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8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記者會上提到“有6億人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引發關注討論。李克強說，“怎么樣保障那些困難群眾和受疫情影響新的困難群眾的基本民生，我們應該放在極為重要的位置”。

月收入僅1000元，用李克強的話說，“在一個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難”。

有了“月收入僅1000元”這個數字概念，其他什么都不用再說了。說實話，這個數字對我這個統計工作者沖擊都很大。

經濟總量世界第二，人均GDP一萬美元，戶均資產300萬元……對這6億人來說，都是遙遠的事情。

過去我們看的比較多的是，城市低收入者因為舊城改造住進高樓，但是，并沒有笑容，因為收入過低。農民搬進別墅，但是，都是舊家具，因為收入過低。其實，沒有居民收入的增長，其他都是“天上的浮云”。

這6億低收入人群，如何解決他們的收入提高的問題？

通過這次疫情的分析，以及長期以來城管與小商小販之間的矛盾沖突，筆者認為，要保民生，就要在政策上與制度上予以創新，大力發展家庭經濟與建立基本消費計劃。

家庭經濟是社會經濟的最基礎層面

在中國的民營經濟層次中，有個體工商戶、民營企業、民企集團，這些都是要求有一定的條件，比如營業場所、雇傭人數、經營發票等。

其實，還有一個更基礎的經濟層級，這就是家庭經濟。家庭經濟的內容比較寬松，以家庭成員為主，自由度非常高。比如，農村的家庭農業經營就是如此，種什么？怎么種？由家庭成員說了算。

農民還可以在房前屋后多發展種植業、養殖業。這是一種庭院經濟。庭院經濟是農民以自己的住宅院落及其周圍為基地，以家庭為生產和經營單位，為自己和社會提供農業土特產品和有關服務的經濟。

這兩天正好看到一個案例。

湖北省咸寧市咸安區發展綠色庭院2000余家，發展林下種養經濟1萬余畝，發展庭院農莊500余個。

案例一：在雙溪橋鎮三橋村，71歲的樊仁義依托美麗村灣建設的好環境，兩年前將自家房屋改裝成樊宣農莊，辦起農家樂，游客四季不斷，每年能為家庭帶來10余萬元的收入。

案例二：走進汀泗橋鎮黃荊塘村8組，竹林搖曳，雞群嬉鬧。黑磚黛瓦，村灣整潔。30戶村民的村灣宛若大庭院， 實現了環境美化和經濟收益雙豐收。原來，8組通過成立合作社集中在山間竹林養雞，各家不僅分紅分雞，還保證了院落的整潔亮麗。

案例三：前院，茶花、月季花開得正艷；后院，柑橘樹掛著豐碩的果實，紅葉石楠、大葉女貞等各類綠化苗木隨處可見——向陽湖鎮鐵鋪村六組村民雷六云的家就在綠樹果香之間。

雷六云家的院子原本空蕩蕩的。上世紀90年代末，偶然聽說鄰村親戚賣樹苗收入不錯，夫妻倆主動上門學習技術，還將房前屋后的空地和一畝多田地全部種上果樹苗。2004年，他們種植的第一批樹苗出圃，掙了3000多元。

2010年，夫妻倆拿出積蓄，流轉10畝土地，發展真正的苗圃基地。為引進合適的品種，雷六云把自家庭院當試驗田。如今，基地每畝苗木產值近萬元。他們承接周邊的綠化工程，年收入6萬余元，不但蓋起兩層樓的新房，還新買了一輛車。

那么，城市的家庭能不能也有這種自由經營的機會呢？在過去，城管十分嚴厲的情況下，是很困難的事。現在則有了“地攤經濟”的復蘇。

早在2007年全國兩會前夕，上海、重慶兩市先后實施“不再一律封殺馬路攤點”和“有序開放馬路攤點”的舉措。

今年3月15日成都市出臺《成都市城市管理五允許一堅持統籌疫情防控助力經濟發展措施》，允許設置臨時占道攤點、允許臨街店鋪越門經營、允許大型商場開展占道促銷、允許流動商販販賣經營、允許互聯網租賃自行車企業擴大停放區域等“五允許”，堅持柔性執法和審慎包容監管。同時臨時占道經營需保障安全、不占用盲道和消防通道、不侵害他人利益，做好疫情防控和清潔工作。成都因為有序放開夜市，增加了10萬以上的就業崗位。

