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九十高齡的張慜校友向母校捐贈100萬元，以其夫妻二人名義設立基金，資助法學院品學兼優的學生和優秀教師。5月28日，張慜之子張曉東作為捐贈執行人，同黨委常委、總會計師應惟偉簽署捐贈協議。此前，武漢大學報記者專程赴北京采訪了張慜校友。

有一天，當我們步入耄耋之年時，會怎樣使用一生的積蓄？

是留給子孫后代，還是改善生活質量，抑或作為健康保障？……也許這是許多人的選擇，但是對于年過九旬的張慜老人看來，統統抵不過一個念想來得強烈——回饋母校。

1946年，張慜考入武漢大學法學系，后又與愛妻姜怡珊在珞珈山結緣。70年后的今天，張慜提出，要將夫妻二人一生積攢的100萬元捐給武大，用以資助法學院品學兼優的學子和優秀教師。

 一家三代同為武大人

張慜的家位于北京長安街附近的一個老胡同里，所住房屋屬單位集體非產權房，經過三十多年的風雨侵蝕，顯得比較陳舊。屋內空間狹小、墻壁斑駁，家具也十分簡陋。

雖然年事已高，他依然精神矍鑠、耳聰目明，能自己做的事絕不麻煩他人。兒子張曉東是俄亥俄州立大學計算機科學系主任、講席教授，常居美國；去年，張慜的妻子駕鶴西去。家里有一個請來的保姆，幫忙照料生活。

張慜生活簡樸，對母校卻慷慨大方，愿意傾其所有。

他的解釋是：“我們一家三代與武大結緣。父親張芳上世紀初就讀于武漢大學的前身國立武昌高等師范學校；我和妻子在武大度過了人生最美好的時光；兒子張曉東是武大客座教授，曾多次來校講學。”

張慜20歲考入武大法學系。他回憶：“武大是民國時期四大名校之一。我陶醉于珞珈山的湖光山色中，沉浸在依山而建的巍峨校舍中，更感嘆那里大師云集、鴻儒齊聚。一個人20歲時能有這樣的際遇，實為人生一大幸事。”

對于他來說，更幸運的事發生在大三那年，也就是1951年。“她是武大經濟學系1950級學子。我們在珞珈山相識、相戀，后來成家、育子，相伴相依了64年。”張慜口中的“她”就是妻子姜怡珊，“櫻花樹下定情緣，京兆珞珈一線穿。”他在詩中寫道。

張慜和姜怡珊1953年攝于武大

1970年1月，他們一家三口下放到湖北沙洋農場，途徑武漢時，兩位校友帶著兒子重返珞珈山。雖然是物資短缺、精神匱乏的年代，但是珞珈山秀美如故，古建筑莊嚴依舊，散發著探索真理的科學精神。這次造訪對兒子張曉東產生了至深的影響，成為他日后走上學者之路最早的啟蒙之旅。

一家三代的深厚情結，感恩圖報的強烈心愿，正是張慜捐贈的初衷。兒子張曉東很支持父母的決定，并擔任捐款基金的執行人。

 推動法治建設不懈怠

張慜學業中途因病休學一年，于1951年畢業。同年，和幾個同學一起被分配到最高人民法院西北分院工作。

時任西北分院院長的馬錫五，是群眾路線審判方式的開創者，是解放區人民司法工作的一面旗幟。1954年，國家大行政區撤銷，張慜隨馬錫五調至最高人民法院，一直在此供職至1995年。其間曾擔任馬錫五的秘書4年，離職時為最高人民法院應用法學研究所研究員。

“新中國前三十年，曾幾何時，政治運動不斷，法治不張。”張慜認為，作為法律人，從上世紀80年代才開始真正發揮作用，在校所學也終于有了用武之地——

1978年，在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江華的主持下，開展平反“文革”冤假錯案。張慜全身心投入這項工作，參與調查研究、起草文件等工作。1978年至1980年，最高人民法院寫了推動冤假錯案復查工作順利進行的三個重要報告，經中央批準轉全國執行。張慜起草了其中兩個報告。執行了這三個文件后，全國各級人民法院平反了大批冤假錯案，使32萬多名受害者重見天日。

1982年，《當代中國》編寫工作正式啟動，這是第一部全面記錄和論述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發展歷程、歷史貢獻和基本經驗的大型叢書。張慜任《當代中國的審判工作》這一卷的副主編，記述了從1949年至1989年，人民法院審判工作從無法可依到有法可依、逐步推動法治的歷史進程。

1985年，最高人民法院成立了全國法院干部業余法律大學，挑選法院內部少數受過正規法律教育的人當老師，培訓大批沒有受過法律教育的從業人員。張慜和大學同班同學王觀強擔任《中國司法制度》一課的主講老師，他們編寫教材，錄制講課視頻，培訓各地法院業余法律大學分校的教師。

