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3日，與十九屆五中全會的文件應該出齊了。

——五中全會公報。

——《求是》：習近平《國家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戰略若干重大問題》。

——《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

——習近平：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的說明。

系統閱讀四個文件，可以從中找到機遇。

首先要關注《說明》中提到三個數字：

——8月16日至29日，“十四五”規劃編制工作開展網上征求意見。廣大人民群眾踴躍參與，留言100多萬條，有關方面從中整理出1000余條建議。我也提了5條。

——各方面提出了許多好的意見和建議，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充分總結經驗，補充全面從嚴治黨、農業發展、文化建設、國家安全等方面內容。

二是深化形勢環境分析，補充改革任務仍然艱巨、辦好自己的事、樹立底線思維等方面內容。

三是豐富指導思想和原則，強化以人民為中心、擴大對外開放、全面依法治國、統籌發展和安全等方面內容。

四是完善“十四五”發展目標和2035年遠景目標，補充縮小發展差距、促進共同富裕等方面內容。

五是強化推進創新驅動發展的重大舉措，充實有關完善國家創新體系、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健全創新激勵機制和改革科技體制等方面內容。

六是更加突出實體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地位，充實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等方面內容。

七是更好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充實促進各類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完善重要財稅金融制度等方面內容。

八是完善新型城鎮化戰略，充實城市規劃建設管理等方面內容。

九是更加重視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強化建設高質量教育體系、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全面推進健康中國建設等方面內容。

十是把維護國家安全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筑牢國家安全屏障，充實保障國家經濟安全、維護社會穩定和安全等方面內容。

可見，民間的智慧還是滿滿的。

——對建議稿增寫、改寫、精簡文字共計366處，覆蓋各方面意見和建議546條。

其次，要了解建議稿的基本結構。

由15個部分構成，分為三大板塊。

第一板塊為總論，包括第一、第二兩個部分，主要闡述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取得決定性成就、我國發展環境面臨深刻復雜變化、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遠景目標、“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指導思想、必須遵循的原則和主要目標。

第二板塊為分論，總體上按照新發展理念的內涵來組織，分領域闡述“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和改革開放的重點任務，安排了12個部分，明確了從科技創新、產業發展、國內市場、深化改革、鄉村振興、區域發展，到文化建設、綠色發展、對外開放、社會建設、安全發展、國防建設等重點領域的思路和重點工作，作出工作部署。

第三板塊為結尾，包括第十五部分和結束語，主要闡述加強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推進社會主義政治建設、健全規劃制定和落實機制等內容。

很清晰。

最后，提一提十四五的新思維：

一是強調保持戰略定力，辦好自己的事。貿易摩擦與疫情防控已經證明。

中國的高質量發展受到兩者的考驗。

2015年11月10日，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研究經濟結構性改革和城市工作。

2016年1月26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二次會議，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會生產力水平，落實好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

“三去一降一補”指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高質量發展的起點。

一切都很政策。突然間，美國人來了。

2018年7月6日，美國對第一輪價值 340 億美元的中國商品正式征收 25% 的關稅。

中方反制措施亦對等、同步展開。

2018年7月31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首次提出“六穩”，即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針對的是“經濟運行穩中有變，面臨一些新問題新挑戰，外部環境發生明顯變化”。

37年前，里根的成就就引起特朗普的羨慕，一是通過大規模減稅使得美國經濟復蘇，為90年代的飛速發展打下了堅實基礎；一是通過“星球大戰”，逼迫蘇聯走上談判桌，并最終導致蘇聯的解體和美國贏得冷戰勝利。

毫無疑問，如今的特朗普也會這樣對付中國。

2020年4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分析研究當前經濟形勢和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加大‘六穩’工作力度，保居民就業、保基本民生、保市場主體、保糧食能源安全、保產業鏈供應鏈穩定、保基層運轉”。這是中央首次提出“六保”。

在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召開會議，首次提出“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23日下午，習近平在參加全國政協經濟界委員聯組討論時再次強調，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培育新形勢下我國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開會議，會議指出，當前經濟形勢仍然復雜嚴峻，不穩定性不確定性較大，我們遇到的很多問題是中長期的，必須從持久戰的角度加以認識，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牢牢把握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大力保護和激發市場主體活力，扎實做好“六穩”工作，全面落實“六保”任務，要持續擴大國內需求，克服疫情影響，擴大最終消費，為居民消費升級創造條件。

關鍵是中國不受美國與疫情影響，首次正式宣布“已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

二是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辦好發展安全兩件大事。發展安全并重，前所未有。

中國很可能會在時隔55年之后，于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綱要中再次出現“備戰”的詞眼。

