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燭點燃了夕陽，晚霞映紅了天際。“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根據百度近期公布的數據，中國目前60歲以上的人口已經超過3億之多，成為全球老年人口總數最多的國家。大批老年人強烈呼吁，希望促進老年人繼續社會化，生活、生命質量有所提高，為國為家再作貢獻。這是新時代涉及千家萬戶一個不可忽視的群體呼喚！

在江城武漢的東湖之濱，有一位百歲高齡的老人——原武漢老年大學開創者和資深老校長、“中國老年教育事業終身成就獎”獲得者杜子才，他用行動詮釋了這一重要觀念和價值的實踐。他領軍的我國最早的老年大學之一的武漢老年大學，以創辦早、規模大、成績顯著聞名全國，成為我國老年教育的領頭雁和示范點，1989年，聯合國教科文衛組織在武漢發布了杜子才等起草的“確保老年人受到教育的”《武漢宣言》，得到國際組織和友人的高度評價。

人生幾許休相問，不泯童心總是春。走進杜子才，相知、仰慕其多彩人生，筆者了解到他的一生歷經了三個階段：

烽火歲月——創辦進步學生導報

早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杜子才就出生在湖北省仙桃市一戶農家（原沔陽縣仙桃鎮）。他從小讀過私塾、當過放牛娃、干過農活。武漢淪陷后，他于1940年上半年完成高中學業。當時，他在與同班幾位要好同學的親密交往中，共同閱讀了不少進步書刊并經常進行思想交流。在人生意義的探索中很快接受了“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的道理，1940年10月17日，由當時建始縣委書記孫士祥監誓入黨，1941年秋杜子才和另一位要好同黨同學魏世楨考入了復旦大學，成為一名新聞系大學生。很快，又有一位湖北枝江的同黨同學陳以文三人自發組合如同一個黨小組活動在復旦校園里。

當時黨對白區青年工作的方針是“三勤”: 即“勤學、勤業、勤交友”。 杜子才他們一方面認真學好功課，積累科學文化知識, 另一方面充分利用當時重慶復旦分校較為有利的小環境，謹慎勤學，公開發行《新華日報》和黨刊《群眾》以及馬列著作與進步書刊，建立開展各種社團活動。杜子才當時和1938年入黨的老黨員胡作霖（1949年犧牲于渣滓洞）在新聞系成立了“新聞學會”。在中共南方局復旦地下“據點”和陳望道系主任、周谷城教授的支持掩護下，新聞系進步力量逐步崛起。1943年下學期，在中共南方局復旦“據點”的指導下,杜子才又參與建立了“十月同盟”地下組織，統籌協調全校進步活動。抗戰后期，他和學生會決心自辦報刊，自籌資金、自己撰稿、自己編輯、自辦發行，參與這個組織和工作的同學和熱心朋友不僅可以完全無償幫忙，而且還可擠出微薄生活費用和動員親朋好友大幫小助，集腋成裘。杜子才的辦報思路和想法深受復旦的陳以文、魏世楨和中央大學的倉孝和等一批同學的贊同鼓勵，僅用一兩個月時間，《中國學生導報社》就在復旦校園里破土而出。

1944年7月4日下午，在重慶北碚夏壩嘉陵江畔的“江風”茶館里，以復旦大學新聞系同學為主，誠邀外文、史地、政治、經濟、統計、化學等學系的30多位同學參加，舉行了《中國學生導報社》成立會。會議通過了辦報方案，推定杜子才為總干事（后改稱社長），確定了編輯部、經理部、推進委員會、財經委員會等四個職能部門及其負責人，并對多數參會同學明確了各自職責。從此，在《中國學生導報》社的旗幟下，以出版導報為中心，他們積極開展了各種宣傳活動。關于《中國學生導報》的影響，后來中國人民大學著名教授甘惜分先生在《新聞學大辭典》的條目中稱：《中國學生導報》為“中國現代進步學生報紙，是中共中央南方局領導下在國民黨統治區出版的時間最長，影響最大的四開周報。”著名教授李瑞良先生編審編著的《中國出版編年史》增訂版的《中國學生導報》條目也對其作了充分介紹后指出“《導報》的編輯出版，顯示了五四運動以后中國學生運動的延續與發展，發揮了近代報紙的戰斗作用。”

