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頭條首席經濟學家徐洪才認為：近期提出雙循環的戰略，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方面，是城市和鄉村之間的循環，一線城市跟四線城市，跟縣級基層、跟縣域經濟之間的暢通。

很有道理。

經濟分析，不能夠“大概”“差不多”。要盡可能細致一些、有耐心一些。

在中國的媒體中，有一家特別喜歡研究地級市。這就是《第一財經》。這是一件苦差事。

第一財經·新一線城市研究所，2018年1月，對中國338個地級以上城市再次排名。

一線城市（4個）：北京市、上海市、廣州市、深圳市

新一線城市（15個）：成都市、杭州市、武漢市、重慶市、南京市、天津市、蘇州市、西安市、長沙市、沈陽市、青島市、鄭州市、大連市、東莞市、寧波市

二線城市（30個）：廈門市、福州市、無錫市、合肥市、昆明市、哈爾濱市、濟南市、佛山市、長春市、溫州市、石家莊市、南寧市、常州市、泉州市、南昌市、貴陽市、太原市、煙臺市、嘉興市、南通市、金華市、珠海市、惠州市、徐州市、海口市、烏魯木齊市、紹興市、中山市、臺州市、蘭州市

三線城市（70個）。

在經濟轉型升級新階段，中心城市對區域經濟發展的作用日益凸顯。第一財經記者梳理了2019年普通地級市GDP20強，其中排名前19位的城市均超過了5000億元大關，更有3個城市進入到GDP萬億俱樂部行列，分別是蘇州、無錫和佛山。最強的蘇州2019年GDP已達19235.8億元，將近兩萬億元，比第二名的無錫多出了7000多億元，處于遙遙領先的位置。

在這前20名地級市中，江蘇多達8個，浙江4個，山東兩個。

中部只有洛陽與襄陽。西部、東北沒有，這也反映了城市經濟的繁榮程度：僅有省會城市繁榮是不夠的，地級市強才是真的強。

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過去，無論是財政學界，還是新聞媒體，都很少以330個地級市作為短期經濟分析對象的，至多是在年度分析才會涉及到地級市。一般是分析各省的財政經濟問題，或者是前20大城市、省會城市的財政經濟問題。我國統計系統每個月都有房地產價格的波動分析，那也是局限于70個大中城市。

最近《第一財經》記者就做了一件很細致的工作：在全國330多個地級以上城市中，通過對其中176個地市今年前7月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統計梳理發現：《近六成負增長，20城下滑幅度超過10%》。

在176城中，有102個負增長，在102個負增長城市中有20個城市下滑幅度超過10%，可見地方財政面臨的壓力之大。

首先，要分析這些大面積城市負增長的原因。

一類是處于疫情中心或受疫情影響較大的城市。比如年初疫情中心的襄陽、十堰、荊州和武漢位居后四位。這些城市負增長的原因眾所周知，“封城”或者“準封城”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對外經濟活動凍結。隨著抗擊疫情、經濟恢復取得決定性“雙勝利”，通過科技創新、擴大消費、經濟交流等手段，肯定會恢復原有的活力，即“滿血復活”，回到原來的位置。

另外一類是一些能源重化產業為主的城市，以及部分產業結構相對單一的城市也是負增長。包括陽泉、鄂爾多斯、呂梁、鐵嶺等。比如柳州以汽車工業為主，車市行情對當地經濟和財政影響大。泉州以紡織鞋帽為主，疫情之下，此類消費也受到較大影響。

這就是歷史性的問題，結構單一的扭轉，更需要從長計議，在十四五規劃期間把經濟結構重新調整過來。

其次，各級城市要更加重視“內循環”問題。

經濟決定財政，財政反作用于經濟。今年前7個月的地級市財政收入的兩極分化，是地方經濟發展的客觀反映。有什么樣的經濟結構，就有什么樣的財政結構。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1998年和2008年。

要增強地方財政實力，目前的機遇就是要抓住“以內循環為主體”的新對策。此次“內循環”是中國應對復雜的國際政治經濟形勢的穩定之計，有兩大特點，一是要通過增加居民收入來擴大內需。一般認為，我國內需在GDP中的比重過低，居民收入過低，6億多人的月收入只在1000元左右，要想通過內需持續擴大經濟規模是很困難的。二是提高創新能力才能更有力量地融入世界競爭。此次華為芯片斷供事件，就說明國際形勢錯綜復雜，不掌握核心技術，就難以在競爭中穩操勝券。“內循環”的目標之一，就是通過5-10年的臥薪嘗膽，在“卡脖子”領域有更多的自有核心技術，在高端領域的國際競爭中取得盈利。

從地級市來說，要有自己獨有的創新領域，而不是面面俱到，缺乏拳頭產品、核心產業。

東莞排在第五位。

最近，《中國青年報》報道，從2005年華為公司項目投資落地東莞松山湖以來，15年間，華為創新效應不斷釋放，覆蓋從源頭創新到產業落地全鏈條的“創新森林”在松山湖悄然生長：中國散裂中子源、南方光源等大科學裝置及平臺加速建設，新型研發機構云集，優質企業不斷孵化；30名院士、48個省市創新科研團隊、10萬名各類創新人才來此筑夢；以華為終端為龍頭的高端電子信息產業，如今已發展成數千億元規模的支柱型產業。

東莞利用位于廣州與深圳之間的區位優勢，搭建平臺，增強創新能力，土地的GDP產出能力不斷增強，就說明了此類城市的發展方向。可以預見，東莞在輕工業的基礎上，高端創新能力也是無可限量的。

通過今年的抗擊疫情，說明了三大領域將成為中國經濟的主戰場：經濟建設、環境保護和健康保障。各大城市可以在這三者中，尋找自己的位置。通過抗擊疫情，人們越來越感覺到健康的重要性。

比如，湖北省的恩施州，雖然制造業不夠發達，但是，海拔高，空氣好，海拔在1000米以上的地方，大都可以發展避暑基地，海拔500米以上的地方，大都可以發展避霾基地，好的空氣、涼爽的氣候將成為獨一無二的資源，特別適合老年人養老。

這些生態資源，吸引了對健康保障有興趣的投資者。今年7月23日，恩施州利川市政府與成都天府江廈實業有限公司簽訂西蘭卡普國際康養度假區項目投資協議。擬投資107億元，將西蘭卡普項目建成華中地區高品質的旅游、康養、度假目的地。

通過調整投資結構，加大創新力度，各大中城市積極尋找適合自身優勢的產業，才能夠縮小城市之間的經濟差距與財政差距，讓廣大民眾有好的收入，地方有好的產業，這樣，經濟面貌才會有煥然一新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