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卷有益。

《破冰與突圍——湖北干部“借火”長三角啟示錄》中介紹了2008年浙江的“新集體經濟”。

海爾集團曾經是一家瀕臨倒閉的集體企業，經過20多年的改革發展，已經成為中國家電行業的排頭兵。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涌現出一大批像海爾集團這樣的新型集體企業。其中，既有春蘭、東寶藥業、寶碩集團等通過集體改制發展起來的上市公司，也有上海華生化工、上海新工聯等職工控股的大型集體企業。

在“2005中國集體經濟高層論壇”上，新型集體經濟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與會專家認為，近年來，中國一些傳統集體企業通過改革改制，明晰產權，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正向新型集體經濟組織轉型，并日益展現出新的活力。

農村的“新集體經濟”事關“三農”問題，更值得關注。

2008年在江蘇跟班學習的湖北干部注意到這個問題。

高郵在農村大力推行農民專業合作社、土地股份合作社、社區股份合作社等“三大農合組織”，讓農民變成股民，讓種地工廠化，讓各種收益流到農民腰包里。

被稱為“新集體經濟”的農合組織，順應了現階段農村通過生產要素重組激發新生產力的要求，成為促進農村發展和農民增收的成功樣本。

上世紀90年代初，高郵農民專業合作社萌芽，現已達211家；2004年，高郵首家土地股份合作社成立，2008年發展到128家，入股土地8.5萬畝；2006年，高郵出現社區股份合作社，現有41家，資產量化1.21億元，折股2.24萬股。

在土地股份合作社中，農民以土地承包經營權入股農業開發，可以在保證農民利益的前提下集約經營土地，發展現代農業；社區股份合作是以合作制為基礎，把村組經營性資產量化給每一位村民，讓村民變成股東，風險共擔、按股分紅。

湖北干部說，到高郵農村轉一圈，大家就知道“新集體經濟”對農村的作用有多大。

宇鑫萬畝高效農業示范園、高郵特色水產示范基地、羅氏沼蝦規模化養殖基地……2008年11月25日，湖北干部驅車高郵農村，但見一個個規模宏大的種植、養殖基地，少有一塊塊單獨耕作的農田。

他們來到馬棚灣土地股份合作社與高郵鴨集團聯合建立的標準化養鴨基地。這里呈現一種環環相扣的循環養殖模式：一個個水塘被漁網分割為兩個部分，一部分養鴨，一部分養魚；鴨在水中排泄的糞便充當了魚飼料，魚兒又起到了凈化水質的作用；鴨舍里的糞便用作花卉基地肥料；高郵鴨肉、雙黃蛋打出品牌高價出售，鴨絨直接供給附近的波司登羽絨服廠。

這個高效的養鴨聯合體中，土地股份合作社提供土地、人力，高郵鴨集團提供技術、市場、品牌，真正實現了農民和龍頭企業的雙贏。

在湖北農村，土地基本還是分割成小塊由農戶分散經營，種養殖基地也有，但數量不多，規模也不大，與高郵農村大型種養殖基地“遍地開花”的現狀差距巨大。

五峰縣委書記陳亮說，五峰也成立了一些農民專業合作社，但在這些組織中，農民與農民、農民與公司之間是一種較松散的關系，合作不緊密，很難保證風險共擔、利益與共。高郵的合作社則表現出十分緊密的合作關系，他們統一供種、統一育苗、統一管理，統一打出綠色無公害品牌闖市場。

“三大農合組織”蓬勃發展，高郵全市已流轉土地25.7萬畝，其中80%用于發展高效規模農業。“新集體經濟”推動了農業結構戰略性調整，加快了農業產業化進程，使高郵形成了鴨、鵝、水產、蔬菜瓜果等農業塊狀產業，一舉推出了112個較有名氣的農產品品牌。

湖北干部說，學習高郵“新集體經濟”經驗，首先要完善形式，大膽嘗試建立土地股份合作社、社區股份合作社等新型農合組織；更重要的是學習他們的組織體系和運作模式，通過統一供給原料、統一生產標準、統一技術培訓、統一生產管理、統一市場銷售、統一品牌運作等方式，提高農民生產經營的組織化程度，提升現代高效規模農業水平。

