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4日，十四屆全國人大六次會議閉幕，備受關注的同時，有兩大議題尤為顯眼。

  中央決策  

1萬億特別國債加速災后重建

中央財政增發1萬億國債，將通過轉移支付方式全部安排給地方，集中力量支持災后恢復重建和彌補防災減災救災短板，整體提升我國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中央承擔還本付息，納入中央財政赤字管理，國債轉移支付資金全部納入財政直達資金范圍。

今年以來，我國多地遭遇暴雨、洪澇、臺風等災害，部分地區災后重建工作任務比較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8月17日召開會議，研究部署防汛抗洪救災和災后恢復重建工作。會議提出，“加快恢復重建”“進一步提升我國防災減災救災能力”。

其中，今年擬安排使用5000億元，結轉明年使用5000億元。資金將用于災后恢復重建、重點防洪治理工程、自然災害應急能力提升工程、其他重點防洪工程、灌區建設改造和重點水土流失治理工程、城市排水防澇能力提升行動、重點自然災害綜合防治體系建設工程、東北地區和京津冀受災地區等高標準農田建設等八大方面。

按照年初的財政預算，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支出236740億元，增長5.2%，而實際今年前三季度的僅支出171231億元，同比僅增長3.5%。

此次萬億特別國債要求5000億花在今年的四季度，意味著四季度的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的同比增幅將爆漲至18.3%，中國將迎來一個不一樣的四季度。

  中央助力  

2.7萬億新增地方債緩解財政壓力

另一個備受關注的議題是地方新增的2.7萬億債務提前下達，旨在緩解地方財政的壓力。

2021年、2022年，中央提前下達的專項債限額都不足上一年的50%，只有疫情爆發之初的2020年，才將提前額度升至60%。中央將2023年提前下達的專項債限額再次提升至60%，也就是2.7萬億（一般債0.43億元、專項債2.28萬億元），這次標志著中國將再次以疫情爆發之初的財政力度來刺激經濟。

累計上述的兩大財政策，中央決策層為我國的經濟注入了高達3.2萬億的資金，而這也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和解讀。

近期，上海財經大學的校長劉元春在10月21日的全球財富管理論壇·2023上海蘇河灣大會上提到了這一財政政策調整。他指出：“四季度的財政政策回歸，結合對明年方案的重新謀劃，只要2024年的積極財政政策能夠真正提質增效，中國的經濟企穩并非難題。”他進一步解讀了國際機構對中國明年經濟的預測，“IMF預期我們明年的增長將降至4.2%，而世界銀行給出的預測則是4.4%。但我認為他們的預測可能并不準確，關鍵在于多數研究團隊并未準確判斷中國風險控制的模式，以及我們國內經濟增長的新潛能在何時得到持續釋放。”

看來，“財政政策回歸”背后所蘊含的邏輯和深意如此。

從去年的第四季度開始，我們可以看到財政政策的明顯調整：財政貼息2.5%，銀行發放企事業單位采購設備貸款。其實，除了這3.2萬億的真金白銀之外，就是過萬億的特殊再融資債券。

截至10月24日，全國已有27個省份地區披露特殊再融資債發行計劃，規模合計10126.7958億元，其中已發行規模為7362.94億元，內蒙古、云南兩省份額度已超千億。

本輪再融資債券發行進度和規模超出市場預期，各區域估值收益率普遍下降較快，城投尾部風險或有望階段性下行，區域性城投主體迎來較好的配置機會。雖然城投債務規模不低，“724”會議上也首次提出了要實施一攬子化債方案，在地方政府化債過程中，城投平臺將承擔起更為重要的責任，無論是在土地出讓，資產盤活或者經營轉型等方面都將有所表現。

比如，重慶市財政局公告，擬發行“2023 年重慶市地方政府再融資專項債券(十期)”和“2023 年重慶市地方政府再融資專項債券 (十一期)”，金額合計304.1億元，期限分別為7年、10年，募集資金用于償還存量債務，2023年11月1日招標。

有專家認為這是一場提振市場信心之戰，中國經濟的刺激行動顯著加強，重點在財政政策上。

2023年全國財政赤字將由38800億元增加到48800億元，預計赤字率由3%提高到3.8%左右。甚至可能達到4%。按照國際上通行的《馬斯特里赫特條約》，政府赤字率一般設置為3%，中國歷來也是將赤字率控制在3%以內，即使2020年疫情爆發，也只是按照3.6%安排。

