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武漢市政府工作報告中的數據

武漢市2019年GDP預計增長7.8%。

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占經濟總量比重達24.5%；

數字經濟占比40%左右；

一半工商業用電價格降低10%；

減免各類稅費428億元；

民生投入增長14.9%，占一般公共預算支出72.1%；

全社會研發經費投入（R&D）增長10%；

人才總量突破260萬人。

2019年武漢營商環境評價躋身全國前十、中西部第一。

2020年GDP目標是7.5-7.8%。

這種區間增幅的設計很好。非常支持。

今年武漢將完善重大項目儲備庫、建設庫、達效庫轉化機制，統籌推進230個市級重大項目建設，力爭民間投資占全市投資比重的52%以上。

圍繞產業升級，加快實施一批“芯屏端網”重大項目，推動光谷生物創新園二期、漢江灣科創總部基地、阿里巴巴武漢產業社區等265個投資億元以上產業項目開工，加快建設光谷南大健康產業園、吉利路特斯、天馬G6等1020個投資億元以上續建項目。

保持招商引資力度，突出產業招商、市場化招商，力爭實際到位資金8600億元以上。

2、我為什么最關心區間增幅？

我最關心政府工作報告中有沒有GDP的區間增幅，2019年3月5日上午，李克強總理在作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今年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預期目標是：國內生產總值增長6%-6.5%；城鎮新增就業1100萬人以上，城鎮調查失業率5.5%左右，城鎮登記失業率4.5%以內；居民消費價格漲幅3%左右；國際收支基本平衡，進出口穩中提質；宏觀杠桿率基本穩定，金融財政風險有效防控；農村貧困人口減少1000萬以上，居民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長基本同步；生態環境進一步改善，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下降3%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繼續下降。

從中可以看出，這不同于2018年的表述，在2018年談到國內生產總值預期目標時，當時李克強總理的說的是“國內生產總值增長6.5%左右”，而2019年重新使用了區間增幅的方法（2019年國內生產總值預期目標增長6%-6.5%），我感到很高興。

為什么對“GDP增長率”、“稅收計劃”、“財政支出”等這些跟經濟發展密切相關的指標宜做有上下限的區間預計，而不是定點預計，我在2015年寫的《關于只公布重要指標上下限的建議》文中做了回答，主要內容如下：

近幾年來，年初公布的GDP增長率，一般在次年年初的總核算中都會是“八九不離十”，比如，年初預計增長是7%，最后核算就一定是7%，或者7.1%、6.9%。

對此，人民群眾很是納悶：GDP增長預測為什么會如此精準？

實際上，一年之中有大量的不確定因素，會對經濟發展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年初預計的GDP增長率是很難原原本本地實現的，但卻是在無意之中“吻合”了。

因此，我建議對“GDP增長率”、“稅收計劃”、“財政支出”這三個相關指標做上下限的數字預計。

一是建議年初只公布GDP增速的上下限：比如，在一年的經濟發展過程中，各項利好都能夠正常地發揮，該年的GDP增長會在7.5%左右；反之，該年的GDP增長會在7%左右。次年初，再如實地核算上年的GDP增長率。

二是對事關千家萬戶的稅收增長率也應該如此安排。如果嚴格按照稅收計劃征收，只會是兩種結果得其一：要么企業少繳稅，“藏稅于企”；要么企業多繳稅，企業倒閉歇業。無論哪種結果，這都違背了“經濟決定稅收，稅收反作用于經濟”的基本規律。

并且，十八屆三中全會全面深化改革的決議中指出：“審核預算的重點由平衡狀態、赤字規模向支出預算和政策拓展”。這就要求不能為了滿足支出需要、減少赤字、完成稅收計劃而征稅，而要為了發展經濟、根據經濟發展的實際狀況而征稅。

三是為了與稅收收入額相適應，國家的財政支出額也應該是變動的，也有一個上下限的規定：經濟形勢好、財政收入多時，有的支出項目可以實現，否則，就需要減少支出，或者借地方債。我把它稱為“鉛筆效應”。鉛筆的圓柱體為固定的支出，圓錐體為可能變化的支出，年中要根據經濟發展情況加以調整。