《中國學生導報社》成立會后，及時得到了中共南方局青年組的直接領導。青年組長劉光同志對“中導”工作給予了具體指導，對工作提出了明確要求，周恩來、董必武、王若飛等多次肯定，這種聯系一直延續到1946年杜子才奉命從重慶、上海的公開活動轉移到武漢地下工作之時。

解放前的黎明——繼承紅巖戰友遺志

抗日戰爭勝利后， 1946年初春，在內遷的復旦大學就要復員回上海的前夕，中共南方局青年組研究決定：《中國學生導報社》在上海設總社，在重慶設分社。杜子才任總社社長，陳以文任總社副社長兼任重慶分社社長。《中國學生導報》分別出版滬版和渝版。同年5月中旬，杜子才趕到上海赴任，陳以文暫留重慶工作。但就在此時，國民黨瘋狂地開始了全面內戰的發動，加緊了對民主運動和進步人士的鎮壓和迫害，滬版《中國學生導報》被迫停刊，在滬的“中導”社員由南方局青年組另作安排。此時的杜子才因在重慶和上海的積極活動，早被敵特注意。于是在同年9月奉黨組織之命轉移到武漢進行地下工作，參與準備和迎接武漢解放的斗爭。

據卜林、羅紫同志在《最后的斗爭》（中國華僑出版社1991年）一文中回憶，1949年11月14日，國民黨特務看守所長李磊、管理組長徐貴林從渣滓洞男牢房提出了陳以文（中國學生導報副社長）、楊虞裳，從女牢房提出了江竹筠（江姐）、李青林等29名英勇不屈的無產階級戰士走向刑場，他們高呼口號，在中美合作所的電臺嵐埡慷慨就義。烈士們在全國解放前夕，在新中國黎明的禮炮聲中，為中國人民的革命和解放事業灑盡了青春的鮮血。杜子才深情地說：“70年來，以文的身影總在我的腦海里浮現，為了永遠紀念他，我將已命名為佐工的兒子改名佐文。我總想著，他活著多好，為有忠魂昭日月，九州處處開紅梅，紅巖精神將激勵和鼓舞千千萬萬個后來人”。

杜子才轉移回漢，擔任了地下中共武漢市工作委員會委員兼文教委書記，時年僅26歲。杜子才在白色恐怖下，千方百計尋找老同學，結交老同事，接頭同黨人，很快在漢口二曜路辦了一個“敬業補習學校”，自己擔任校委會主任，他經常邀集一些進步青年聚會于此，這里成為他到漢初期建立的第一個工作據點。為了進一步開辟學校工作， 1947年初，杜子才又秘密聯系多方力量，主辦了一個帶有中間色彩的《現代學生》雜志，通過這個雜志的通訊和發行網建設，很快發現和聯系上約40多個有進步傾向的大中學生和教師。同年國民黨武漢“六一”大逮捕時，有的學生、教師被捕，《現代學生》雜志停刊，杜子才隨即撤離武昌住所搬到漢口漢正街一個小巷子里暫時隱蔽。此時在初心和使命驅動下，杜子才根據上海局青年組派來在漢工作的主要成員劉實同志意見，與另兩位地下黨員在漢口中山大道一家木器店樓上開了兩次會，組成了一個由杜子才為隊長的“新民主主義工作隊”的地下組織，籌劃在公教人員和企事業職工中發展壯大進步力量。不久，上級黨的派員黎智同志來漢，將南方局青年組、上海局青年組和組織部分別派來武漢的力量統一整合起來開展工作。當時黎智同志找杜子才談了話，明確由上級陳克東與杜子才聯系，同年8月，陳克東同志代表黨組織鄭重地通知他：經中共湖北省工作委員會審查其入黨情況和隱蔽期間的政治表現，正式批準恢復杜子才1940年入黨的黨籍，同時宣布杜子才參與組成以陳克東為組長的武漢地區黨的教育工作組，接著又建立了以杜子才為書記的黨的文教工作委員會。從此，杜子才懷揣初心和使命和他的戰友們繼續在沖破黎明前黑暗的夜幕中戰斗。