本次萬億國債將2023年的全國財政赤字率從3%一次性逼近到4%，超越了疫情的2020年，可見本次刺激經濟的決心。甚至不排除2024年也將把赤字率的上限從3%繼續調高至4%。

通過提高財政赤字，擴大財政支出解決經濟問題，這標志著積極財政政策到了第三個階段：擴大支出——減稅降費——擴大支出。

第一階段，1998-2015年第一輪積極財政政策以支出擴張為主，通過基建發力擴大總需求對沖亞洲金融危機、特大洪澇災害沖擊，穩定經濟大盤、社會大局。

1997年6月，一場金融危機在亞洲爆發，這是繼20世紀30年代世界經濟大危機之后，對世界經濟有深遠影響的又一重大事件。這次金融危機反映了世界和各國的金融體系存在著嚴重缺陷，在這次金融危機中都暴露出許多問題。

從財政角度來看，表現為政府稅收困難，財政危機與金融危機相拌。從1998年起我國開始實施以積極財政政策為核心的一系列宏觀調控措施，包括增發國債、擴大內需、促進出口、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具體措施有西部大開發（2013年我建議西部大保護，2016年長江大保護），大學擴招，黃金周。

1979年就有170多億的赤字，占GDP的比重超過3%。財政向銀行透支110億。1998年的赤字為980億元，1999年1797億元，2002年2098億元，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從1998年的1.14%提高到了2000年的2.6%，2002年也接近2.6%。2008年11月開始再次實施積極財政政策，應對美國金融危機。當時面對不斷蔓延的國際金融（次貸）危機，國務院推出了十項舉措，加快民生工程、基礎設施、生態環境建設和災后重建，計劃在2009-2010年完成4萬億的投資規劃，以擴大內需。到2009年一季度，4萬億投資規劃主要投向民生工程、基礎設施建設、節能減排、技術改造以及地震災區恢復重建等內容。其中，包括鐵路、公路、機場、水利等在內的基礎設施約在1.5萬億左右，如果再加上民生工程以及汶川大地震重點災區的恢復重建，跟基礎設施建設相關的投資，將近3.3萬億。2011年強調“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2012年提出“把握好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

筆者曾經在《財政監督》2010年第3期撰文《發展中國家財政政策應該持續“積極”——1998—2009年中國財政政策研究》，從1999年到2009年的十年，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第三個十年，是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十年，也是財政政策從積極到穩健、又從穩健到積極的一個輪回。

與此同時，筆者通過民主黨派的渠道提出“增支與減稅：積極財政政策應該更積極”的建議。建議強調，積極財政政策不僅表現在擴大財政支出方面，還表現在減稅減負方面。在上個世紀，這一條建議與《關于加快衛生體制改革的建議（平民醫院——惠民醫院）》、《抓住機遇，全面推進公車改革》等被全國政協、中央統戰部、民進中央、省政協同時采用。

2013年“緊緊圍繞主題主線，堅持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

2014年“堅持穩中求進、改革創新，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

2015年“堅持穩中求進、改革創新，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并適當加大力度”。

第二個階段，積極財政政策以減稅降費為主。

2016年進入“十三五”之后，提出了“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并加大力度”，比2015年的“適當加大力度”更進一層。

2017年“財政政策要更加積極有效”。

2018年，中美貿易戰，“積極的財政政策取向不變，要聚力增效”。

2019年“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力提效”。

2015年以來，我國經濟進入了一個新階段，主要經濟指標之間的聯動性出現背離，經濟增長持續下行與CPI持續低位運行，居民收入有所增加而企業利潤率下降，消費上升而投資下降等。