繼而，在2016年，多個省份在 “兩會”及經濟工作會議上提出了GDP增速的目標區間——浙江、江蘇、山東、上海、廣西、廣東、黑龍江、吉林和海南等9個省市，其設定的區間從6%-6.5%到7.5%-8%不等。上海2016年重提2015年取消的GDP增速目標，設定了6.5%-7%的目標區間。杭州則是7.5%-8%。

當時就有媒體報道，表示這是自從2014年“合理區間”首次寫入總理在全國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之后，第一次有多地政府用目標區間來描畫經濟發展。在當前經濟出現結構性減速情況下，定點的目標不容易實現，而區間目標可以更好地引導預期，更有彈性和可操作性。

設定區間可以把政府的精力轉到結構調整上，比較科學可行。做統計工作的都知道，一年之中，存在眾多的經濟不確定性，不可能真實的經濟增長就一定是年初預計的。如果年年如此精準，那一定是有“水分”。

其實不僅僅是GDP，一些關鍵指標——與經濟增長密切相關的指標，如稅收增長，都應該有區間指標，不要給企業太多的壓力。

因此，不惟GDP，但是沒有GDP這個尺子也是不行的，如我前面所說的，區間目標優于定點目標。在經歷了2017年和2018年重回定點目標預測后，2019年這一年政府工作報告又重回了區間目標預測。早前，14個省市也將GDP增速預期目標設定為區間值，例如，北京市將2019年GDP預期增速目標設定在6%-6.5%，安徽省設定在7.5%-8%，諸如此類，區間目標預測成為今年主流。

總而言之，GDP設區間增幅，以目標區間為預期增速目標，將有助于統計工作者做好真實統計。比如說，設定在6%-6.5%，就相當于有了兩個“左右”，在經濟環境比較好的情況下，會有6.5%左右的增長；在經濟環境惡劣的情況下，會有6.0%的增長。最終結果統計結果是多少就是多少，而不需為了一個絕對的定點目標（如6.3%增長率）而絞盡腦汁。

3、全國代表委員的觀點

2019年3月9日《經濟日報》對代表委員進行了采訪：

——目標符合發展實際。

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委員蔡玲表示，將經濟增長目標設定為6%-6.5%，體現了我國推動高質量發展的要求，符合我國經濟發展實際，是積極穩妥的。“今年明確經濟增速底線是6%，這給了大家一個穩定的預期，再大困難也不會打亂我國經濟發展節奏。”蔡玲代表說，將6.5%設定為增長區間上限，說明我們不追求更高的速度，而是要注重有質量地發展，不要“竭澤而漁”而是“放水養魚”。

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鳴認為，這一區間目標與經濟潛在增長水平、保持穩定就業、防范風險相匹配。隨著我國經濟體量的擴大，潛在增長率逐步下調符合客觀規律。

“設定經濟增長區間目標，符合我國經濟發展實際，具有更強的彈性和可操作性，不僅有利于穩定市場預期，也有利于引導地方政府形成正確的政績觀。”全國人大代表、連云港市委書記項雪龍說。

——兼顧新增就業要求。

王一鳴委員認為，從就業容量看，GDP區間目標的設置符合新增就業要求。隨著服務業在我國經濟比重提高，就業容量也相應擴大。據估算，GDP每增長1個百分點，大約新增200萬個左右就業崗位。GDP增長6%約能帶來1200萬人就業，若增長6.5%有望新增約1300萬人就業。

全國人大代表，青海省西部礦業集團有限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張永利說，穩增長是保就業、惠民生的前提和基礎。政府工作報告設定的經濟增長區間，是有彈性的、有較大回旋余地的目標。確定6%的增長下限指標，保持一定的增長速度，才能確保實現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就業目標，才能有條件實施一系列民生保障工程，使政府工作報告中所提的教育、醫療衛生、社保等方面的政策紅包得以落實。

——保持足夠韌性潛力。

“將經濟增長目標設定為6%-6.5%，顯示了我國實現高質量發展的信心和決心。”全國人大代表、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山東煉化能源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李湘平說。過去一年，面對“穩中有變、變中有憂”的復雜局面，我國經濟運行保持在合理區間，經濟增長的含金量不斷提高。經濟轉型加速發展并已經取得成效，經濟增長的韌性為高質量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