窗外，雨絲陣陣。杜子才娓娓道出一段驚心動魄的故事。在武漢地下工作時，他曾因叛徒出賣險些被捕。他成功出逃武漢卻又在韓國被捕。他屢遇險境卻屢次化險為夷。他說，搞地下工作最“怕”什么？——兇惡的敵人？危險的任務？都不是。最可怕的就是內部出現叛徒！

在武漢解放的11個月前，就曾出現過一次因叛徒出賣導致14人被捕，致使武漢地下黨遭遇最嚴重破壞，不得不被迫暫退香港的事件。這事件，為首的叛徒名叫肖惠，史稱“肖惠事件”。

杜子才說，當時在他直接領導的“下線”里，有一位專門負責做青年戰線工作的職業青年組組長肖惠。他畢業于國立戲劇專科學校，1945年從重慶赴大悟我軍當演員。1946年入黨，同年5月被派到武漢，打入三青團所屬“中國現代戲社”和“青年戲社”當演員。1947年初，青年戲社解散，肖惠先后到武昌兩個私立中學教書，后又到武昌“紅十字會補習學校”當英語教員。杜老說,當時我黨地下工作有條紀律：上級知道下級的姓名住址，但下級不應該知道上級的。因此，他對肖惠的信息了如指掌。肖惠只知道他的化名叫“杜南針”，是武漢地下市委的重要人物。肖惠對革命事業雖然熱情很高，工作很勤奮，但總覺得他的作風比較飄浮，尤其喜歡夸夸其談。當時，肖惠組織了一個讀書小組，專門發展青年參加，宣講黨的政策。這個本該非常保密的讀書小組，卻經常在中山公園的公開場合集會，旁若無人高談闊論。杜子才曾幾次提醒肖惠注意保密，但他卻不當回事。事后才知道，正因為言行過于暴露，特務們早已盯上了讀書小組，最終導致嚴重后果。

杜子才清醒地記得, 1948年6月一個周六晚上，他在武漢鐵路局工作的夫人吳紈下班回家氣喘吁吁地進門第一句話就是“我們單位有個女同事被捕了！” 吳紈并不知道被捕同事的身份，但杜子才一聽到被捕者的名字，立刻倒抽一口涼氣——她正是肖惠負責的讀書小組成員，是個地下黨員。本來，作為肖惠的“下線”，該被捕者不應該知道肖惠的名字和住址。但當時肖惠正在追求該女子，并把自己的姓名住址一股腦都告訴了她。此時杜子才心急如焚，“要趕緊通知肖惠！”。然而肖惠住在武昌紅十字會補習學校，晚上輪渡全部停班，根本無法過江。 一整晚上，杜子才翻來覆去難以入睡，腦海里有著不祥預感。第二天一大早，杜子才和吳紈一起坐船過江，來到位于漢陽門的紅十字會補習學校得知，該女子因為參加讀書小組活動過于暴露，被特務跟蹤逮捕，被捕后是她供出了肖惠。

　　肖惠被捕叛變，對武漢地下黨造成的破壞非常嚴重，當時共牽連14人被捕，其中有3名黨員。這時，地下市委負責人曾惇安排打入漢口地方法院的我黨人員設法了解被捕者供詞和獄中表現。了解結果是，肖惠一開始還比較硬氣，但幾番受刑后就招供了。他供出杜南針（杜子才）等不少地下市委的重要人物。還帶著特務到碼頭抓捕他們。此時 曾惇針鋒相對做出部署，通知所有和肖惠有關的人員轉移，并決定地下市委暫時退卻，不再搞大的群眾活動。在湖北地下省委代書記錢瑛安排下，杜子才和曾惇等人暫時退至香港。

1948年8月初，黨組織安排杜子才和一名李姓同伴回漢。行程是先坐船到韓國，再取道大連輾轉回漢。在從香港回漢過程中，杜子才再次遭遇險情。杜、李二人裝扮商人，坐了7天7夜海船來到韓國仁川。沒想到，在仁川坐船赴大連時，突然殺出奉命檢查的韓國水警。情急之下，李將身上帶的我黨介紹信揉成團吞進肚里，此舉引起韓國警方懷疑，于是杜、李被抓走審訊。不管警方怎么威逼動刑，他倆都一口咬定自己是正經商人。此時 我黨駐韓國地下工作者也積極展開營救，對方趁機勒索要價。地下黨組織終于以4萬韓元贖出了杜、李二人。 當杜子才等二人歷盡艱苦來到大連時，遼沈戰役結束，大連已經解放。他們被留在解放區工作，直到1949年5月23日武漢解放7天后，才隨南下大軍回到武漢。