2016年，“死亡稅率”這個概念由天津財經大學財政學者李煒光提出，批評中國征稅過重，40%的稅負對中國企業意味著死亡，也可以叫“死亡稅率”。無疑推進了降稅減費的進程。曹德旺對“中國稅收全球最高”的吐槽更是一石激起千層浪，制造企業遷往美國的憂慮與國內企業忍受“死亡稅率”的無奈相疊加，在2016年的年末，減稅的呼聲達到頂點。“死亡稅率”也遭到了來自官媒和相關部門的聯手反駁。環球時報12月21日刊發評論《中國宏觀稅負不算高，死亡稅率太夸張》，國家稅務總局21、22日接連轉載多篇文章，為稅負辯護，指出“‘死亡稅率’說法不靠譜，更多屬于情緒表達”、“‘死亡稅率’之說，嚴重誤導了社會公眾”。

2016年1月26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二次會議，總書記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會生產力水平，落實好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表現為“三去一降一補”。即“去產能”，淘汰實體經濟的落后過剩產能。“去庫存”，即減少房地產行業的庫存。“去杠桿”，即降低政府的負債水平。“降成本”，即降低實體經濟企業的成本。“補短板”，即在一些被忽視或滯后領域增加有效供給。

減稅降費成為積極財政政策的主基調。一系列新的稅收優惠措施從2022年4月1日起正式實施，2016年至2022年我國累計減稅降費規模將超10萬億元。2022年，退稅減稅降費緩稅4.2萬億。2023年1至8月，全國新增減稅降費及退稅緩費超過1.15萬億元，其中近75%惠及民營企業。可見，減稅降費已經是強弩之末。

第三個階段，積極財政政策以擴大支出為主。在2023年第四季度，果斷推出了3.2萬億的財政大盤子，赤字率從3%飆升到4%。

第四個階段，積極財政政策應該是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

“6億人每個月人均收入1000元”在2019年引起熱議，國家統計局解釋，“6億人每個月人均收入1000元”可以從全國住戶收支與生活狀況調查數據得到印證。

按照住戶收支調查，全國家庭戶樣本可以分為五個等份，分別是低收入組、中間偏下收入組、中間收入組、中間偏上收入組、高收入組，每等份各占20%。其中，低收入組和中間偏下收入組戶數占全部戶數比重為40%。

根據2019年相關數據，低收入組和中間偏下收入組共40%家庭戶對應的人口為6.1億人，年人均收入為11485元，月人均收入近1000元。其中，低收入組戶月人均收入630元，中間偏下收入組戶月人均收入1300元，而2022年的數字是1100元。

千方百計地增加城鄉居民的收入，提高低保標準。建議建立“基本收入計劃”，即低保標準=上年月人均消費支出÷2，比如，武漢2019年月人均消費支出為2400元，低保標準則為1200元，而2020年4月武漢市城市低保標準僅為830元，農村低保標準僅為680元。提高標準，則可以提高收入，就可以擴大消費品的銷售規模。

2022年武漢月人均消費支出為3100元。武漢市2023年城市低保標準從每人每月910元提高至940元，農村低保標準從每人每月780元提高至820元。惠及困難群眾約10.5萬人。

近日，民政部社會救助司司長劉喜堂公布數字：全國低收入人口動態監測信息平臺已經歸集了6600多萬低收入人口的基本信息，大約占到全國總人口的4.7%。

包括低保對象近4000萬、特困人員460多萬，還有低保邊緣家庭成員600多萬，納入監測的防止返貧監測人口300多萬，以及其他納入監測范圍的低收入人口接近1300多萬。從這些數據可以看到，民政部門監測的低收入人口主要是生活遇到困難、需要救助幫扶的低收入人口。

截至9月底，全國共有城鄉低保對象3995.2萬人，累計支出低保資金1436.8億元；截至9月底，全國共有特困人員469.4萬人，累計支出特困供養資金408.2億元；前三季度共實施臨時救助481.8萬人次，累計支出臨時救助資金64億元。以中央財政的力量，適當提高救助標準，不是做不到的事情。

總結而言，面對自然災害和經濟挑戰，中國的財政政策調整顯得果斷且有力。從增發的萬億國債到特殊再融資債券的擴大發行，這都反映出政府對穩定經濟增長和確保國家財政健康的決心。專家和學者們對此展現出了積極的態度，認為這將有助于提振市場信心和促進經濟穩定增長。然而，如此大規模的財政擴張策略也提醒我們必須關注赤字率的變化，保證長期的財政可持續性。在未來，中國如何在保持經濟增長與確保財政穩健之間取得平衡，值得全球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