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徽（？—208年），字德操，潁川陽翟（今河南省禹州市）人。東漢末年隱士，精通奇門、兵法、經學。有“水鏡先生”之稱。

此次襄陽南漳之行，特別去了水鏡莊。30年前，參加財政部一個課題（契稅），到過一次南漳縣，也去過水鏡莊。

水鏡莊位于南漳縣城南。東漢后期，潁川戰亂頻繁。司馬徽為避戰禍，輾轉客居荊州劉表治下的襄陽城。

南漳水鏡莊的有關記載最早見于乾隆《襄陽府志》。據該書卷四“山川”南漳“玉溪山”條記載，玉溪山“山峰高聳挺秀，山下有溪，水聲淙淙如玉佩。”“有石室曰白馬洞，為漢水鏡先生棲隱處。”

《三國演義》中第三十五回“玄德南漳逢隱倫”，講的就是發生在南漳水鏡莊的故事。公元207年，劉備馬躍檀溪，襄陽脫難來到水鏡莊訪世事于司馬徽。司馬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杰。此間自有‘伏龍’、‘鳳雛’，二人得一可安天下”。備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司馬徽向劉備舉薦諸葛亮，由此引出了“三顧茅廬”、“隆中對”等故事，成就了三國鼎立的格局。水鏡莊因此而成為三國故事的源頭。

清乾隆七年（公元1742年），南漳知縣徐彥主持修建了“水鏡莊”，并在莊前立碑“漢水鏡棲隱處”。

最有意思的是失而復得的馬槽。

在草廬東北角有石槽，據說是司馬徽在此隱居期間，有一石匠，仰慕司馬徽的才德，專門打制送給先生，相傳劉備到莊時曾用此喂馬。

十年前，南漳文物部門派員深入各鄉鎮調查旅游資源，一干部在龍門鎮一農戶家發現了一口石槽。經鑒別，該石槽是三國水鏡先生所用的飲馬槽。

該石槽重2噸，呈長方形，長120厘米，寬53厘米，高52厘米，分底座和槽身兩部分，槽四周刻有“相敬如賓”、“孔明求學”、“丹鳳朝陽”、“喜鵲登梅”、“隱求家和”等浮雕。

導游說，曾經被盜。在海關被要回來。

1954年，縣政府曾撥款維修。“文革”中，“水鏡祠”和司馬紀事碑被拆毀。

1981年復修水鏡祠，1985年復修薦賢堂，再現清代水鏡莊風貌，并且成為襄陽境內遺留唯一紀念司馬徽的古代建筑。如今的水鏡莊成為人們憑吊前賢、感受三國文化的一個重要景點。

整個景區感覺不錯，面積不大，故事很多。南漳縣有水鏡莊與苞茅酒兩大寶貝足矣。

司馬徽有三大特點：

一是個人能力強，據史書記載，他精通兵法、經學、道術等多門學問，可以說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天下奇才，其謀略之深可以冠絕三國。在荊州時與漢末名士宋忠齊名。荊州南陽人劉廙、襄陽人向朗就曾經是司馬徽的學生；益州涪人尹默、李仁因為益州只流行今文經學，特意來荊州從司馬徽、宋忠學習古文經學。

二是弟子名氣大。司馬徽手下有三個著名的弟子，他們分別是諸葛亮、龐統和徐庶。三人都是三國頂級謀士，幾乎左右著三國的整個格局。弟子都如此厲害，可見司馬徽有多深藏不露。

依附劉表、屯駐新野的劉備前去拜訪司馬徽，并和司馬徽討論世事。

司馬徽對劉備說：“一般的讀書人和見識淺陋的人怎么能認清天下大勢呢？只有能認清天下大勢的人，才稱得上是俊杰。”

劉備問誰才可以稱得上俊杰，司馬徽回答說：“諸葛亮、龐統”。

徐庶也曾經向劉備推薦過諸葛亮和龐統。

劉備便以諸葛亮、龐統為軍師中郎將。

史書記載，一代奸雄曹操曾經也想請司馬徽下山相助。但司馬徽婉拒了。原因除了他當時年事已高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當時司馬懿已在曹操麾下效力。司馬徽不想和侄兒去爭寵。

司馬徽推薦徐庶、臥龍、鳳雛，是因為他們是他的弟子，對他們非常了解，劉備馬躍檀溪后，遇到司馬徽，司馬徽便向劉備舉薦諸葛亮和龐統，說二人得其一便可得天下。

而司馬懿盡管是他的侄兒，但司馬徽對他并不了解。要知道，司馬懿屬于那種特別低調，特別能忍之人，他的非凡才能一直隱藏在深處，不說司馬徽沒看見，就連閱人無數的曹操也沒有完全看透。

