春提出“新三駕馬車”：基礎研發、產業升級、科創金融。你們可以請他來講課。

二是“合肥模式”探索城市發展新途徑。英國《經濟學人》8月5日刊發長篇評論文章，深入分析合肥市的城市發展路徑，稱“合肥模式”賦能城市經濟高質量發展，并為中國其他城市發展提供實踐范例。

“合肥模式”使地方政府與民營企業合力，共同培育高端制造、電動汽車、生物技術和半導體等產業。全球液晶顯示器的“領跑者”京東方、全球成長最快的新能源車企之一蔚來汽車，均有主要工廠位于合肥。中國智能語音領域“領頭羊”科大訊飛則是由合肥當地高校創辦的。中國最先進的動態隨機存取存儲芯片制造商長鑫存儲是由合肥市政府與企業合資創立。

京東方8.5代線總投資285億元，合肥投了210億元，股票解禁后賣掉賺了100多億元。

20世紀80年代的“深圳模式”曾開創引入外資的先河，使中國南方成為世界工廠；誕生自中國東南部港口城市的“溫州模式”則表明，通常依賴家庭儲蓄運轉的民營工廠也能夠在遍布全國的銷售代理

幫助下取得成功。如今，“合肥模式”有望成為中國其他城市及地區的發展模板。

三是“科大硅谷”開辟校友經濟3.0版本。2022年6月，安徽省人民政府印發《“科大硅谷”建設實施方案》。提出，到2025年，爭取“科大硅谷”匯聚各類優秀人才超10萬名，形成多層次基金體系，基金規模超2000億元；集聚科技型企業、新型研發機構、科創服務機構等超1萬家，培育高新技術企業1000家，上市公司和獨角獸企業50家以上，形成一批可復制可推廣的制度成果，成為全國科技體制創新的標桿。措施包括服務平臺公司下設“科大硅谷”全球校友事務部，常態化聯系對接中國科大等國內外高校院所全球校友。全球校友事務部在創新資源富集區域設立若干海外創新中心、海外聯絡站。開展國際科技創新合作交流、離岸孵化等工作。

于是，這就在武漢校友經濟1.0版本、廈門校友經濟2.0版本之后，進入了合肥校友經濟3.0版本。說實話，武漢人很羨慕你們。

四是公車改革管理創新。早在十多年前，中科院合肥分院一家公司，就給全省做了公車管理統一平臺，一直到鄉鎮，公車軌跡都在上面，省紀委監管非常方便，我應邀去了一趟。后來各個縣又對長距離用車補貼做了明確。最近，有的地方又在搞“私車公用補貼制度”。

2022年，安徽日報曾報道安徽省基層公務出行保障改革的進展與成效，許多地區探索新能源汽車分時租賃、跨區域公務出行保障等措施，打通了基層公務出行的“最后一公里”。

在蕪湖市的一些鄉鎮，沒新增、沒租賃一臺公務用車，基層公務出行不僅一點兒不“堵”，反而更“暢”。

比如，夏春上車用手機點開一個APP，輸入出行人、目的地、工作事由等信息后，點擊申請，顯示“出行”。15分鐘后，車輛到了水庫邊工作地點，夏春點擊“到達”，這趟單子就完成了。APP上顯示：單趟8.1公里，往返16.2公里，補貼25.3元。月底，整個月的公務出行補貼經審核公示后就會打到他賬上來。

五是畝均論英雄。2021年，安徽省、合肥市相繼拉開“畝均論英雄”改革大幕。所謂的“畝均論英雄”，即對工業企業、尤其是規上工業企業畝均效益開展評價，并依據結果“獎優汰劣”。“畝均論英雄”改革目的就是讓“寸土”成為“寸金”。

這些創新之舉需要在《決策》上予以長期而廣泛的關注。

借此機會，給安徽提兩個建議。

一是給安徽搞一個頂層設計，學習2003年浙江的“八八戰略”。

二是在往東發展的同時，往西發展。最近，江西、湖北共同發展九江對面的湖北黃梅縣小池鎮。把九江經濟技術開發區的牌子掛在小池工業園。2009年中部崛起規劃出來后，我大力呼吁大力發展小池，現在已經是正處級單位。我建議把小池作為安徽、江西、湖北三省跨省合作區。共同發展，對安徽西部發展絕對有好處。

再次感謝《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