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政協最近推薦委員讀五本書，其中有《長江文明》、《大道 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當好改革開放的排頭兵》等。
作為湖北人，我率先讀了《長江文明》。
以下四個問題我比較關注。
一、河流文化
四大文明古國，皆仰賴大河的恩惠，比如，幼發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之于古巴比倫文明，尼羅河之于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恒河之于古印度文明，黃河、長江之于中華文明。古希臘“歷史學之父”希羅多德稱：“埃及是尼羅河的贈禮。”
諸大河文明奠定人類文明的基礎，又多已被取代而消弭在歷史長河之中，如尼羅河文明被希臘化、伊斯蘭化，兩河流域文明被波斯征服，印度河文明先后雅利安化、伊斯蘭化，而中華文明于起伏跌宕間傳承不輟，其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國領域廣闊、地理形勢錯綜，存在平行互補且有自然屏障相間的兩個大河文化——雄渾的黃河文化和清奇的長江文化。
近人梁啟超（1873-1929）說：“中國何以能占世界文明五祖之一。則以黃河揚子江之二大川橫于溫帶。灌于平原故也。”
如今，長江經濟帶、黃河經濟帶也是平行的。
二、長江經濟
1890年6月3日，張之洞設立湖北鐵政局，正式開始籌辦鐵廠和槍炮廠。1893年10月22日，位于漢陽大別山（龜山）北畔的鐵廠竣工，這就是舉世聞名的漢陽鐵廠。在1915年本溪湖煤鐵公司煉鐵之前，漢陽鐵廠是中國唯一一家采用新法煉鐵的鋼鐵企業，推動了長江流域乃至整個中國的近代化進程。
1896年6月，湖北槍炮廠投產，至1904年已陸續建設了制槍、制炮、炮彈、炮架、機器、鋼藥等十多個分廠，職工達4500余人。張之洞以該廠非槍炮二字所能概括為由，奏請朝廷將廠名改為湖北兵工廠，該廠最終于1908年定名為“漢陽兵工廠”。原來如此。
張之洞還先后創設了紗、布、絲、麻四局，構成比較完整的近代紡織工業體系，令武漢三鎮成為華中地區最大的紡織工業中心。還興辦了一系列中小型工廠，如白沙洲造紙廠、湖北針釘廠、武昌制革廠、湖北氈呢廠、湖北官磚廠等。
在張之洞督鄂之前，漢口直接對外貿易的進出口總額最高不過數百萬兩，但在張之洞督鄂十余年后的1905年則突破3500萬兩；間接對外貿易額在張之洞督鄂之前，最高為1880年的4200萬兩，1904年突破1億兩。漢口迅速由中古市鎮轉變為“駕乎津門，直追滬上”的近代大都會，成為我國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通商口岸，被譽為“東方的芝加哥”。這是彎道超車。
值得注意的是，近代中國開埠通商的漸次順序，與20世紀以來我國改革開放的城市開放次第相差無幾。
改革開放伊始，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率先成為經濟特區，這與1842年中、英約定開放的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口同屬東南沿海地區。
1984年，大連、秦皇島、天津、煙臺、青島、連云港、南通、上海、寧波、溫州、福州、廣州、湛江、北海等沿海城市成為全國第一批對外開放城市。而第二次鴉片戰爭后，中國沿海的營口、天津、煙臺、汕頭、瓊州（實際開埠時間為1876年）、臺南、淡水等城市也被迫開放。
19世紀60年代同批開放的還有鎮江、漢口、九江、南京（實際開埠時間為1899年）等沿江城市，而1985年2月，將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閩南三角區劃為沿海經濟開放區。
說明城市的位置不會變。
三、最早的茶樹
目前世界上發現最早的茶樹遺存，出土于長江下游的浙江余姚田螺山河姆渡文化遺址6000年前的地層中。20余株留有根部及短桿的茶樹遺存，在出土時仍保持豎立狀，規整地分行排列于兩片地塊中，明顯系人工栽培種植。2008年，日本古生物學家切片鑒定其為山茶屬中的栽培茶樹。2008年底，中國茶葉研究所測出該茶樹遺存中含有茶樹才有的茶氨酸，一舉確認了“田螺山遺址人工栽培茶樹是世界上迄今發現的最古老茶樹”，證明了長江下游也是茶文化的發源地。
余姚田螺山遺址
這是很重要的記錄。長江也是茶葉的載體。
四、武漢與上海教育的不同
所謂“海派文化”是上海開埠以來本土的吳越文化、在滬的中國其他省市文化與西方文化交融而成的一種多元復合文化，極具近代性與都市性。上海開埠后，大量外國傳教士涌入，他們大規模興辦學校，促進了上海教育事業的近代化。大量外國書刊的進入，引發了上海出版業的興起和競爭。繁榮的經濟和多元的文化構成，電影、戲劇、飲食、體育、科技等領域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蘇南浙北的大批移民攜吳越文化的溫柔典雅而來，各色各樣的外國闖灘者則帶來了新鮮的海外文化因子。
而湖北不同。上海有周邊城市的支撐，武漢的周邊缺乏大城市支撐。
湖北近現代人文薈萃，直接動因無疑是張之洞督鄂期間的文教興革，兩湖書院走出了革命家黃興、法學家張知本、教育家張繼煦、方志學家王葆心；湖北武備學堂走出了吳祿貞、藍天蔚；黃侃由張之洞資助官費，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聞一多曾就讀兩湖師范附屬小學，后留學美國……張之洞開辦的新學堂及大規模派遣學生留學，則使湖北學子從傳統士人變為新知識分子，登上了中國乃至世界的文化殿堂。
以上四個問題都是值得深度思考的。反映了長江不同地段的經濟與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