三是淡泊名利。司馬徽雖然有經天緯地之才，但性格清雅，不爭功名利祿，不與世俗同流合污，卻如同鬼谷子一樣，選擇歸隱山林。

公元198年（建安三年），荊州牧劉表設立學校、學官，廣泛尋求天下名士。司馬徽客居荊州襄陽。

司馬徽知道劉表心胸狹隘，一定會謀害善者，所以緘口不言，不談論時勢。

但是，與“知音們”卻很是投緣。司馬徽與荊州名士龐德公等人以及流寓到襄陽的韓嵩、石韜、孟建、崔州平等人均有交往，關系甚密。司馬徽視龐德公為兄長，被龐德公稱為“水鏡”。

漢末士人大多追逐功名，各奔其主，而諸葛亮、龐統卻隱居在襄、漢之間，淡泊名利，不輕易投靠他人，司馬徽向劉備推薦了諸葛亮、龐統。

公元208年（建安十三年），曹操南征，劉琮投降，司馬徽也被曹操所得，曹操想重用他，但司馬徽在此后不久就病死了。

一般來說，司馬徽融三者于一身（老師、智者、伯樂）。千里馬經常有，而伯樂不常有。

司馬徽出身于漢末，當時漢廷宦官擅權，政府腐敗，天下動亂，百姓遭殃。在這種生不逢時的年代，能“明哲保身”就已經很不錯了。司馬徽看透天下大事，所以退隱山林。因此，滿腹經綸的他成立了一個叫潁川書院的學府，做起了傳道受業的本分事，目的是想培養更多的人才出來。

除去諸葛亮、龐統和徐庶三人，據說曹操麾下的郭嘉，荀彧，陳群等人都曾經在他那里受到過教育。

所以，當老師、智者、伯樂很好。當官風險太大。

通常說孔子“弟子三千，賢人七十二”。是就孔子一生培養教育學生的總數而言。

孔子37歲開始招生授徒、開辦私學，至73歲逝世，前后從教36年，在他擔任中都宰、小司空、大司寇的四五年里，也沒有停止辦學，在后來周游列國的十四年里，他也一直帶領著學生，將學校辦在了客舍里和車輪上。

從孔子辦學的教學管理來看，能夠親炙其教誨，可以登堂入室者，恐怕也只有七十多人，那三千弟子則應該是外圍弟子（估計是聽過一場報告的）。這七十多人可分為前期、中期和晚期，并不同時。

據我研究，孔子與公車還有三個故事：

一是《論語·鄉黨篇（18）》記錄，孔子坐車做到三不要：“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即孔子上車時，必定會先正立站好，然后拉著繩索上車。在車里不向內回頭看，不急促地高聲說話，不用手親自指點，比比劃劃。

從個人的層面上講，孔子認為“禮”是個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和基礎，“禮”可以提高個人的修養、鍛造個人的品性，從而立足于社會。“禮”還對日常生活以及人際交往中的行為規范和行為準則作出了界定。

二是早在先秦時期，出行的馬車根據不同的需要，種類繁多、五花八門，可以分為“高車”與“安車”。乘坐高車需要站立而行，安車則是更舒適的坐乘，車輛同時也是公卿身份的標志。公車是不能夠隨隨便便賣掉的。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槨（guǒ）。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

即顏淵死了，顏路請求孔子賣了自己的車子為顏淵買一副棺外之槨。孔子說：有才和無才，對各自來說都是自己的兒子。我的兒子孔鯉死了，只有內棺而無外槨。我不曾為我兒子買槨而賣車，從而徒步行走。自我做大夫（官）后，是不可以徒步行走的啊！ 

孔子反對的理由并非自己小氣不愿意，而是因為：自己身處士大夫之位，必須遵守用車制度。當時，即便孔子都不能隨意變賣自己的座駕，可見，用車制度的嚴苛。

三是孔子強調教育就是學習六藝，指六種技能：禮、樂、射、御、書、數。駕駛室必修課。

【御】：駕馭馬車戰車的技術。五御：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周禮·地官·保氏》：“乃教之六藝……四曰五馭。”鄭玄注：“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謂行車時和鸞之聲相應；車隨曲岸疾馳而不墜水；經過天子的表位有禮儀；過通道而驅馳自如；行獵時追逐禽獸從左面射獲。

可見，學習駕駛是有很多規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