上世紀60年代中期，中央要求在"三五"計劃期間，也就是1966-1970年必須立足于戰爭，從準備大打、早打出發，積極備戰，把國防建設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線建設，逐步改變工業布局。

當時，中蘇交惡還在持續當中，中美也還沒有開展乒乓球外交，尼克松訪華還是在1972年，中美之間的正式建交還需要幾年之后。

2017年10月，黨的十九大會議報告中提出——加強練兵備戰，有效遂行海上維權、反恐維穩、搶險救災、國際維和、亞丁灣護航、人道主義救援等重大任務，武器裝備加快發展，軍事斗爭準備取得重大進展。

這次決議是捍衛國家主權：

堅持黨對人民軍隊的絕對領導，堅持政治建軍、改革強軍、科技強軍、人才強軍、依法治軍，加快機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發展，全面加強練兵備戰，提高捍衛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戰略能力，確保二〇二七年實現建軍百年奮斗目標。

三是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

擺在各項規劃任務的首位，進行專章部署。這是我們黨編制五年規劃建議歷史上的第一次。芯片就是證明。

構建新發展格局需要依托成熟完整的產業鏈，而產業鏈的背后，是創新鏈的力量。

我國創新鏈需要解決的是“兩頭斷，中間凹”問題，即缺乏“頭部”的原始創新，“中間”的某些關鍵技術，以及“尾巴”的高端品牌建設。

當前我國很多產業鏈的問題歸根結底是“卡脖子”技術問題，制約了產業結構的升級和經濟高質量發展。

最近，6家芯片廠商都獲準繼續向華為供貨，即索尼、豪威科技、AMD、英特爾和臺積電、三星，照這個形勢下去，高通、聯發科、SK海力士等也還是很有希望的。也就是說目前華為的筆記本電腦、臺式機、手機攝像頭等芯片需求得到了緩解，可以持續向市場供貨。

最讓人關心的就是臺積電，畢竟這是麒麟9000的希望，可惜根據外媒報道，臺積電獲得許可的是28nm等成熟工藝，并不包括16nm、10nm、7nm、5nm、3nm這些先進制程工藝。恢復供貨的廠商雖然越來越多，但是仔細看就能發現，這其中有一個共性，那就是所有能繼續供應的產品，都不支持5G。

四是支持企業牽頭組建創新聯合體，承擔國家重大科技項目。發揮企業家在技術創新中的重要作用，鼓勵企業加大研發投入，對企業投入基礎研究實行稅收優惠。對如何創新指明了道路。國家對企業創新支持不夠是痛點。

最近我和我學生的文章：

通過搜集2009-2018年各省面板數據進行實證分析，結果發現：財政科技支出對“產學研”激勵效果強弱的大小順序為：工業企業最強，研發機構次之，對高校的促進效果最不顯著。據此提出以下建議：一是鼓勵支持民營資本對劣勢企業的改造和升級；二是結合創新成果評價優化對研究機構的扶持；三是創新對高校的扶持方式，助力“產學研”協同發展。

五是公報提及要“加快發展現代產業體系，推動經濟體系優化升級。堅持把發展經濟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堅定不移建設制造強國、質量強國、網絡強國、數字中國，推進產業基礎高級化、產業鏈現代化，提高經濟質量效益和核心競爭力。”

五年前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公報，沒有提到實體經濟。而在隨后不久發布的十三五規劃綱要當中雖然有所提及，但分量顯得偏輕——“改造提升傳統比較優勢，夯實實體經濟根基”。

11月2日，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保監會、中國證監會、國家外匯管理局對螞蟻集團實際控制人馬云、董事長井賢棟、總裁胡曉明進行了監管約談。

螞蟻集團當天晚間表示，會深入落實約談意見，繼續沿著穩妥創新、擁抱監管、服務實體、開放共贏的十六字指導方針，繼續提升普惠服務能力，助力經濟和民生發展。

11月2日，銀保監會會同央行發布《網絡小額貸款業務管理暫行辦法（征求意見稿）》。未經銀保監會批準，不得跨省級行政區域開展網絡小額貸款業務。

對于貸款金額設置單戶上限，自然人的單戶網絡小額貸款余額原則上不得超過人民幣30萬元，不得超過其最近3年年均收入的三分之一；對法人或其他組織及其關聯方的單戶網絡小額貸款余額原則上不得超過人民幣100萬元。

六是增強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順應消費升級趨勢，提升傳統消費，培育新型消費，適當增加公共消費。

公共消費過去提的不多。

2019年，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突破40萬億元大關，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保持在60%左右，消費連續6年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第一引擎。

2016年至2019年，我國全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從33.2萬億元增長到41.2萬億元，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不斷增強。

