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對外公布，從發展環境、政策支持、法治保障等8個方面，提出31條具體舉措，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并首次將民營經濟定義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生力軍”。

民營經濟對我國經濟發展有多重要？廣為熟知的“五六七八九”，通俗地道出民營經濟何以為“生力軍”：它貢獻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而當下，民營經濟面臨國際政治經濟形勢復雜，市場開拓、融資困難、轉型艱難等問題，發展活力仍需進一步激發。

“民營經濟31條”有何亮點？如何加快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7月21日，長江日報云端會客廳邀請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教授劉瑞明和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武漢大學中國新民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羅知，對《意見》進行詳細解讀。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教授劉瑞明（左），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武漢大學中國新民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羅知（右）。

據全國工商聯發布的2022中國民營企業500強榜單，浙江有107家企業入圍，江蘇有92家企業入圍，廣東51家企業入圍，它們是我國民營強企最集聚的三省。推動民營經濟健康發展、高質量發展，浙江、江蘇、廣東做對了什么？近日，武漢大學中國新民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羅知在接受長江日報云端會客廳訪談時表示，浙江、江蘇和廣東走出了三條完全不同的民營經濟發展模式，可以被視為我國民營經濟發展的三個樣本路徑，供其他地區參考。

羅知介紹，浙江模式以草根民營經濟發家，是小商品市場嵌入到國內大市場的奇跡。它以小商品市場作為支撐，靠義烏、溫州、臺州、金華等地的小商品打入全球。“實際上，2008年金融危機，浙江模式也險些觸礁，但它踩準節點神奇轉向，走向信息技術、數字經濟、高科技產業道路。從搭上外貿快車，到搭上數字經濟快車，步步踏準時代機遇。”

而江蘇模式發源于蘇南地區的鄉鎮企業，走的是重工業、高科技的發展模式，更多有賴于政府引導。早在20多年前，江蘇省就意識到民營經濟的重要性，從上到下思想統一，并將發展民營經濟明確為江蘇省經濟戰略重大轉型決策。全省為民營經濟積極做產業引導和資源整合，同時不斷向鄰居浙江學習，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弘揚創業精神。

廣東則是從外向型經濟起步，及時向自主創新轉型。早期依靠“三來一補”，而后廣東很快意識到代工利潤很低，于是以深圳為代表的廣東民營經濟，走上“資本+代工”和“邊代工邊創新”的道路。早在1995年，深圳就提出以科教興市為主的“二次創業”目標，華為、中興通訊、比亞迪、騰訊等企業后來集中涌現。

記者注意到，在這份500強榜單中，武漢有10家企業上榜，但多為傳統商貿企業或建筑類企業，缺少具有全國知名度的科技型或消費類企業。下一步，武漢該如何奮起直追？羅知表示，武漢國有企業、大型企業GDP占比較高，民營經濟、中小企業固定資產投資少、稅收貢獻低，容易形成發展路徑依賴。

“江蘇經驗告訴我們，從上到下對民營經濟的重視程度是解放思想的重要過程。解放思想就是要充分認識到民營企業重要性，認識到‘民營經濟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生力軍’，這是首要的事情。”羅知分析，對武漢來說，其次要抓重點，打造民營企業排頭兵，從而起到示范效應。再次，企業服務體系的建設是推動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重要抓手。這一服務體系不能只停留在政務環境，更應該包括科技孵化、融資、市場開拓、人才培訓等創新創業生態。

近年來，武漢也不斷加大中小企業培育力度，2022年，武漢有158個國家級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名單，增幅全國城市第一，成績亮眼。

“武漢有很多高新技術企業，大學科研院所數量在全國排在前列，經濟發展土壤深厚、潛力無限。只要進一步解放思想，培育領軍企業，打造完善服務體系，我對武漢民營經濟發展非常有信心。”羅知說。

激發企業家活力 敢創業能成功

“31條”打出組合拳，關鍵是“穩預期”

長江日報：如何理解《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意見》，《意見》釋放了什么信號？

劉瑞明：在當下環境里，《意見》非常重要。它是黨中央、國務院聯合發布的，直接面向解決當前民營經濟和中國經濟發展中的各類障礙，是國家層面高度重視、大力推出的一份文件。

文件有兩層意義，一是釋放信號、澄清誤解、穩定信心。近年來，社會對民營經濟發展走向和民營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當中的地位有分歧、有爭議，這份文件毫無疑問體現了黨中央、國務院堅持“兩個毫不動搖”，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堅定決心。

我們面臨需求收縮、供給沖擊和預期轉弱的三重壓力，如何在三重壓力下迅速走向經濟復蘇、快速增長，是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重要問題。在這個過程中，要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而在所有的“穩”里，關鍵是“穩預期”。只有在穩定預期的基礎上，我們才能穩投資、穩外資、穩外貿，從而穩金融、穩就業。《意見》的出臺，為民營經濟發展注入了強信心，有利于全社會穩定未來發展預期。

第二層意義是回應關切、政策松綁、長期執行。“31條”涉及民營經濟發展的方方面面，對營商環境、政策支持、監管導向、法制保障、輿論氛圍等問題進行澄清，對民營經濟堅定信心、輕裝上陣有著重要的激勵和指導作用。接下來。國家發改委會出臺具體落實的一攬子計劃。

此外，值得關注《意見》里的表述。它由黨中央、國務院聯合發布，是最高規格的。而《意見》開篇講到，“民營經濟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生力軍，是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基礎，是推動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重要力量”，這從側面回答了民營經濟政策長期性的問題，在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新征程上，民營經濟依然是生力軍，依然是重要基礎，依然是重要力量。

