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江日報 2021-12-07 14:57刊發文章《武漢89歲教授狀告知名網站獲賠70多萬》。

長期從事中國經濟史研究的趙德馨教授，1998年退休后筆耕不輟，2018年獲得第二屆“荊楚社科名家”榮譽稱號。鮮為人知的是，老人對中國知網擅自收錄他的100多篇論文打起了官司且全部勝訴，累計獲賠70多萬元。

12月10日晚，中國知網發布《關于“趙德馨教授起訴中國知網獲賠”相關問題的說明》表示向趙德馨教授道歉。

很快#中國知網道歉#和#中國知網向趙德馨教授道歉#兩個話題登上微博熱搜榜第一和第二位。

12月10日晚，中南財經政法大學89歲退休教授趙德馨就中國知網發布的《關于“趙德馨教授起訴中國知網獲賠”相關問題的說明》接受長江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就這個問題本身，他已經道歉了，態度還是可以的。”

“態度還算可以，但具體怎么做，我們還不太清楚。”12月10日晚，趙德馨教授弟子、中南財經政法大學73歲退休教授蘇少之就中國知網發布的《關于“趙德馨教授起訴中國知網獲賠”相關問題的說明》接受長江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說明里的話很籠統，起訴的作者獲賠了，可其他作者的稿酬問題怎么解決，這個問題沒有說清楚。

有媒體采訪我時，我說：在互聯網時代，希望在論文搜索平臺——雜志社——作者之間建立友好型利益分配關系。電子雜志已經非常方便了。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我和兩位老教授是同事。

我的感嘆是：研究歷史，就是認真執著。兩位老先生研究經濟史，我研究其中的財政史。1984年就與他們一起研究新中國經濟史。

到現在，在校園散步，遇到白發蒼蒼的趙德馨教授，會停下來聊兩句。

趙教授總是說：小葉，你的公車改革建議很不錯，一年節約1000億元。你發的東西我都看了，正能量。我連忙說：不要耽誤你的時間。

趙德馨教授，1951年畢業于中原大學（現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合作系，留校任教。1953-1956年，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史專業研究生，師從歷史學家尚鉞教授和經濟史學家傅筑夫教授。畢業后回校任教。

主要貢獻：《中國近代國民經濟史講義》（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出版，日本雄渾社1971年出版日文本，美國東西中心1969出版英文節譯本）；《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綱要》；《中國近代國民經濟史教程》；《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1949-1991）；《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專題大事記》（1949-1991）；《中國經濟史辭典》；《財經大辭典·經濟史編》；《湖北省志·工業志稿》；《近代中西關系與中國社會》；《毛澤東的經濟思想》；《楚國的貨幣》；《中國近現代經濟史》；《中國經濟通史》；《張之洞全集》等。

另有經濟學、歷史學、方志學論文100余篇。

最牛的是，碩士一畢業就寫教材：《中國近代國民經濟史講義》。

“新三屆”（1977、78、79年上大學）的人都知道，那個時代，大學生選專業的次序是：政治學、哲學、文學、歷史學，最后才是經濟學。成名成家的思想嚴重。

我是1978年考上大專，1979年考上大學，在福建省建陽一中當年10位考上文科本科的學生中，我的成績排在倒數第二，廈門大學政治系是不可能了。就報了湖北財經學院（今中南財經政法大學）財政學專業（公車改革的基礎）。現在，經濟學大熱。

1982年10月，在沙市市財政局畢業實習，跟著師傅到企業轉，開會，覺得當官沒有意思，還是當大學老師好。于是在1983年考上本校碩士。

在面試時，何盛明老師、梁尚敏老師就要我留校研究財政史，正合吾意。滿口答應。

1984年，趙德馨教授獲得一個國家級課題：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各專業的史學老師都要參與，寫作部門史。三大產品：大事記、史料長編、史稿。

