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財政”無法生存之后，還有形形色色的“財政”，比如說“罰沒財政”。

今年以來，我國推動扎實穩住經濟一攬子政策舉措落到實處，努力鞏固經濟回升向好趨勢。國務院第九次大督查將穩增長作為督查重點。

連日來，19個督查組奔赴各地開展實地督查，對照扎實穩住經濟一攬子政策舉措任務開展重點督查，協調解決各地經濟恢復面臨的突出問題，推動各項政策效應加快釋放。

比如，鄭州市累計發放汽車消費券1.88億元，帶動新車銷售3.92萬輛；濮陽市投入資金1600萬元發放專項消費券，帶動商品消費約6.3億元。

除了好的案例，也發現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

案例一：據央視報道，27日國務院督查組接到群眾在“國務院互聯網+督查平臺”反映，陜西榆林的一家個體戶賣了5斤芹菜后被市場監管部門罰了6.6萬元，督查組對此展開調查走訪之后，當地已經承認過罰不相當。

莫非芹菜也是假冒偽劣產品？還真是。

經查，去年十月的一天，榆林羅某夫婦經營的蔬菜糧油店購進7斤芹菜，市場監管部門提取2斤抽樣檢查，剩余5斤賣了20元錢。一個月后，檢測報告稱芹菜不合格，因羅某夫婦無法提供進貨票據，已售出芹菜無法召回，處罰決定書認定認定羅某夫婦涉嫌經營超過食品安全標準限量食品，罰款6.6萬元。

有網友搬出法律依據：

《食品安全法》規定“尚不構成犯罪的，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沒收違法所得和違法生產經營的食品……金額不足一萬元的，并處五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款……”。

此事經央視披露后引發熱議。這與低案值與高罰款形成的極大反差有關，但也從一個側面折射出公眾對行政處罰隨意任性的深刻擔憂。這對“大眾創業”是一個巨大的威脅。

案例二：有群眾在國務院“互聯網+督查”平臺反映問題線索稱，山西省太原市第六十三中學向家長推銷與第三方合作的“智慧課堂”，暗示誘導學生家長購買平板電腦資源服務，繳納費用8800元。校方以是否購買此項服務為分班依據，將學生分別劃入“智慧班”和普通班。不少家長雖然心有抵觸，但為了讓孩子分個好班，只好硬著頭皮掏腰包。

國務院第九次大督查第一督查組據此進行明察暗訪。調查過程中，督查組發現，開設“智慧班”的并不止六十三中一所學校，類似學校采取的辦班手段、宣傳方式大同小異。督查組結合實地走訪情況初步統計估算，2017年至今，太原市近5000名學生購買了龍之門等公司的“智慧課堂”服務，這幾家公司以此收費約2400萬元。

今日，《警惕“罰款式創收”沖動》（原創 周群峰 中國新聞周刊 2022-08-29）一文提出：

在賣地收入、稅收等減少的背景下，對很多地方政府而言，增加罰沒等非稅收入，成了他們一個很難抑制的沖動。

“亂收費、亂罰款、亂攤派”并稱為“三亂”，由此產生的一些新聞事件屢見報端。以罰代管、逐利執法、過度處罰等問題也飽受社會詬病。

8月17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于進一步規范行政裁量權基準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見》提出，各級政府及其部門要堅決避免亂罰款，嚴格禁止以罰款進行創收，嚴格禁止以罰款數額進行排名或者作為績效考核的指標。

“嚴格禁止以罰款進行創收”的表述備受關注。當前經濟處于下行周期，同時還有疫情因素，形成一種雪上加霜的疊加效應，這種效應作用在市場主體身上，就形成了收入不斷下降，利潤越來越少的局面，也導致很多地方政府財政緊張。

近年來多地罰沒收入呈明顯增長趨勢。2022年7月，各城市陸續公布2021年的預算執行情況。有媒體統計了全國300余個地級市的罰沒收入。其中，有111個地級市公布了罰沒收入數據。

在公布數據的111個地級市中，2021年有80個城市罰沒收入呈上升態勢，占比超過72％。其中，有15個城市罰沒收入同比增長超過100％，如四川樂山增長155％，江西南昌增長151％。

在上榜城市中，2021年，青島市罰沒收入為43.77億元，高居111個統計城市第一位，與2020年該市罰沒收入的19.26億元相比，一年時間，罰沒收入增長了24.51億，增幅達到了127％。

青島市財政局一位工作人員告訴《中國新聞周刊》，2021年，青島破獲了重大傳銷案等4起大案，增加罰沒收入22.45億元。這個可以接受。這種收入都是一次性的。

在梳理的全國地級市一般城市罰沒收入2021年較2020年的增值排行榜中，前14個地級市中，江蘇省占6個（鹽城、常州、南通、鎮江、蘇州、泰州）。其中，鹽城2021年罰沒收入為37.27億元，較2020年增長44.12％。

微信公眾號“俠客島”8月19日發文稱，隨著罰繳分離、對執法機關全額撥款、嚴格規范執法程序等一系列改革措施落地，當年的混亂現象得到一定程度改善，但尚未完全根治。這些地方政府的“罰款沖動”，主要源于“缺錢”的現實困境。但一缺錢就想著從企業、個人頭上“薅羊毛”，實在是短視且有害，很容易陷入“財政缺錢——罰款搞錢——營商環境惡化——企業用腳投票——稅基減少——更加沒錢”的惡性循環。

我在采訪中說，多地出現“以罰款進行創收”的案例有必然原因，近年來，受到疫情、房地產市場低迷等因素，地方財政收入不斷下降，一些地方政府就會通過罰款來增加財政收入。應讓每一筆罰款都做到罰之有理、有法可依，而不是為了增加自己的財政收入而想法提高罰款額度。上級部門也應對下級的罰款有沒有依據等作為核查重點。

很多法規有上下限，彈性空間較大。有時按照頂格處罰或最低限度處罰，從法律層面上都可以。在財政收入好的時候，罰款空間就會寬松一點，財政收入緊張的時候，可能就會提高罰款額度。所以，還要完善法律細則，讓一些處罰依據更加明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