“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三變”改革是貴州六盤水市就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所做的探索。

2016年底，中央農辦調研組對六盤水的農村“三變”進行了專題調研。中央農辦原主任唐仁健認為，六盤水市“三變”改革的核心是打造“股份農民”，通過集體資源調動政府資源、政府資源撬動社會資源的“雙輪驅動”，有效活化了要素資源，實現了“產業連體”“股權連心”，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積極性。

據統計，“三變”改革覆蓋當地66個鄉鎮，38.89萬戶農民變為股東，共有51.48萬畝集體土地經營權、28.92萬畝“四荒地”經營權入股。通過改革，整合財政資金6.6億元，撬動村級集體資金1.25億元、農民分散資金4.28億元、社會資金45.71億元入股。為解決“三變”改革的資金問題，六盤水還首創“國有平臺公司+金融機構+園區”的投入方式，組建了400億元的“三變”特色產業扶貧基金。

2018年2月，湖北省荊州市《公安縣推進農村土地股份合作社、勞務合作社和資本合作社建設試點工作實施方案（試行）》《公安縣農村土地股份合作社章程（試行）》《公安縣“三個合作社”建設試點政策解答》等規范性文件出臺，公安縣以鄉鎮為主體、村為單位全面開展試點，截至2020年10月底，全縣259個村工商登記注冊農村土地股份合作社248個、勞務合作社139個、資本合作社5個，共有79.7萬畝耕地入股、8萬農戶入社，土地入股入社率40%以上。

近年來，公安縣充分發揮基層探索創新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以支部領辦、村社合一方式，創建土地股份合作社、勞務合作社和資本合作社，把群眾重新組織起來，優化資源配置、融入現代農業發展，全面激活農業生產三大要素，加快實現鄉村振興。

公安縣“三個合作社”體制機制創新，先后獲評全國改革開放40年地方改革創新入圍案例、湖北省改革開放40周年推薦案例。

與“新集體經濟”相對應的是武漢的“新民營經濟”。

2017年6月13日，武漢市委、市政府召開新民營經濟發展大會。湖北省委副書記、武漢市委書記陳一新在會上表示，要努力把武漢打造成新民營經濟集聚地。

2017年1月，武漢市第十三次黨代會在全國首次提出要發展“新民營經濟”。經調查研究，形成了發展新民營經濟的基本共識、總體思路、政策舉措。

陳一新從“是什么”、“為什么”、“怎么辦”等方面，圍繞武漢發展新民營經濟展開闡述。

他提出，新民營經濟之“新”，體現在創業主體、產業領域、發展動力、融資方式、集聚格局、商業模式、市場需求、治理結構八個方面。其中，創業主體方面，不同于以往發端于家庭作坊、鄉鎮企業的農民，新民營經濟大多是新“四軍”：新近畢業大學生、“海歸”人才、科研院校技術人員、職業經理人。

“國有經濟這條腿長、民營經濟這條腿短。”陳一新以此來形容武漢經濟結構現狀。“新民營經濟的內涵特征與武漢發展新階段的新要求高度契合。毫無疑問，武漢要大力發展民營經濟，但必須走新民營經濟發展之路。”他說。

武漢發展新民營經濟的主攻方向是發展“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商業模式”。其中，重點要發展的新技術是光通信、5G、云計算等信息技術，智能感知、微納制造等智造技術，分子靶向治療、干細胞與再生醫學等生物技術，新能源技術以及文創新技術，量子科學、腦科學等前沿核心技術。

重點要發展的新產業包括移動互聯、集成電路、智能機器人、無人駕駛汽車、下一代高鐵等，力求在若干細分領域搶占發展制高點，打造“具有世界影響力的產業集群”。

當時，武漢正大力實施“百萬大學生留漢創業工程”、“百萬校友資智回漢工程”、“城市合伙人”計劃等，加大招才引智力度，激勵更多人才加入該市新民營經濟發展隊伍。同時，專門制定了《關于突破性發展新民營經濟的政策措施(試行)》，支持新民營經濟發展。

一晃四年過去了。要推動民營經濟進入高科技領域，難度有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