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底，參與G20第五次協調人會議的各國代表團紛紛踏上回國的旅程。臨行前，俄羅斯代表團團長盧卡什摘下會徽，將它送給了謝蕾——此次會議中我校派出的唯一一位俄語聯絡員。

作為一名外國語學院俄語系一年級的研究生，謝蕾曾輔助過湖北省團委接待俄羅斯高校教育考察團，服務過中部產能大會，也在俄聯邦主席馬特維延科訪漢時做過接待工作……從起初誤打誤撞學俄語，到一點點明晰未來路，謝蕾在俄語學習與實踐的路上，留下了一個又一個腳印。

“我有一個英雄夢”

2012年，謝蕾高中畢業。高考成績出來后，她的英語分數排到了全市第十一。這個分數讓她距離“讀英語專業”的想法更近了一步。“我從小就很憧憬美國。因為美國有很多超級英雄，我心里也一直有英雄夢。”但此時謝蕾聽到了老師的忠告：“現在學英語的人太多了，如果你們基礎好的話，可以學其他語言。”

如果是這樣，要選擇什么呢？一系列的機緣巧合，讓謝蕾的第一志愿、第一專業填了她原先并不是太了解、也談不上喜歡的俄語。

初學俄語，外教第一次來上課時問：“你們為什么要學俄語？”謝蕾當時單詞都還沒有學全，磕磕巴巴地用她僅有的俄語詞匯東拼西湊，大意是“我要去找普京”！全班同學哄堂大笑。

在不少同學眼中，謝蕾有著一種跟實際年齡不相符的成熟。這種一本正經的“老干部”作風受家庭的影響較大。謝蕾的父親是黨員，也曾當過兵。謝蕾回憶說：“在他手下長大，感覺是被當成他的兵在練。他對我的性格、人格培養始終堅持高標準、嚴要求。即便是生活瑣事，也不允許我疏忽大意和犯錯。有時候我關窗戶的方式不對都會被說……”對于自己的成長歷程，謝蕾坦言：“你應該能想象得到，我的童年是比較‘悲慘’的。”

受父親影響，謝蕾從小和同齡的孩子就“不在一個頻道上”。“小時候直到現在，大家對我的評價都是‘又紅又專’。我的同學覺得我很呆板，沒有同齡人那種生機和活力，不是很玩得開，聊天也聊不到一起。她們去逛街、聊天，我看大仲馬的《三個火槍手》、《康熙王朝》、《亮劍》……”她甚至一度覺得自己活在六七十年代。

其實謝蕾父親對她的教育并非一味的嚴苛。“我父親也比較崇尚美式教育，會培養我的興趣愛好，鼓勵我看書，鼓勵我出去跟別人接觸，也會教我下象棋、釣魚、騎摩托車”。這種軍事化教育和美式教育的雙重作用在謝蕾的身上摩擦出了別樣的火花——從孩提時起，謝蕾就醞釀著自己的英雄夢。她“一直想當警察，匡扶正義”，盡管后來這個夢想沒能實現。謝蕾也還琢磨過怎么能為國家做貢獻。“現在為國捐軀是沒什么可能了，但還有其他途徑”。年齡漸長，學業漸進，她也慢慢想通了，“如果我能在翻譯、外交這條路上走下去的話，或許可以這個方面發揮自己的價值。”

“晚一點總比永遠沒有好”

由于選專業時對俄語不了解，只是天真地抱著為國效力的初衷，所以當真正進入專業學習后，謝蕾的路走得有些坎坷。

“雖然幾乎每次考試都能取得不錯的成績，很多人都叫我學霸，但我內心對這門語言其實是缺乏愛的”。一開始學習俄語時，她是被動而麻木的，很少主動了解、探求這門語言的魅力或是主動關注俄羅斯文化。

在對俄語沒有興趣的日子里，她不知道為什么要學俄語，“說又說不好，聽也聽不懂”。在她眼里這是一門死板的語言，帶著布爾什維克“又紅又專”的痕跡。而且學俄語不像學日語、韓語那樣，可以通過看影視作品來鞏固放松，僅有的耳熟能詳的作品，也是諸如普希金、托爾斯泰寫的那種比較晦澀難懂的世界經典。

雖然提不起興趣，但她始終不肯降低對自己學業的要求，于是挫敗感總是如影隨形。“俄語的變格變位太多了，不是說你知道這個詞，就能說出來。這中間是有一個坎的。我每次說話都要追究到每個字到底怎么變，導致語速很慢，不然說出來就滿口錯。這么‘斤斤計較’真的學得很累。”

擔心說錯、害怕不夠完美，謝蕾錯失了不少練習俄語口語的機會。大一大二時，老師讓她去參加全國俄語大賽，“我覺得我自己基本的話都說不好，肯定不行，就沒有參加。”結果，去參加的同學都拿到了獎項，甚至得到了出國的機會，她追悔莫及。