參加這個課題組，使我的研究工作有了好的起點。

放眼望去，史學家大多是觀點鮮明，以史為據，認真執著，無錯不改。

趙德馨教授就是明例。我還想舉一個影響“取消農業稅決定”的案例。這記錄在我的《代表談財政》一書中。

2003年3月6日下午，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溫家寶到了全國人代會湖北團。

代表說完了，一般會留出半個小時以上的時間讓中央領導做指示。溫家寶副總理除了說湖北的工作有成績之外，重點說到如何減輕農民負擔。其中，他朝分坐左右兩邊的書記、省長問道：你們湖北不是有張居正嗎？他不就說過，農業稅越改，農民負擔越重嗎……省長書記連忙點頭稱是。

我是研究中國財政史的。

我一聽到溫家寶副總理這么問，我不由得心里咯噔了一下。壞了，說稅制越改農民負擔越重的，不是明朝中期的張居正，而是明清之際的思想家黃宗羲。我當時坐在左側的第二排，離溫家寶副總理有5-8米之遙，我輕聲說：“是黃宗羲，不是張居正”。不知道是想起來，還是聽到我的提示，他立刻說：“不對，是黃宗羲，是‘黃宗羲定律’”。他說：“歷史上每次稅費改革，農民負擔在下降一段時間后都會漲到一個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走進‘黃宗羲定律’怪圈。”并鄭重表示“共產黨人一定能夠走出‘黃宗羲定律’怪圈。”

我總算是松了一口氣。

如果沒有3月8日晚上《中國青年報》的活動，這件事可能也就這么過去了。碰巧的是，6日下午也在場的《中國青年報》記者王堯8日傍晚派車接我到“中青在線”做有關稅收方面的網民訪談。路上他問我：6日下午溫總理說的“黃宗羲定律”是怎么一回事？于是，我這個“財政史學者”就有了用武之地。

“黃宗羲定律”是由現代學者秦暉在論文《并稅式改革與“黃宗羲定律”》中總結出的定律。用學術的語言來說，所謂“黃宗羲定律”是由秦暉先生依據黃宗羲的觀點而總結出來的某種歷史規律：歷史上的稅費改革不止一次，但每次稅費改革后，由于當時社會政治環境的局限性，農民負擔在下降一段時間后又漲到一個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

黃宗羲是明末清初的重要思想家，是我國古代研究賦稅制度最深入、最系統的學者之一。他在《明夷待訪錄?田制三》中指出歷史上的賦稅制度有“三害”：“田土無等第之害，所稅非所出之害，積重難返之害。”王堯若有所思地點點頭，似懂非懂。但是，他在車上就表示，這是一個好題目，晚上加班寫這個稿子。我對他的表態表示質疑：記者不是什么東西都懂吧。

稿子出來以后，我立馬給王堯打電話，并提出一個“非分”的想法：我要見秦暉教授！王堯一聽，立刻同意。持續報道是一種好方式。研究財政史的代表要與研究農民戰爭史的學者見面，這是一個多么好的新聞題材啊！

在2003年3月11日晚上，天下著小雨，我、王堯、一名多次獲獎的《中國青年報》攝影記者來到了秦暉先生位于藍旗營的寓所，討教了一系列問題。他那很有氣質的美麗太太在門邊靜靜地聽著。在12日的《中國青年報》上，刊登了這次拜訪的全部內容：《農村問題的根本解決是把農民當公民看：拜訪“黃宗羲定律”》。

本報北京3月11日電（記者王堯）關注當前農村稅費問題的全國人大代表、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葉青，昨天和今天兩度登門拜訪了“黃宗羲定律”的命名者、清華大學教授秦暉，兩人就農村問題進行了交流。

葉青代表說：“3月6日，溫家寶副總理到我們湖北代表團參加討論時表示，共產黨人一定能夠走出‘黃宗羲定律’怪圈。我知道，‘黃宗羲定律’的提出跟你（您）有關。”

秦暉教授說：“雖然我認為學者在乎的應該是學術界的評價，但是看到自己的想法能影響政府的決策，我也很欣慰。”