全國兩會以來，“6億人每個月人均收入1000元”近期引起熱議，國家統計局解釋，“6億人每個月人均收入1000元”可以從全國住戶收支與生活狀況調查數據得到印證。

按照住戶收支調查，全國家庭戶樣本可以分為五個等份，分別是低收入組、中間偏下收入組、中間收入組、中間偏上收入組、高收入組，每等份各占20%。其中，低收入組和中間偏下收入組戶數占全部戶數比重為40%。

根據2019年相關數據，低收入組和中間偏下收入組共40%家庭戶對應的人口為6.1億人，年人均收入為11485元，月人均收入近1000元。其中，低收入組戶月人均收入630元，中間偏下收入組戶月人均收入1300元。

結合上述問題，我建議要增加國民收入：

千方百計地增加城鄉居民的收入，提高低保標準。

建議建立“基本收入計劃”，即低保標準=上年月人均消費支出÷2，比如，武漢2019年月人均消費支出為2400元，低保標準則為1200元，而2020年4月武漢市城市低保標準僅為830元，農村低保標準僅為680元。

目前的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的財物報銷制度非常嚴格，這是好事情。但是，如果“出差+雙休+請假旅游”結合起來，就可以拉動當地的旅游消費支出。

比如，筆者周五在成都開會，財務報銷的規定是周四至周六三天的費用。但是，如果筆者周日晚上回來，周六晚上、周日一天的費用自己出，不就可以既不多花公家一分錢，又擴大成都的旅游嗎？

如果有五天的帶薪休假，就可以在四川呆上8天。

近日，恒大研究院任澤平建議：對于如何構建“雙循環”，一是建議大力發展“新基建”；二是建議全面放開生育；三是推進資本市場改革，從間接融資向直接融資轉變。

我前兩年也提過社情民意信息：十四五期間，把“全面二孩”政策改為“可生三孩”政策。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9年，我國全年出生人口1465萬人，人口出生率為10.48‰，是我國自1949年以來出生率的最低值。有輿論認為，出生率的降低和年輕人的“恐育心理”有關。

我國出生率自2016年有了小幅回升以后，2019年是連續第三年下降，此后還會持續下降。2019年出生人口中二孩占比57%，這說明大家生育二孩的意愿還是比較樂觀的。

因此，可生三孩，可以提高出生率。

七是完善節假日制度，落實帶薪休假制度。建議恢復五一黃金周，增設避暑黃金周。

在正常情況下，黃金周一天的旅游收入在1000億左右。現在只有春節、國慶節兩個黃金周。建議再增加兩個，做到“季季都有黃金周”。避暑黃金周放在8月中旬的五天，老百姓就可以實現“5+4”的避暑計劃。既拉動消費，又有利于身體健康。

2018年10月，中國傳媒大學旅游研究所所長劉思敏教授建議，完善休假結構，建議恢復原來的五一黃金周，并且在8月份的時候在增設一個“避暑黃金周”，這樣就可以滿足人們的休假需求了，而且就是因為現在的假期沒有滿足人民的需求，才會導致在國慶和春節時期，景區爆滿的情況。

增設兩個黃金周，只需要增加五個休假日，其中有2天的時間放在原有的休假基礎的五一期間上，另外三天放在八月一連休周末，兩天的上班時間分別放在周六與周末。

對于劉教授的建議，很多網友都說是他們見過最靠譜的專家。

八是加強宏觀經濟治理數據庫等建設，提升大數據等現代技術手段輔助治理能力。推進統計現代化改革。

首次提到我們統計。統計真實性非常重要。

2016年4月27日，新華社《內參選編》（16期）刊登《統計數據造假出現新特點誤導決策影響公信》。6人中只有我一人署名，其他5人只是“某地統計局負責人”“企業負責人”。

5月1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領導同志在中央改革辦《改革輿情信息》（53期）“統計數據造假出現新特點”上做出批示。中央領導批示：強調依法依規統計，汲取歷史教訓，殷鑒不遠，防范統計作假、弄虛作假；強調偉大的目標，要靠實干來實現。

2016年10月11日下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二十八次會議召開。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深化統計管理體制改革提高統計數據真實性的意見》，會議指出，防范和懲治統計造假、弄虛作假，根本出路在深化統計管理體制改革。

要遵循統計工作規律，完善統計法律法規，健全政績考核機制，健全統一領導、分級負責的統計管理體制，健全統計數據質量責任制，強化監督問責，依紀依法懲處弄虛作假，確保統計機構和統計人員獨立調查、獨立報告、獨立監督職權不受侵犯，確保各類重大統計數據造假案件得到及時有效查處，確保統計資料真實準確、完整及時。

2018年6月2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東明在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上作全國人大常委會執法檢查組關于檢查統計法實施情況的報告。報告指出，個別干部法治意識淡薄，統計造假、弄虛作假屢禁不止。建議開展統計督察。

