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者按:九十高齡的張慜校友向母校捐贈100萬元,以其夫妻二人名義設立基金,資助法學院品學兼優的學生和優秀教師。5月28日,張慜之子張曉東作為捐贈執行人,同黨委常委、總會計師應惟偉簽署捐贈協議。此前,武漢大學報記者專程赴北京采訪了張慜校友。
有一天,當我們步入耄耋之年時,會怎樣使用一生的積蓄?
是留給子孫后代,還是改善生活質量,抑或作為健康保障?……也許這是許多人的選擇,但是對于年過九旬的張慜老人看來,統統抵不過一個念想來得強烈——回饋母校。
1946年,張慜考入武漢大學法學系,后又與愛妻姜怡珊在珞珈山結緣。70年后的今天,張慜提出,要將夫妻二人一生積攢的100萬元捐給武大,用以資助法學院品學兼優的學子和優秀教師。
一家三代同為武大人
張慜的家位于北京長安街附近的一個老胡同里,所住房屋屬單位集體非產權房,經過三十多年的風雨侵蝕,顯得比較陳舊。屋內空間狹小、墻壁斑駁,家具也十分簡陋。
雖然年事已高,他依然精神矍鑠、耳聰目明,能自己做的事絕不麻煩他人。兒子張曉東是俄亥俄州立大學計算機科學系主任、講席教授,常居美國;去年,張慜的妻子駕鶴西去。家里有一個請來的保姆,幫忙照料生活。
張慜生活簡樸,對母校卻慷慨大方,愿意傾其所有。
他的解釋是:“我們一家三代與武大結緣。父親張芳上世紀初就讀于武漢大學的前身國立武昌高等師范學校;我和妻子在武大度過了人生最美好的時光;兒子張曉東是武大客座教授,曾多次來校講學。”
張慜20歲考入武大法學系。他回憶:“武大是民國時期四大名校之一。我陶醉于珞珈山的湖光山色中,沉浸在依山而建的巍峨校舍中,更感嘆那里大師云集、鴻儒齊聚。一個人20歲時能有這樣的際遇,實為人生一大幸事。”
對于他來說,更幸運的事發生在大三那年,也就是1951年。“她是武大經濟學系1950級學子。我們在珞珈山相識、相戀,后來成家、育子,相伴相依了64年。”張慜口中的“她”就是妻子姜怡珊,“櫻花樹下定情緣,京兆珞珈一線穿。”他在詩中寫道。
張慜和姜怡珊1953年攝于武大
1970年1月,他們一家三口下放到湖北沙洋農場,途徑武漢時,兩位校友帶著兒子重返珞珈山。雖然是物資短缺、精神匱乏的年代,但是珞珈山秀美如故,古建筑莊嚴依舊,散發著探索真理的科學精神。這次造訪對兒子張曉東產生了至深的影響,成為他日后走上學者之路最早的啟蒙之旅。
一家三代的深厚情結,感恩圖報的強烈心愿,正是張慜捐贈的初衷。兒子張曉東很支持父母的決定,并擔任捐款基金的執行人。
推動法治建設不懈怠
張慜學業中途因病休學一年,于1951年畢業。同年,和幾個同學一起被分配到最高人民法院西北分院工作。
時任西北分院院長的馬錫五,是群眾路線審判方式的開創者,是解放區人民司法工作的一面旗幟。1954年,國家大行政區撤銷,張慜隨馬錫五調至最高人民法院,一直在此供職至1995年。其間曾擔任馬錫五的秘書4年,離職時為最高人民法院應用法學研究所研究員。
“新中國前三十年,曾幾何時,政治運動不斷,法治不張。”張慜認為,作為法律人,從上世紀80年代才開始真正發揮作用,在校所學也終于有了用武之地——
1978年,在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江華的主持下,開展平反“文革”冤假錯案。張慜全身心投入這項工作,參與調查研究、起草文件等工作。1978年至1980年,最高人民法院寫了推動冤假錯案復查工作順利進行的三個重要報告,經中央批準轉全國執行。張慜起草了其中兩個報告。執行了這三個文件后,全國各級人民法院平反了大批冤假錯案,使32萬多名受害者重見天日。
1982年,《當代中國》編寫工作正式啟動,這是第一部全面記錄和論述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發展歷程、歷史貢獻和基本經驗的大型叢書。張慜任《當代中國的審判工作》這一卷的副主編,記述了從1949年至1989年,人民法院審判工作從無法可依到有法可依、逐步推動法治的歷史進程。
1985年,最高人民法院成立了全國法院干部業余法律大學,挑選法院內部少數受過正規法律教育的人當老師,培訓大批沒有受過法律教育的從業人員。張慜和大學同班同學王觀強擔任《中國司法制度》一課的主講老師,他們編寫教材,錄制講課視頻,培訓各地法院業余法律大學分校的教師。