關于“黃宗羲定律”，秦暉說：“其實在我之前，已有史學家注意到了這個規律——歷史上每次進行稅費改革，農民負擔在下降一段時間后，都會再漲到一個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再改，再上漲。1997年，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了‘黃宗羲定律’，現在似乎很多學者和官員都認可了這個概念。”

葉青代表介紹：“溫家寶副總理還問是否有來自監利縣的人大代表；稅費改革后，那里的農民負擔是否降下來了。”

監利是湖北省的產糧大縣，這里有個叫李昌平的鄉黨委書記，曾上書國務院領導，說了讓很多農村問題研究者過目不忘的三句話：“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李昌平是我們學校的畢業生。”葉青說。

秦暉說：“我認識李昌平。他后來辭職輾轉到了北京。其實，他說的不僅僅是監利縣的問題。從歷史上看，農民的稅費問題，是中國歷朝歷代都沒有解決好的老問題。像現代的‘農民負擔卡’這些做法，歷史上都試驗過。”

41歲的葉青代表，是研究中外財政史的專家。他說：“歷史上官方向農民征稅，曾有‘上取其一，下取其十’的說法。上級政府要收一個銀元的稅，底層官吏就敢向農民收十個，留九個自己用。”

秦暉說：“近年來，我多次指導學生到農村進行農民負擔問題走向的社會調查，從最基層了解到了一些農民負擔的現狀。”

某地一個鎮長說，過去農民抗稅，我們可以叫警察來管；但是農民不交費，我們不能叫警察。現在一并稅，我們都可以叫警察了。“如果并稅除費的出發點被基層理解為可以叫警察來管，那就很麻煩了。”秦暉說。

秦暉認為，解決農村稅費問題的治本之策，在于改革鄉鎮體制。鄉鎮不能再養那么多人。鄉鎮工作人員之所以膨脹，與鄉鎮干部的子女就業有關。實踐表明，這個問題能夠解決。

葉青代表說：“有很多代表呼吁，要求減免農業稅。因為這個稅占國家收入的比重不大，收稅成本又很高。”

秦暉不贊同這種觀點：“我認為也不必特別規定農民不繳稅，農業稅也不必減免，只要城鄉一視同仁，把農民身上的‘身份性貢賦’免了就行。歷史上還有15歲以下、60歲以上不征稅之說。現在，一些農村稅征到了100歲，某地竟逼一個百余歲的老人繳稅，真是滑稽。”

葉青代表說：“目前在選全國人大代表時，24萬城里人給一個代表名額，96萬農民給一個。有人說，4個農村人頂1個城里人。”

秦暉說：“我了解到，這種分配模式是從前蘇聯學來的。農村問題的根本解決，是把農民當公民看。”

又是“追蹤”，又是“拜訪”，經過我們三人的共同努力，減輕農民負擔成為2003年全國“兩會”的熱點之一。

從2004年開始，吉林、黑龍江8個省份全部或部分免征了農業稅，河北等11個糧食主產區降低農業稅稅率三個百分點，其他地方降低農業稅稅率一個百分點。

2005年，全國有28個省份全面免征了農業稅，河北、山東、云南也按中央要求將農業稅稅率降到2%以下。

2005年12月29日，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高票通過決定，自2006年１月１日起廢止《農業稅條例》，取消除煙葉以外的農業特產稅、全部免征牧業稅，中國延續了2600多年的“皇糧國稅”走進了歷史博物館。

2006年全面取消農業稅后，與農村稅費改革前的1999年相比，中國農民每年減負總額將超過1000億元，人均減負120元左右。全面取消農業稅表明中國在減輕農民負擔，實行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

每一件大的改革，都有史學家的身影。

公車改革是我的得意之作。我經常說：公車改革有十大原因，其中之一是，我是研究歷史的，要把自己寫進歷史。

多一個“葉車改”比多一個“葉副局長”有意義。

讀史使人明智，讀史使人骨頭硬。我也形成了“竭誠盡智，無錯不改，不受不休”的做事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