新中國成立后，杜子才歷任中共武漢市委宣傳部副處長、中共湖北省委暨武漢市委國際活動指導委員會副秘書長、湖北省暨武漢市“中國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分會”秘書長、“中蘇友好協會”總干事、“對外文化協會”副會長及上述三單位聯合的黨組書記、中共武漢市委機關報《武漢晚報》（1962年《長江日報》的改稱，“文革”中恢復原名）副總編輯、武漢市政府外事辦公室副主任等職。1982年到北京參加組建中國文聯出版公司，為三人領導小組成員，主持公司編輯部及《中國新文藝大系》編輯部工作。

杜子才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馬不停蹄一直在奔跑，以身許黨一直聽黨話，堅定不移一直跟黨走。黨叫干啥就干啥，干啥他就干好啥。戰爭年代，黨要他隱蔽，他就立即消失在茫茫人海里；黨要他出現，他就馬上活躍在學運浪潮中；黨要他轉移，他打起背包就出發；當黨要對他進行審查時，他襟懷坦蕩，誠顏面對，無私無畏，無怨無悔。特別在那個眾所周知的“火紅年代”里，政治運動多，屢屢受審查，人們戲稱他是個“老政治運動員”。每每受到委屈，他都能夠堅定信念初心不改；屢屢慘遭冷遇，他都能夠忍辱負重，大度向天。是自己的錯，照單簽收。對不實之詞，拒絕簽字。這些都彰顯了一個老“布爾什維克”光彩照人的政治風范。

夕陽歲月—--老年教育再譜新篇

武漢市人大常委原主任李梅芳評價說，杜子才先生是一位富有成就的老有所為的資深離休干部和宣傳、文教、外事工作者，是武漢老年大學主要的創始人，對老年教育理論有多視角、多層次、多形式探究和創意。他任校長18年，后期兼任武漢老年教育研究會會長，聯合全國各地老年機構組建和擔任了“福壽老人生活向導——銀發學子基礎讀物叢書”顧問。杜老認為，老年大學是老年人受學習和教育的中心，他們最了解老人學習的需求和特點，也是豐富的社會人力資源。老年教育的目的在于：促進老年人綜合素質繼續有所發展，生活、生命質量相應有所提高，身心健康，以積極的思想、感情、態度、方式安排老年人生，參與社會發展，致力家庭幸福，社會和諧和國家興盛，做新社會、新時代的新型老人。

武漢老年大學伴隨著杜子才作詞、老紅軍音樂家莎萊作曲的《武漢老年大學校之歌》，至今已走過34年不平凡的歷程。如今，學校堅持“增長知識、豐富生活、陶冶情操、促進健康、服務社會”的辦學宗旨和“為民辦校、質量立校、特色興校、文化強校”的辦學目標。現已發展成為一所多學科、多層次、功能齊全、設施先進、特色鮮明的綜合性老年大學名校。撫今追昔，大家都沒有忘記，杜子才老校長為之付出的心血、汗水、智慧和能量。說起武漢老年大學的艱辛創建，難忘一串串令人回味無窮的故事。

初心和使命支撐著武漢老年大學的艱辛創建。1984年秋，湖北省會武漢有幾位退居二線的老領導和離退休老同志懷著對“秋天”的思考和對老年教育的執著追求，率先提出依靠老年人自己的力量興辦老年大學的創意。經老領導們一致舉薦，擬請杜子才擔綱創建。時年64歲的杜子才像戰爭年代接受戰斗任務一樣，辭別了正在北京參與組建中國文聯出版公司的領導工作，于1985年1月回漢, 立即投入到創建老年大學的籌備工作中。

