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見殷筱是在《中國哲學史》的課堂。個子小小的她站在講臺上,她站在講臺上,面對著偌大的階梯教室和濟濟一堂的學生,讓人覺得有些弱不禁風,但講課時從她身體迸發出的熱情讓這種感覺一掃而光。
再見她時,是在圖書館五樓的利群書社,為自己遲到了幾分鐘滿懷歉意,溫和而謙遜。難以想象這么瘦弱的她先后主持了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教育部留學回國人員科研啟動基金項目、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項目、華中師范大學自主科研基金項目和丹桂計劃項目;還作為參與人承擔過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和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的科研任務;在《哲學研究》、《哲學動態》等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多篇;出版學術專著1部、譯著2部;2012年底出任我校馬克思主義學院哲學研究所所長;2013年被聘為教授并入選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2014年被遴選為國外馬克思主義方向博士生導師。她形容自己,“不過是心靈哲學之路上的一個行者。”
與哲學“先結婚,后戀愛”
殷筱形容自己和哲學的結緣:“有點像先結婚后戀愛,并不是因為先喜歡去學習,而是學了之后,開始喜歡,再也沒有動搖過。”
大學本科,殷筱學的是政治教育專業,快畢業之時,殷筱便確定要考研,當時經濟學是很熱門的專業,雖然考研的人不多,但大多數人都將目光投向了經濟學,殷筱便是這大多數人中的一員。
94年本科實習,哲學系的高新民是她的指導老師,得知她有考研的想法后,便問她想考什么專業,是否對哲學感興趣。當時的她想著考經濟學,雖然大學的課程里哲學是比較有趣的課,自己并不討厭,但卻也未曾想過將哲學作為專業學習。
第一次召集實習小組開會時,殷筱便因有朋自遠方來而缺席,在第二次開會之時,她受到了高新民老師的批評。本以為老師會因為第一次缺席對自己產生偏見,但殷筱發現在之后的實習指導中,高新民老師對她同樣地細心、耐心和認真。
在四十天的實習期中,每天跟著高新民老師,交流多了,殷筱被高新民老師認真負責的態度和淵博的學識所折服。盡管自己對高新民老師所從事的哲學研究一無所知,但當高新民再一次和她提起考研的事,她便決定考哲學的研究生,成為了高新民教授的學生。殷筱后來說:“我在那樣一個年紀,似乎沒有考慮過根據自己所具備的知識和能力去規劃自己的未來,因此接納父輩或老師的意見和建議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研究生第一次上課,一位曾經教過殷筱的老師看見她之后有些驚訝:“殷筱,你怎么會學哲學?”殷筱想,自己怎么不能學哲學呢?“周國平說,女性搞哲學,對于女性和哲學兩方面都是損害。有人認為,女生學哲學不太合適,哲學界里也有對女性學哲學的偏見,但我自己并沒有覺得我不適合學哲學,我覺得女性學哲學并不壞。”
殷筱對于女性是否適合學哲學的質疑并不在意,“亞里士多德認為,哲學產生于人類的訝異。人類的有些訝異可以在科學范圍內解決,而有些卻卻只能在哲學領域內探究,比如‘人生的意義和目的’這樣的問題,就只可能在哲學范圍獲得解答。而對此類問題的與生俱來的訝異卻并不區分性別。”
碩士畢業留校,殷筱算是真正“嫁”給哲學。在這條哲學之路上走著,殷筱并不是沒有懷疑和困惑,先生是歷史專業的,有時她也會好奇地想想自己學歷史專業會是什么樣,但卻從未后悔自己的選擇,想過換個專業,放棄哲學。“學問之道無異,路漫漫其修遠兮,需要我們上下求索。既然學習哲學,就慢慢努力,盡可能多的了解它。”
“不知熬了多少通宵”
還在讀研二,殷筱便參與了導師《當代西方心靈哲學》一書的修訂工作。導師分給她“隨附性”專題,當時國內研究心靈哲學的學者鮮有涉足該領域,因此導師要求她必須“啃”英文文獻。
“真的是一點點啃文獻,”殷筱認真地說。為了完成自己負責的部分,有半年的時間,殷筱都過著宿舍、食堂、圖書館三點一線的生活,早上拎著書包吃完早餐就去圖書館,中午吃完午飯便在圖書館小憩一會,然后繼續看書,做筆記,回到宿舍已是燈火闌珊之時。
由于該書修訂時間很緊,若是殷筱不能及時完成“隨附性”專題的研究任務,此次修訂將不能使用她所負責的部分。冬天里,宿舍沒有任何取暖器,她便用一個小電飯煲燒水灌暖水袋,不停地換,馬不停蹄撰寫初稿,之后由高老師逐字逐句修改,然后再由殷筱謄抄,那個年代書稿基本上都是手寫。這樣連續熬了兩個通宵,終于完成謄寫。“我把稿子給高老師的時候,他問我為什么那么快,我說沒睡覺,把他給嚇到了,那是我第一次熬夜。”