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成立應用法學研究所，張慜參與籌建工作，并任研究員。1993年他與蔣惠玲合寫了《法院獨立審判問題研究》一書，這是國內第一本研究獨立審判問題的專著，于1997年出版。隨著司法改革的不斷推進，書中關于“法官資格”“法官的任命晉升”“法官的地位和待遇”“去審判機制行政化”等改革建議都正在或已經實現。這本書自出版后，一直被大量相關論文引用。

張慜始終秉持著一位法律人的理想和原則，孜孜不倦地為實現國家法治和司法公正而努力。

 不忘母校教誨思感恩

張慜回憶，他入校那年，是武大西遷復員珞珈山的第一年。他和幾個“freshman”（新生）托著腮幫聽“senior”（學長）繪聲繪色地講大師風采，例如法學系周鯁生、燕樹棠，經濟系楊端六、劉秉麟，外文系吳宓、袁昌英，中文系劉永濟、蘇雪林，理學院査謙、桂質廷、高尚蔭等，還有被稱為“哈佛三劍客”的韓德培、張培剛和吳于廑。他們聽得如癡如醉。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法律不溯及既往、無罪推定、民事主體法律地位平等……這些專業名詞，張慜隨口即來。他年輕時代學習到的法律基本原則，也成了他一生的恪守。

“周鯁生校長校務繁忙，仍堅持給我們授課。他瘦小精干，戴著一副金絲眼鏡，一派儒雅學者的風度。長沙口音濃厚，講起課來不緊不慢、抑揚頓挫，十分引人入勝。當講到‘五大國一致原則’時，他說‘少數的否決可以阻止多數的通過’，還深刻地指出東歐國家是蘇聯衛星國的實質。”

“燕樹棠老師身材魁梧，嗓音洪亮，講課從不看講稿。他是國民政府的十二名大法官之一，非學識淵博之士難當此任。”

“韓德培老師當時正是英年，英姿颯爽、溫文儒雅。講國際私法課時，條分縷析地講解復雜的沖突法規則，步步深入。”

張慜至今清晰記得老師們講課的情景，恩師們在課上講到的一些觀點，也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06年11月4日，張慜回武大參加法科80周年慶典活動，與恩師韓德培和許多同窗好友重逢。“慶典大會上，韓老師發表了精彩演講，回憶幾十年間的坎坷經歷。如何被兩次打成右派，又于1979年重新領導法律系。”張慜回憶說。

他單獨拜訪了韓德培，并賦詩贈予恩師：“八十法科九七翁，承傳薪火大師功。滿堂仰慕德培風。穿石飲泉根茁壯，凌霜傲雪葉蔥蘢。珞珈山上老青松。”

“我的法學根基是在武大打下的，老師們淵博的學識、犀利的觀點、誨人不倦的教學態度影響著我今后的人生。”張慜充滿感激地說。

采訪結束，他提筆揮毫，寫下“實現法治、追求公正”八個字，還寄語學子：“作為一個法律人，必須以實現國家法治為宗旨，以追求司法公正為目標，要對法律負責、對歷史負責。”

 采訪手記：

北京和平門后細瓦廠胡同,和西長安街相鄰,與天安門相近,古巷幽深,“京味兒”濃郁。

我們順著門牌號，找到了張慜校友的家，一棟同周邊大雜院風格迥異的矮層樓房。

距離約定好的采訪時間還有半小時，我們便在樓下等候。一位老太太經過主動問：“你們找哪戶？”我答：“我們找張慜校友。”她立馬接上：“哦，你們是武大的吧，他們兩口子都是武大的。”

這才得知這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家屬樓，鄰里間彼此是同事，互相了解，張慜一生心心念念的武漢大學，也自然是大家都熟知的。

張慜校友家中，最多的就是書，書架上擺放著一家三口的照片，還有1953年他和妻子在武漢大學工學樓的留影。一進屋，“白首方堅”四個正楷毛筆字格外醒目。

據保姆介紹，他的生活素淡又有規律，每天堅持記日記、看書、寫詩、練毛筆字，中午到國家大劇院附近廣場練養氣功。除此之外，讀武大寄來的《校友月報》和一年一冊的《校友通訊》，也是他的“日常”之一。他說：“看到母校近年來的發展特別開心。”

采訪進行了兩個多小時。當回憶到“senior”向“freshman”傳授經驗時，他雙手托腮，睜著大大的眼睛，用身體動作再現當時的情景。講到開心的地方用手比劃，難過的時候緊鎖眉頭。作為聽者，仿佛跟著他的講述，回到了那個動蕩又純真的年代。

他說，他和妻子讀書時都是武大助學金的受益者，希望把這份關愛傳承下去。說著，便向前傾著身子，關切地問：“現在學校還有沒有生活很貧困的學生？”我回答：“普遍都不錯，十分貧困的很少，學校有很多措施幫助貧困學生。”他欣慰地點了點頭。

采訪結束，我提議他為武大學子題詞，他欣然答應，寫下了“實現法治、追求公正”八個字。他一口氣寫了四張，直到滿意為止。

就是這樣一位正義儒雅、樸實可愛的老人，讓我感受到了人世間的另一種溫情，一種對母校難以割舍的牽掛和情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