杜子才馬不停蹄擔使命，出手要抓的頭一件大事就是向上級領導機關積極申請開辦老年大學。1985年2月8日，湖北省老齡委根據辦學申請正式批準建立武漢老年大學。杜子才面對莊重批文，怎么辦？一無校舍，二無經費，三無工作人員。于是他借用漢口一所學校大門，在大門上掛了塊“武漢老年大學”的牌子，又借用該校楊燕萍、電視臺呂平等工作人員兼辦一些具體事務，接著率領一批“老馬已知黃昏近，不用揚鞭自奮蹄”的離退休干部，廣泛聯絡一批熱心老年公益事業的同齡人為創建老年大學充當急先鋒。此時的杜子才帶領他的創業團隊奔走在武漢三鎮的街道上，聚集在市文化俱樂部的樹蔭下，自掏腰包開始了老年大學的艱辛創建。當時學校下無寸土,上無片瓦,最早的招生處設在六渡橋小學里，但因桌椅太小，只好借用傳達室作為學員報名注冊點。將游人坐的靠背椅作為僅有的“辦公室”，利用露天茶座當作校務會議的“會場”，把身上挎的手提包作為流動的“文件資料柜”。直到1985年5月底，在市有關部門幫助下，才在市文化俱樂部擠出一間約30平米房間作為學校辦公室，之后由于種種原因不得不遷到濱江公園一個破舊的舞臺上和市政府禮堂的閣樓里上課。對于簡陋校舍的頻繁變遷，許多老同志詼諧地說：“我們又要打游擊戰了！”確實，經過三年“游擊戰”，直到1988年3月才在漢口天津路一座老建筑上獲得了屬于自己的1000多平米的兩個樓層的校舍。

滿目青山，夕陽燃燒著晚霞。1985年5月6日，武漢老年大學舉行了首屆開學典禮，歡慶的鑼鼓迎來了江城第一批“銀發學子”。杜子才工作團隊“秋天”的思考終于變成了現實。

責任和擔當催生了武漢老年大學董事會的成立。杜子才不喝酒、不抽煙、不打牌，是個有名的“工作狂”。他最大的嗜好是讀書，最大的本能是思考。從他入黨那天起，他心里好像有一團火一直在燃燒，他胸中好像有滿腔情一直在釋放。建立武漢老年大學剛獲批準，他就帶領工作團隊誠邀武漢地區黨、政、軍、民、學諸方面十幾位離退休的專家、學者、教授和干部共商辦學事宜。大家認為，在我國老年教育尚未納入國家辦學體系，學員主要對象是老干部來校填補知識、老教授來校換位求師、老軍人來校休戌從文、老工人來校揮毫潑墨、老農民來校學技爭富。面對“全納式”學員對象，老年教育迫切需要社會各界關心支持和攜手共建。此刻，杜子才拍板發聲：立即爭取建立一個較有權威性的校董事會，以加強對學校的領導，促進學校的可持續健康發展。1985年3月，杜子才請時任湖北省顧問委員會副主任、曾任過武漢市委書記、河北省省長的李爾重老領導欣然致函時任武漢市委第一書記王群和市長吳官正同志，建議由市領導牽頭成立武漢老年大學董事會。市委、市政府對此高度重視，及時采納了這一建議。3月底，一個由市委書記黎智為董事長和有關老領導為副董事長，有武漢地區黨政領導機關、群眾團體、大專院校和企事業單位負責同志以及一些熱心老年教育事業老同志參加的武漢老年大學董事會宣告成立。

武漢老年大學董事會于1985年3月30日召開第一次會議。會上正式委任杜子才為校長和其他幾位副校長。會上通過了包含12條工作細則的《武漢老年大學章程》。由此，武漢老年大學得到了武漢地區黨政軍領導機關和社會各界大力支持，市財政局提供了必要的辦學經費，市編委批準了人員編制，市教委、老齡委、老干局、人事局、工會和婦聯等許多部門和組織，都根據各自業務范圍給予支持，確保了學校工作的有效開展。

杜子才抓黨建確保學校各項工作順利進行。1985年9月學校建立了臨時黨支部。隨著形勢發和學校基層單位以及黨員人數增多，經市直機關工委批準于1993年1月建立了機關黨總支委員會 ，根據學校黨員中“年長的多，年輕的少；自愿工作者多，在職位人員少；臨時關系多，正式關系少”的“三多三少”特點，他們及時制定了加強學校黨建工作計劃，開展了許多組織活動，有效提高了黨員素質，推動了學校各項工作的順利進行。

