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網訊（通訊員朱世坤）從事考古研究工作60多年，先后主持發掘古文化遺址和古生物化石產地數十處，古墓葬1000多座。

王善才向作者介紹他的考古專著

作出了“我國早期巴人起源于鄂西清江流域”的科學論斷，使我國學術界討論了60多年的巴人起源疑問有了答案。

“三國赤壁古戰場應在蒲圻”，得益于他根據地下出土歷史文物所進行的考證，經國務院批準，湖北省蒲圻市改名為赤壁市。

因為他研究的重點方向是古猿人，“野人”跟猿人很相似，組織上就把這一任務交給他。于是，他就成了首位介入研究“野人”科考的學術帶頭人。

王善才的部分考古專著

為宣傳“野人”文化，助力“野人”考察，博學多才的他作詞譜曲，創作的《野人考察之歌》傳唱一時。

退休近30年，卻遠離家人獨居武漢，專注于考古人類學研究，出版了10多部考古專著，撰寫了160多篇學術論文，總計400多萬字。

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考古研究生涯中，成果豐碩，卻還有一個遺憾，那就是尚未解開神農架“野人”之謎。

王善才在湖北省野人考察研究會會員代表大會上作報告（右一）

他，就是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資深研究員、著名考古人類學家、國內“野人”考察活動的發起者、湖北省野人考察研究會原會長、現名譽會長王善才。

近日，筆者采訪了年近90高齡的王善才。王老精神矍鑠，思路清晰，聲音洪亮，談起“野人”滔滔不絕，如數家珍……

王善才年輕時由從事電影工作改行文物考古工作，扎根此領域長達60多年，始終秉持干一行愛一行的熱忱。20世紀50年代，他前往中國科學院進修，有幸師從“中國猿人”發現者裴文中、賈蘭坡等一眾名師，在其悉心教導下，打下極為扎實的文物研究功底，也鑄就了為科學事業奉獻終身的堅定信念。這份深厚積淀與執著追求，促使他日后在探索神秘“野人”領域時，得以憑借深厚學術素養、嚴謹科研態度，成為“野人”首位研究專家，無畏地邁向未知，為揭開“野人”謎團不懈努力。

王善才（前）跋山涉水進行考古工作

60多年來，王善才踏遍了湖北的山山水水，收獲了豐碩的成果。此前，三國赤壁古戰場遺址究竟在何處，因為叫“赤壁”的地名很多，究竟哪里是赤壁古戰場？千百年來一直爭論不休。20世紀60年代初，王善才作為湖北省博物館特派員到蒲圻赤壁調查，在位于赤壁山東南約500米的南屏山上，發現了出土的刀、矛、箭鏃等兵器，其中以箭鏃最多，達300余件。王善才從器型上辨認，這批箭鏃的制造年代應是三國時期的遺物，很有可能就是赤壁戰役中的遺物。

三十年過去了，到20世紀90年代初，王善才又再次來到蒲圻赤壁考察，在赤壁市文物管理處和拜風臺道觀里看到了當地出土的上千件箭鏃、鐵劍、鐵刀等文物。這些文物，都是當地的道士和道姑在南屏山、赤壁山一帶割草打柴和開荒種菜撿到的。

“無論從鐵兵器出土的特征，還是制作年代和其他旁證來看，都與歷史文獻上記載的三國赤壁之戰遺址相吻合。”基于多次考古調查和發掘的大量文物，結合歷史文獻記載，王善才作出了“三國赤壁古戰場應在蒲圻”的結論，并在學術界形成共識，徹底解決了千百年來懸而未決的歷史難題。學術界評論，這一重大歷史問題的解決，主要得益于著名考古學家王善才根據地下出土歷史文物的考證。經國務院批準，蒲圻市改名為赤壁市。

1997年，61歲的王善才結束了長達10年的清江流域田野考古總領隊工作，正式辦理了退休手續，但擺在他面前的是3萬多件還未整理的歷史文物。“出土這么多文物，如果不及時整理研究和出版考古發掘報告，過去10年的工作就白白浪費了！”

退而不休，王善才又奔赴長陽開始了文物整理工作，這一干又是10年。白天，他和助手們整理文物，一件件拍照；晚上，他又要洗膠卷、印照片，做梳理記錄，常常忙至凌晨。

當時他租住在長陽的一處航管站，條件十分簡陋。在他住的房間里，整整齊齊擺滿了3000多年前幾十個人的頭蓋骨及100多具成人和幼童的軀體骨架。前來參觀和整理庫房的人都被嚇一跳：“你王教授天天和他們住在一起，難道不害怕嗎？”

10年里，王善才一口氣出版了10多本重要專著和幾十篇學術論文，總計400多萬字，其中70余萬字的考古發掘報告《清江考古》，在學術界引起了很大反響。

在鄂西清江流域考古發掘和文物整理過程中，王善才率先提出了“香爐石文化”（即早期巴文化）的命名，并確定了這里就是我國早期巴人所建立的第一座都城即古夷城，同時還作出了“我國古代早期巴人是起源于鄂西清江流域”的科學論斷，使我國學術界討論了60多年的巴人起源疑問有了答案。

1974年，房縣橋上公社清溪溝大隊大隊長殷洪發與“野人”搏斗事情發生后，在當地宣傳農業學大寨工作組組長李建知道后，就把殷洪發與“野人”搏斗的情況，寫信向湖北省委宣傳部反映。湖北省委宣傳部把“李建來信”轉交給湖北新聞電影制片廠，但這對他們來說是個難題，因為“野人”不可能等在那里讓他們去拍攝，于是電影廠又把“李建來信”轉送湖北省博物館，當時的副館長龔先生，找來研究人員王善才，因為他的研究重點是古猿人，“野人”跟猿人很相似，所以館長就把這事交給王善才研究。于是，王善才就成了首位介入研究“野人”的專家。從那以后，他一直致力于這方面的研究。