2018年7月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三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防范和懲治統計造假弄虛作假督察工作規定》。

九是實施鄉村建設行動，把鄉鎮建成服務農民的區域中心。

公報中有關農業的表述如下：

優先發展農業農村，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堅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強化以工補農、以城帶鄉，推動形成工農互促、城鄉互補、協調發展、共同繁榮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要保障國家糧食安全，提高農業質量效益和競爭力，實施鄉村建設行動，深化農村改革，實現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

在這些提法中，“實施鄉村建設行動”尤其醒目，讓人浮想聯翩。

從“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鄉村振興國家戰略，到現在的實施鄉村建設行動，更有普遍性、重要性、操作性。“行動”二字說明，一批新農村建設已經形成經驗，可以推而廣之。要行動起來。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我國曾掀起一場規模大、時間長、波及廣的鄉村建設運動。全國出現了數百個鄉村建設團體和機構，出現了一大批鄉村建設的杰出人士，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晏陽初、梁漱溟、盧作孚。

在各種內外戰爭的影響下，鄉村建設運動以失敗告終。但是，這無疑是中國社會經濟建設歷史上的一次嘗試。

在中國經濟總量世界第二已經十年，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今天，鄉村建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擴大內需的主陣地。

十是優化行政區劃設置，發揮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帶動作用，建設現代化都市圈。

習近平：《國家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戰略若干重大問題》：

“要推動城市組團式發展，形成多中心、多層級、多節點的網絡型城市群結構。城市之間既要加強互聯互通，也要有必要的生態和安全屏障。中西部有條件的省區，要有意識地培育多個中心城市，避免‘一市獨大’的弊端”。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空間結構正在發生深刻變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成為承載發展要素的主要空間形式。

在沿海，一般是非省會城市經濟規模大于省會城市。

深圳GDP大于廣州，泉州大于福州，蘇州大于南京，無錫一度大于南京，青島大于濟南，要不是萊蕪與濟南合并，煙臺都超過濟南。大連大于沈陽。只有杭州大于寧波、溫州。

而在中西部，就沒有這種情況，省會城市就是老大。

因此，中西部就是要在不影響省會城市發展的同時，把一個省的老二、老三發展起來。這也是湖北最為典型的問題。

第一，我很早建議，在武漢獲得國務院不少于20項政策支持的情況下，湖北省政府要把省級政策資源向宜昌、襄陽傾斜，因為除了武漢之外，湖北的其他城市能夠得到國務院政策支持的相當有限。最新的武漢政策是，國家發展改革委、交通運輸部近日聯合印發《關于做好2020年國家物流樞紐建設工作的通知》，武漢獲批港口型國家物流樞紐建設城市。

武漢將整合陽邏港后方的港口物流區、鐵水聯運示范基地、陽邏綜合保稅區、公路中轉中心、多式聯運海關監管中心等5個核心設施，建設港口型國家物流樞紐。武漢港口型國家物流樞紐總占地面積4750畝。

可以說武漢政策多的用不完，其他城市則沒有政策，所以，省政府要多關注武漢之外的城市。

第二，要發揮宜昌、襄陽的作用。鄭州基本上在河南的中心偏上，而武漢則在湖北東部，宜昌、襄陽反而是在中心。借鑒河南洛陽、江西贛州等市市委書記由省委常委擔任的現實，我在15年前建議宜昌、襄陽市委書記由省委常委擔任。直到2012年才被當時的省委書記采納。

第三，把“一主兩副”升格為三個城市圈。最大限度地發揮三個省委常委的作用。武漢城市圈1+8，是一個老城市圈了。宜昌城市圈由宜昌、荊州、恩施、神農架組成。襄陽城市圈由襄陽、荊門、十堰、隨州組成。不要再提“宜荊荊”。這樣的話，鄂西北、鄂西南、鄂東就形成一大兩小三個城市圈。同時，再加上三個經濟帶：長江經濟帶、漢江經濟帶、清江經濟帶。

一直希望湖北省的十四五規劃能夠采納我這個建議。

總書記說的“中西部有條件的省區，要有意識地培育多個中心城市，避免‘一市獨大’的弊端”，仿佛就是針對湖北說的。

湖北不構建宜昌、襄陽城市圈，總量難以做大。

無獨有偶，山東也是三個城市圈：

山東省委、省政府將其作為山東省八大發展戰略之一，著力提高發展的整體性、協調性、耦合性、均衡性。

果斷提出構建“一群兩心三圈”的區域發展格局：

“一群”即打造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山東半島城市群；

“兩心”即支持濟南、青島建設成為國家中心城市；

“三圈”即推進省會（濟南）、膠東（青島）、魯南三大經濟圈區域一體化發展。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