羅知：《意見》的出臺跟近期宏觀經濟形勢密切相關。今年上半年經濟數據出來以后，整體呈現穩中向好的態勢，但也可以看到，下半年宏觀經濟形勢還有上升空間。

如何實現更快更好的增長，如何進一步緩解就業壓力，很大程度與提振民營企業信心相關。我們注意到，以往大部分與民營經濟相關的文件標題大多是“促進民營經濟發展”或“為民營企業創造良好發展環境”，而這次的文件標題明確提出“民營經濟發展壯大”，可以看出黨中央、國務院對推動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舉措將是強而有力的。

強調政府誠信履約機制，是《意見》中一個新提法

長江日報：《意見》針對民營經濟有哪些新提法，有哪些值得關注的亮點？

劉瑞明：《意見》的亮點非常多，比如再次強調負面清單問題。雖然受限于篇幅和文件特征沒有詳細羅列，但后續國家發改委等相關執行部門會出臺詳細的負面清單，有利于民營企業進行甄別。哪些行業該進，哪些行業不該進，哪些行業應該以什么樣的方式進，哪些行業應該及時退出，會有明確的規則。

《意見》強調政府的誠信履約機制，這是一個新提法。過去民營企業和地方政府打交道，可能會存在局部的政府違約情形。文件專門強調政府的誠信履約機制，保障民營企業權益，這是非常好的方向。

《意見》還強調杜絕選擇性執法、讓企業自證清白式的監管，這都是非常重要的提法。在實際政策操作中，地方政府的確有可能存在選擇性執法和讓企業自證清白式的監管，對民營企業構成困擾。現在黨中央、國務院明確規定，后續也會有相應政策來保障執行，對民營企業來說是好消息。

羅知：《意見》里提到應收賬款拖欠的問題，要求政府部門完善拖欠賬款常態化預防和清理機制。這意味著不允許政府違約，如果政府有違約行為，也將被納入全國信用信息的共享平臺。

一般來說，意見性的文件會指方向，因為它屬于“1+N”里的1，N是后面還有各個部門發布配套文件。但是在誠信履約應收賬款的問題上，文件將它非常突出而細致地陳述，這是一個十分積極的信號。

我們知道，民營企業特別是中小民營企業融資難問題始終存在，大部分民營企業的借貸成本是很高的。應收賬款問題容易成“三角債”，導致企業現金流不足，嚴重影響民營企業生存問題。這一次，《意見》明確指出癥結所在，并打出政策組合拳。

我還注意到，《意見》關于民營企業政策里，涉及融資政策、清欠賬款政策、人才政策和用工政策等方方面面。后期如何出臺配套細則，最大程度釋放政策效應，值得持續關注。

激發創業精神，關鍵在“降本”、放權和讓利

長江日報：當前我們如何激發創業精神、企業家精神？

劉瑞明：從經濟增長趨勢上看，如今創業成本上升，不確定性加大，但企業家精神、創業精神其實一直都在。當下如何去釋放企業家精神，關鍵在于三個維度，“降本”、放權和讓利。

首先是“降本”，伴隨著時代的演進，土地、資本、勞動等關鍵要素成本越來越高。比如，要經營一個小商鋪，一筆大開支是房租，而房租成本又體現在土地供應上，土地供應又內生于整個土地供應模式，牽涉到土地制度改革和房地產制度改革，這背后有著更加深層的改革邏輯。

再比如資本環節，現在企業創業約束瓶頸是缺乏資本。而缺乏資本核心的問題是，融資成本居高不下，加劇了創業成本。還有勞動力成本的高速增長，這背后除了人口結構調整轉變外，更深層次是源自居民的生活成本快速上升。如果我們真正能夠在改革方面有實質推動，就能降低企業運營成本，在“降本”的基礎上，才能真正激發創業精神和企業家精神。

第二是放權，中國在過去40多年改革過程中進行了大量放權讓利，目前進入啃硬骨頭的“深水區”，如何更好落實黨中央、國務院在系列政策文件中提倡的放松進入壁壘至關重要，破除進入壁壘的具體落地措施非常關鍵。

第三是讓利，經濟學里非常著名的“拉弗曲線”表明，國家稅收取決于稅率和稅基。當我們讓渡一部分稅率以后，可能會讓稅基變得更大，從而使國家稅收上升，使整個國民財富得到更大增長。在這個基礎上，改革過程中進一步讓利，使國民經濟快速增長，自然而然就會有更多人愿意創業，把企業家精神釋放出來。

羅知：如何激發創業精神、企業家精神，關鍵問題是怎么形成一個大家想要創業、敢創業的環境。

在經濟學里，高風險對應的是高收益，低風險對應的是低收益。如果是高風險高收益，有部分人敢拼敢闖，能賺到錢；低風險低收益也有人敢做，踏踏實實起早貪黑，也能賺到錢。實際上，我理解，此次“31條”的出臺就是在解決風險和收益錯配的矛盾。

比如這其中一種風險就是地方營商環境帶來的風險。有些地方營商環境里有“旋轉門”“玻璃門”“新官不理舊賬”、企業和政府溝通交流、制度性交易成本非常高等等。

黨中央、國務院非常明確看到這些矛盾，通過改革釋放市場空間、釋放紅利，旗幟鮮明支持民營經濟做大做優做強。我相信會有更多的企業家信心更足，更愿意創業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