在做志愿活動時，她由于過度擔心一張口就出錯，形成惡性循環。“我那時候總是自己跟自己過不去，不停地想我以后怎么辦，沒辦法開口說話，還做什么翻譯，甚至感覺人生一片黑暗……”高標準變成了一種枷鎖，讓謝蕾感到很沮喪。

然而，問題終歸是要解決的。她“強迫”自己多參加實踐活動來克服困難。大四，她參加了中國中部國際產能大會，擔任翻譯志愿者，幫助美國公司和俄羅斯公司做英俄互譯，她出色的表現贏得了美國公司的認可。這次的活動也讓她學以致用，增強了信心。“那段時間我最大的變化就在于敢說了，只有敢開口，真正說了、練了，才會有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

2016年10月，謝蕾經導師韓全會推薦去為烽火國際做一次有償翻譯工作，她心里不免七上八下。韓全會作為謝蕾本科時的專業老師以及目前的導師，一路看著謝蕾的成長，深知她成績過硬、認真刻苦，同時也明白“她唯一不足的就是沒有信心，她總是很謙虛”。于是韓全會安慰她說：“我選擇你就說明你一定可以，你有任何問題隨時打電話給我，大膽去做，老師站在你身后！”這句“定心丸”讓謝蕾安心地順利完成工作。

越來越多的實踐活動讓她慢慢體會到俄語的意義。她開始主動聽俄語聽力、探尋俄語中有趣的內容。雖然謝蕾覺得直到大四才確定對語言的“愛”有些晚，但俄語里有一句話“Лучше поздно, чем никогда”，即“晚一點總比永遠沒有好”。

“G20給我職業感”

作為唯一入選的G20第五次協調人會議俄語志愿者，謝蕾坦言“還是有些緊張的”。為了能順利完成任務，她在前期做了大量準備，“準備工作一定要做好，不然心里就會很慌”。活動期間，每一天從早到晚哪個時間點該干什么，她都會在冊子上寫好，“像省外辦胡建處長跟我們做培訓時說的那樣，每天睡前在腦海里過一遍，心里有底”。

除了必不可少的充分準備，謝蕾還有自己獨特的一套減壓方式。“需要放松的時候會很喜歡聽歌，聽一些快節奏的歌，雖然現在很多人反雞湯，但是我還是蠻受用的”。這些臨時的放松方法都會使她斗志昂揚，以更好的精神狀態面對任務和挑戰。

接機、陪同聊天、引導俄羅斯代表進入會場、參觀武漢的亞歷山大教堂、送機，這些構成了謝蕾志愿者服務工作的全部。在這個過程中，謝蕾也與他們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謝蕾和外賓們無所不談。她和俄羅斯代表團成員談中俄關系，談俄羅斯的經濟發展，也比較兩國的教育、外語人才的培養等等。談得深了，代表團友人主動分享他們自己的學習和工作經歷。聽完他們的故事，謝蕾感慨“每個人都是通過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
由于語言不通，謝蕾成了俄羅斯代表團和中方人員不可或缺的溝通橋梁。她深知責任重大，也因此倍感壓力，而雙方人員對她的信任，又讓她真切感受到了作為一名翻譯的“成就感”。

俄羅斯代表團回國前，代表團成員之一丘馬科夫為表感謝，給謝蕾塞了些小費。“我不會告訴別人的！”丘馬科夫說。謝蕾愣了三秒，不知道如何婉拒，然后馬上舉起她的志愿者證件牌，對他說：“我是志愿者，這是我們應該做的，所以是不能收的！”丘馬科夫這才收將錢收回。聽說了這件事，俄羅斯代表團團長盧卡什摘下自己的會徽送給謝蕾。“這也算兩國文化交流的象征吧！”謝蕾自豪地說。

對比以前參與過的活動，這次的G20第五次協調人會議，讓謝蕾從心態上“真正有職業的感覺了”。她覺得以前自己“是打醬油的，真正給外賓提供的幫助并不多”，但是這一次卻真切地體會到自己為外賓提供了及時且必要的幫助，成了他們溝通的橋梁。“以前學長學姐說‘感謝俄語’，那時我不懂，現在卻深有體會”。

除了自我價值的提升，謝蕾也因為俄語、因為這一次會議結識了“這么多優秀的同學和朋友”。在酒店駐扎的兩個晚上，謝蕾和其他聯絡組的小伙伴們交流了很多。“我們都是學語言的，會在彼此的身上看到取長補短的東西。人有時自己是看不清自己的，要通過別人的眼光來看”。

謝蕾眼中的自己是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并存的。兒時的英雄夢不是消逝了，而是找到了落地的方式，“沒有腳踏實地的努力，英雄夢只是白日夢”。談及接下來的三年研究生時光，謝蕾希望自己的文化素養得到提高，繼續深入探索俄羅斯文化。她篤信俄語里這樣一句話：Терпение и труд всё перетрут，大意就是“只要功夫深，鐵杵磨成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