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成立應用法學研究所,張慜參與籌建工作,并任研究員。1993年他與蔣惠玲合寫了《法院獨立審判問題研究》一書,這是國內第一本研究獨立審判問題的專著,于1997年出版。隨著司法改革的不斷推進,書中關于“法官資格”“法官的任命晉升”“法官的地位和待遇”“去審判機制行政化”等改革建議都正在或已經實現。這本書自出版后,一直被大量相關論文引用。
張慜始終秉持著一位法律人的理想和原則,孜孜不倦地為實現國家法治和司法公正而努力。
不忘母校教誨思感恩
張慜回憶,他入校那年,是武大西遷復員珞珈山的第一年。他和幾個“freshman”(新生)托著腮幫聽“senior”(學長)繪聲繪色地講大師風采,例如法學系周鯁生、燕樹棠,經濟系楊端六、劉秉麟,外文系吳宓、袁昌英,中文系劉永濟、蘇雪林,理學院査謙、桂質廷、高尚蔭等,還有被稱為“哈佛三劍客”的韓德培、張培剛和吳于廑。他們聽得如癡如醉。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法律不溯及既往、無罪推定、民事主體法律地位平等……這些專業名詞,張慜隨口即來。他年輕時代學習到的法律基本原則,也成了他一生的恪守。
“周鯁生校長校務繁忙,仍堅持給我們授課。他瘦小精干,戴著一副金絲眼鏡,一派儒雅學者的風度。長沙口音濃厚,講起課來不緊不慢、抑揚頓挫,十分引人入勝。當講到‘五大國一致原則’時,他說‘少數的否決可以阻止多數的通過’,還深刻地指出東歐國家是蘇聯衛星國的實質。”
“燕樹棠老師身材魁梧,嗓音洪亮,講課從不看講稿。他是國民政府的十二名大法官之一,非學識淵博之士難當此任。”
“韓德培老師當時正是英年,英姿颯爽、溫文儒雅。講國際私法課時,條分縷析地講解復雜的沖突法規則,步步深入。”
張慜至今清晰記得老師們講課的情景,恩師們在課上講到的一些觀點,也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06年11月4日,張慜回武大參加法科80周年慶典活動,與恩師韓德培和許多同窗好友重逢。“慶典大會上,韓老師發表了精彩演講,回憶幾十年間的坎坷經歷。如何被兩次打成右派,又于1979年重新領導法律系。”張慜回憶說。
他單獨拜訪了韓德培,并賦詩贈予恩師:“八十法科九七翁,承傳薪火大師功。滿堂仰慕德培風。穿石飲泉根茁壯,凌霜傲雪葉蔥蘢。珞珈山上老青松。”
“我的法學根基是在武大打下的,老師們淵博的學識、犀利的觀點、誨人不倦的教學態度影響著我今后的人生。”張慜充滿感激地說。
采訪結束,他提筆揮毫,寫下“實現法治、追求公正”八個字,還寄語學子:“作為一個法律人,必須以實現國家法治為宗旨,以追求司法公正為目標,要對法律負責、對歷史負責。”
采訪手記:
北京和平門后細瓦廠胡同,和西長安街相鄰,與天安門相近,古巷幽深,“京味兒”濃郁。
我們順著門牌號,找到了張慜校友的家,一棟同周邊大雜院風格迥異的矮層樓房。
距離約定好的采訪時間還有半小時,我們便在樓下等候。一位老太太經過主動問:“你們找哪戶?”我答:“我們找張慜校友。”她立馬接上:“哦,你們是武大的吧,他們兩口子都是武大的。”
這才得知這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家屬樓,鄰里間彼此是同事,互相了解,張慜一生心心念念的武漢大學,也自然是大家都熟知的。
張慜校友家中,最多的就是書,書架上擺放著一家三口的照片,還有1953年他和妻子在武漢大學工學樓的留影。一進屋,“白首方堅”四個正楷毛筆字格外醒目。
據保姆介紹,他的生活素淡又有規律,每天堅持記日記、看書、寫詩、練毛筆字,中午到國家大劇院附近廣場練養氣功。除此之外,讀武大寄來的《校友月報》和一年一冊的《校友通訊》,也是他的“日常”之一。他說:“看到母校近年來的發展特別開心。”
采訪進行了兩個多小時。當回憶到“senior”向“freshman”傳授經驗時,他雙手托腮,睜著大大的眼睛,用身體動作再現當時的情景。講到開心的地方用手比劃,難過的時候緊鎖眉頭。作為聽者,仿佛跟著他的講述,回到了那個動蕩又純真的年代。
他說,他和妻子讀書時都是武大助學金的受益者,希望把這份關愛傳承下去。說著,便向前傾著身子,關切地問:“現在學校還有沒有生活很貧困的學生?”我回答:“普遍都不錯,十分貧困的很少,學校有很多措施幫助貧困學生。”他欣慰地點了點頭。
采訪結束,我提議他為武大學子題詞,他欣然答應,寫下了“實現法治、追求公正”八個字。他一口氣寫了四張,直到滿意為止。
就是這樣一位正義儒雅、樸實可愛的老人,讓我感受到了人世間的另一種溫情,一種對母校難以割舍的牽掛和情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