學校迎來首屆“銀發學子”畢業學員高歌唱心聲。杜子才守初心、擔使命，左右開弓，經過夜以繼日的緊張籌備，武漢老年大學于1985年5月6日正式開學了。開學這天，春雨初晴，陽光燦爛。200多位兩鬢斑白的老人，一大早就從四面八方匯集到武漢市文化俱樂部，參加武漢老年學府的首屆開學典禮。次年，武漢老年大學又同樣舉行了隆重的畢業典禮，老年大學園藝班、老年衛生保健班的首屆學員，經過兩個學期的學習，圓滿完成學業，當他們從市領導手中接過《武漢老年大學榮譽畢業證書》時興奮不已，激動心情溢于言表。全場400多名“銀發學子”放聲高唱《抗大校歌》和《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首批學員畢業，標志著武漢老年大學邁出了老年教育事業堅實的第一步。當時，杜子才校長在畢業慶典會上激情滿懷連發三聲：“這是卓有成效的第一學年”！

武漢老年大學的創建和辦學實踐，像滾滾春潮涌動，帶動了全市分校的蓬勃興起。1986年初春，武漢老年大學省軍區分校由原武漢軍區政委嚴政帶領32位老將軍和240多位老戰士入學。百戰英雄，老來折桂史無禱，分校長皇甫國等同志介紹，將軍們遵守紀律，團結同學，敬重老師，十余年學習領域達十多個學科，在國際老年人年的慶祝活動中，嚴政等十幾位老將軍學員偕夫人登臺文藝表演。10年后，老將軍學生達到124位，中央軍委劉華清、張萬年同志題辭盛贊“將軍學府”，一時傳為佳話。

武漢市江漢區率先辦起了第一所區級老年大學。當時的黃陂縣創建了全省第一所縣級老年大學。武昌車輛廠開辟了企業辦校之先河。橋口區寶豐街創建了武漢市第一所街辦老年學校。武漢東湖醫院率先在病員中辦起老年大學。部隊大院的軍區大學呈現出“將軍白發攻書海，更鑄紅心唱晚酬”的學習場面。

接著，武漢《老年文匯報》在武漢老年大學創刊。武漢老年大學第一本自編教材誕生；辦起書畫學院。學校成立了老年社會咨詢服務中心；成立了武漢老年教育研究會、老年大學詩詞研究會、老戰土報告團。還有“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開展大手牽小手齊步向前走；開辦了老年電視課堂；成功承辦了老年學習國際研究2002年（武漢）研討會。

杜子才在武漢老年大學校長任期內先后參加了在加拿大、墨西哥、法國、馬耳他、瑞士、德國、巴西等地召開的有關老年教育的國際會議，在國際論壇上他都發表了自己撰寫的學術論文，有時還用英語演講。人們稱贊杜老在中國老年教育界任職期間，理論和實踐研究成果頗豐，約有100多萬字有關老年教育的論述先后以《中國老年教育文集》和《堅持積極老年教育觀》為書名公開出版發行。在2014年，杜子才95歲高齡時，榮獲了中國老年大學協會授予的《中國老年教育事業終身成就獎》，成為星光燦爛的夜空中一顆閃亮的中國“老教之星”。人們崇敬這位中國共產黨的世紀老人、網絡達人、追夢潮人！

迎來新的世紀后，又是一個重陽節，武漢老年大學數百人歡聚漢口天津路政協禮堂，為80歲及其以上的師生員工祝壽，互慶互勉，其樂融融。一位老同志賦曰：正好千年菊桂香，高齡師友會重陽。滄桑歷盡身猶健，苦樂備嘗氣更昂……

燦爛的晚霞映紅了天際，燃燒激情的老人仿佛是一首優美的詩，是一曲舒緩的歌，一幅恬靜的畫；有人說，杜子才先生就是一部世紀歷史的書，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共和國建設的見證人，他延伸著璀璨的青春神韻，展現著智慧的暮年秋色。 （方政軍、周濟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