今年5月27日中央文明辦改變文明城市測評考核內容。

6月5日住建部城市管理監督局印發通知，轉發了《成都市城市管理五允許一堅持統籌疫情防控助力經濟發展措施》。

這說明這種家庭經濟的生命力是十分旺盛的。有一位市民，白天在服裝廠上班，晚上在夜市擺地攤，賣服裝，收入大幅度增加。因此，家庭經濟是立竿見影的經濟，只要勤勞就可以致富。

家庭經濟，就是由家庭成員決定的經濟活動，擺地攤，賣紅薯，蹬三輪車，貼手機膜，等等，都是可以有收入的家庭經濟活動。地攤經濟，屬于家庭經濟的一種。

在古代，市場的名字有市井、草市、夜市、早市、集市等。可以看出市場與地攤的密切關系。

市井，是指商肆集中的地方，古代又稱作“市廛”。《管子·小匡》曰：“處商必就市井。”意思是有商人經營的地方就是市井。漢代長安有九個市，六市在大路西邊，統稱西市；三市在大路東邊，統稱東市。東西市以外還有個槐市。北魏洛陽有東市、大市、四通市等等。

草市，原來是鄉村定期集市﹐經過長時期的發展，到宋代﹐其中一部分發展成為居民點，個別的上升為縣﹑鎮﹔而緊臨州縣城郭的草市，則發展成為新的商業市區。

夜市最早出現于唐代，但國家明文允許夜市，是在北宋開封東京城時期。后南宋遷都于臨安（今杭州）。臨安人口由于中原大量人口南遷同樣多達百萬，大街小巷店鋪林立，早市、夜市“買賣晝夜不絕”。還有各種小販、貨郎叫賣，更增添了城市的“煙火氣”。

早市，宋代之前，對開市的時間有限制。宋代開市國家明文規定允許早市，又稱朝市。每天一早開市，交易只有2～3個小時。

集市是指定期聚集進行的商品交易活動形式。主要指在商品經濟不發達的時代和地區普遍存在的一種貿易組織形式，又稱市集或集。

在上個世紀70年代，農村還有集市，每個村子固定一天，小商人就可以輪流到各村賣東西。所以，稱為“趕集”。

發展家庭經濟或者“地攤經濟”，有三大好處，一是家庭經濟減輕了中國就業的壓力，二是滿足了社會上方方面面的需要，三是培養了創業精神，大商大販是由小商小販發展而來的。1979年9月，武漢漢正街103位個體戶獲批擺地攤，才會有后來的全國最大的小商品批發市場。

因此，目前不要過度關注地攤經濟，而是要把地攤經濟視為家庭經濟的主要形式，并制定優惠政策，把家庭經濟發展納入一個長效發展的軌道，使之成為個體戶經濟、企業經濟的策源地。

通過基本消費計劃提升消費規模

地攤上的商品，應該是價廉物美的。因此，去逛地攤市場的，也大部分是收入不高者，或者喜歡品嘗美食的。

因此，要讓地攤經濟健康且穩定的發展，要增加城鄉居民的收入。建立基本消費計劃。

4月19日，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聞發布會上公布一個消息，從4月1日起，城、鄉低保標準分別提高至830元/月、680元/月，分別比去年增加50元，同步提高其他困難群眾基本生活保障標準。從4月起，在及時啟動保障標準與物價上漲聯動機制的同時，增發1倍的臨時價格補貼。3月至6月，將困難殘疾人生活補貼和重度殘疾人護理補貼標準每月各提高50元。

因此，武漢的低保人員，就是屬于全國6億人中的群體，月收入在1000元的范疇。盡管目前武漢市等各地發放消費券，提高了低保人員的收入與消費水平，但是，并不是長遠之計和長效機制。

建議建立基本消費計劃，提高低保人員的收入，真正提高中國的消費水平。

具體方案是，以當地上年月均消費水平一半確定城鄉低保標準。

比如，2018年，武漢月均人消費支出2400元左右，那么，2019年的低保標準就應該在1200元。方法很簡單。

這樣的話，超市、地攤上的貨才會有人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