碩士畢業留校任教,上班不久,殷筱便陷入了角色轉變的困境之中。那時候,剛從學生的身份轉為老師,又結婚生子,要兼顧家庭,加上做科研,幾股壓力撲向她,讓她近乎抑郁,覺都睡不好。“那個時候我都不愿意和別人一起去吃飯,哪怕是教研室的老師都讓我覺得如臨大敵,周五開會也是讓我很頭疼的一件事,感覺事情沒做好,不愿意見人。” 先生的支持和自己對自己的心理暗示,讓她慢慢走了出來,在工作中投入自己,一點一點找到自信。
“我媽給我打電話,總說,‘你很忙吧,你總是那么忙’,但是你卻發現雖然很忙,但是卻看不到自己的貢獻和成果,你會覺得很困擾”。她開始重新認識和構建自己。“雖然一直有做科研,但并未作出什么顯著的成果,我就在想,我能不能做出一些東西出來,能不能做出至少讓自己滿意事來。”
慢慢去琢磨、摸索、體會,看大量的書,2007年,殷筱開始自己獨立撰寫社科基金項目申報書。寫完項目后遞交學校社科處預審,那年恰逢社科處有反饋機制,請學校的專家審批把關。殷筱提交的項目正好是馬院龍靜云教授評的,龍老師給她的申報書指出了很多問題,并給了不少細致而可行的修改意見。
得到反饋,殷筱把龍靜云給的意見一點一點地琢磨,又向高新民教授打電話請教,一點一點地修改。社科處當年還聘請了學校的專家開設了項目申報輔導講座、并提供了專家們成功申報的樣稿,其中就有歷史所朱英教授的申報樣書,雖然學科不同,但是在項目撰寫的形式規范、組織構架和論證邏輯上受益良多。“寫項目申報的時候,時間很趕,我幾乎是趕在截止日期的前兩個晚上熬夜趕出來的。”
2008年殷筱的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通過審批后,社科處設宴招待申獲課題的老師們,那時她才了解到有人連續申報多年才成功。“覺得自己很幸運,享有老師們的指導和院校兩級好的機制。”殷筱滿懷感激地笑著說,而關于自己的努力卻提得很少。
回想自己在科研中的經歷,她笑著說“不記得自己熬了多少個通宵”。為科研項目熬夜,申請出國訪學的時候也熬夜,為寫文章熬夜,為博士論文熬夜……“剛結婚那幾年,我先生總是為我熬夜這事鬧別扭,他擔心我身體。以前他催我睡覺總是說‘別做了,去睡覺,到時間了’,后來,他理解我了,就說‘你早點做完,早點睡啊’,他知道我有事做不完是不會睡覺的。”
但殷筱卻否認自己是個工作狂,“我覺得我就是有強迫癥,事情放在那兒我不做心里就放不下,不踏實,一定要把那個事做完之后才感睡得心安。可能是因為自己效率不高,別人可能就是說拖到最后就是不做了,但是我就是拖到最后還是想把事情做到我認為的最好,這不是折磨自己?只能熬夜,不能對付,不能將就。”
與學生亦師亦友
殷筱秉承著莊子的一句話:生有涯而學無涯。不管是站在三尺講臺給學生傳授知識,還是做學問,博士后在研的她總是覺得戰戰兢兢。“我覺得自己知道的東西太少,發自內心地希望能學到更多東西。”
馬院教師沒有各自單獨的辦公室,所以圖書館五樓幾乎快成了她的“辦公室”,很多次,她的學生宋海燕在五樓看見她認真地看著書,上著“自習”。“我一直都覺得自己很笨,同事就問我怎么老在圖書館,因為你知道的東西不多,笨鳥就要先飛。”而為了讓自己得到更多了解學生和增進師生交流的機會,她主動請纓擔任2013級政治班的班主任,“在所有班主任里面,我年齡是第二大的,我很樂意和學生們交往,這也是一種難得的學習和交流機會。”
在學生盧思熙的眼中,導師殷筱很謙虛、平易近人。有次,盧思熙和她交流翻譯時談到海德格爾的存在論,盧思熙的本科論文便是寫的海德格爾,所以比較了解,殷筱便讓他來講,自己則在一旁認真地聽著。“她覺得聽這個過程也是學習,她經常和我們說的一句話就是,三人行,必有我師。”盧思熙說,“她對老師、學生的身份并不在意,只要你講得有道理,她都覺得可以學習。”
暑假,天氣很熱,為做翻譯,盧思熙沒有回家,但他卻經常收到導師發給他的短信,提醒他,天熱多喝水,早點休息,不要搞得太晚,“她知道我平時喜歡熬夜,她年輕的時候也這樣,知道對身體不好,感覺她就像是一個體貼的姐姐。”
“別的老師,可能和他說話就會覺得有壓力,但是殷老師就是特別的隨和,和我們就像是朋友一樣,和她走在一起,你都可以直接挽她的胳膊。老師和學生之間的界限在她那里并不是很明顯。”她的學生宋海燕說起她來,語氣里輕松愉快。
這樣和學生的相處之道,是在國外訪學時的收獲。訪學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和去劍橋旁聽學習的經歷,讓她感觸頗深。上課有學生遲到,老師并沒有發火,而是把講義遞給學生,并告訴他講到哪里,前面都講了些什么。真正感受到了老師與學生之間的那種自由、平等的交流,殷筱也變成這樣的一個篤行者。
在殷筱眼中,對學術的敬畏之心要有,但并不體現于學生在老師面前、后學在前賢面前的噤若寒蟬。“老師和學生之間應該是一個平等、自由的關系,沒有自由,怎么談得上對話、交流?無交流,閉門造車,怎么做學問呢?交流的基礎是平等,而自由是學術的生命。”
和哲學邂逅相遇,適殷筱愿兮,為哲學她甘像精衛銜微木填滄海那樣一點一點努力,堅持。在心靈哲學這條路上,殷筱,這個孜孜不倦的行者,將嚶其鳴矣,求其友聲,求學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