王善才悉心鉆研數百起目擊“野人”的翔實記載，驚覺不同講述里，“野人”模樣竟被同一畫筆勾勒，輪廓大同小異。尤其是1976年5月14日，神農架林區陳連生、任昕友、舒家國、佘權勤、周忠義5名黨政干部與司機蔡新志同時撞見“野人”，眾口一詞的描述，可信度非常高。懷著這份篤定，王善才挑燈夜戰，撰寫《野人調查報告》送往全國科研殿堂，以及北京、上海、廣州、武漢等知名學府的生物、人類學系，大聲呼吁科考，企盼驅散“野人”謎團的迷霧。在考古界巨擘賈蘭坡院士、人類學界翹楚吳汝康院士力挺之下，組建“野人”考察隊的決定終于落地生根。

此后，我國科考隊三度踏入神農架，那是一場與未知和艱險的拼搏。這場漫長征程自1976年秋季拉開大幕，至1981年10月緩緩落幕，5年時光里，科考活動如火如荼，風生水起。王善才全程參加了三次科考活動，主要負責科學考察工作，每日用步話機與各小分隊電波傳訊，調兵遣將，運籌帷幄，指導考察工作。

三次科考雖然沒有尋找到“野人”的直接證據，但找到了“野人”的毛發、腳印、睡窩、糞便。毛發經北京、上海、武漢等科研單位的檢測，比人低級卻相近，屬未知靈長類。

1981年5月，在廈門大學成立全國人類學學會的大會上，王善才滿懷熱忱倡議成立中國野人考察研究會，當場贏得楊堃等一眾知名人類學家、社會學家的積極響應。1981年8月20日，中國野人考察研究會在房縣成立，我國著名人類學家秦學圣教授經選舉執掌主席團，擔起科學領航之責。

1982年，在四川省政府及科研部門的鼎力支持下，成都迎來一場規模宏大的“野人”學術盛會，王善才攜研究會成果登臺作詳盡工作報告，同期精心籌備的神農架“野人”考察展覽也閃亮登場，輾轉武漢、成都、重慶、廣州等地，所到之處觀者如潮，民眾對“野人”話題的熱忱被徹底點燃。熱潮之下，神農架林區順勢在松柏鎮成立湖北省野人考察研究會，野考力量愈發壯大，一路高歌猛進。

此后，因湖北省野人考察研究會主要負責人問題，研究會被取締。王善才多次向相關部門呈交恢復成立研究會報告，經過不懈奔走和精心籌備，湖北省野人考察研究會重獲新生，于2009年11月21日在湖北飯店召開會員代表大會，經全體代表審慎推選，原湖北省政協副主席程運鐵與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鮑隆清擔任會長重任，王善才出任副會長兼秘書長，再度扛起科學把關、深耕野考的使命大旗。

重生后的研究會，面臨資金匱乏的“寒冬”，日常開支便靠成員赤誠之心維系，歷任秘書長傾囊相助，王善才更是毫無保留，將自家住房免費供研究會使用長達十余年，舍棄房租收入40余萬元，還拿出稿費、工資填補40余萬元經費缺口，只為延續野考“火種”不滅。

神農架到底有沒有“野人”呢？以王善才為首的科研團隊，分析認為或許在神農架的深處，還存在著一種介于類人猿和現代人類之間的神秘動物，大家都認為它們早已滅絕了，卻不知道其實它們并沒有從地球上消失。對此，王善才曾多次在公開場合表示，神農架里真的有“野人”，或者可以說，它們不是“野人”，而是沒有進化成現代人類的原始人。

從事考古工作60余年，王善才說他仍有遺憾，那就是仍未解開神農架“野人”之謎。在大多數人眼中，考古工作充滿了神秘和玄幻的色彩。但在王善才看來，考古是要根據實物和歷史材料，來研究人類社會歷史和古代事務，是一門十分嚴謹的科學，但由于工作的特性，考古比大部分學科研究更具挑戰性。

王善才說，幾十年來，不斷有人聲稱自己看到了“野人”，特別是20世紀70年代，更是目擊者頻出，不少考古學家和探險家也都紛紛前往調查，搜集和看到“野人”的毛發、糞便、腳印、睡窩等“野人”存在的間接證據。經過科學檢測和論證，認為這些間接證據與人和猴、熊都無關，而是與接近于人的一種奇異動物有關，這也印證了民間傳說神農架有“野人”并不是空穴來風。

王善才介紹：雖然現在學術界有人不認同“野人”的存在，但事實在證明大猩猩存在之前，也曾經歷過相同的考證階段。比方說17世紀，在非洲的原始叢林中，一名西班牙士兵發現了一種和人相似的奇怪動物存在，但人們都不認為是大猩猩，一直經過了230多年的考察，全世界才終于確認了大猩猩的存在。所以，王善才認為：或許再過幾十年，甚至是上百年，終究有一天，人類也會像證明大猩猩一樣，證明“野人”的存在，這只不過是時間問題。

王善才認為，關于神農架是否真有“野人”的問題，學界也討論了數十年。“大家雖然有不同觀點也很正常，但無論是贊成還是反對，都應繼續支持進行科考，用最終的事實給社會一個交代。”

王善才表示：“我們今后不但要搞好野考工作，也要堅決保護好神農架地區生物多樣性的生態環境。更要按照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開掘新知，探索未知’，為盡快實現我們野考事業的最終目標，爭取早日揭開世界‘野人’之謎，為人類的科學事業作出重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