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程曼詩  張筱星

　　“我之所以有敬佩之感，是由于朱祖廷先生以幾近耄耋之年、多病之身，率領著一支特別能吃苦能戰斗的隊伍，克服了常人難以想象的困難，出色地編纂了這部大書（《爾雅詁林》，編者注）。支持他們如此執著的最主要的力量，是對學術的熱愛與忠實，是為中華文化添磚加瓦，是造福于學林。”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許嘉璐曾說。

　　朱祖延(1922-2011)，著名辭書學家、文獻學家。1947年畢業于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曾任湖北大學中文系主任、古籍研究所所長。主持國家大型文化建設工程多項，其中辭書類著作主要有《漢語大字典》、《爾雅詁林》、《漢語成語大詞典》、《漢語成語辭海》、《引用語辭典》、《引用語大辭典》等，獲中國辭書協會首屆“中國辭書事業終身成就獎”、首屆“荊楚社科名家”，為我國辭書事業作出卓越貢獻。

　　“十年爾雅注蟲魚，翻檢縹緗萬卷書，留得藏山事業在，此生應不負居諸。”這是朱祖延先生在花甲之年為自勉作的一首詩，作為一代詞典學專家，他將一生都獻給了祖國的辭書事業。

　　“《引用語大辭典》的編纂，應該是最能體現先生功底的。”朱先生的學生、湖北大學文學院黨委書記郭康松教授表示，朱祖延常常追根溯源找出每個俗語的出處，解釋意思，選取有代表性的例證，最后整理成冊。“先生看到一個普通的俗語，就能夠想到哪位前人在哪個語境說過，并且可以很快找出記錄的文獻，沒有對古典文獻長期浸淫成就的深厚扎實功底，是不可能做到的。”

　　在編纂《爾雅》的過程中，由于《爾雅》是小眾書，先生要搜集歷代關于《爾雅》的注釋、校勘、版本與評論等資料，困難異常，前期準備工作就做了3年。在他帶領下，湖北大學古籍所的老師跑了全國百余家圖書館，收集研究專著144種，做成10萬多張資料卡片，裝滿了60多個大紙箱。“編典就要耐得住寂寞。”朱老說。

　　在郭康松眼里，朱祖延治學嚴謹，尤其對學生學術方面的要求非常嚴格。采訪進行時，郭康松回憶起這么一件小事：在自己碩士論文答辯時，曾經被朱先生發現畢業論文中出現了一個錯別字，朱先生誤以為自己不理解該字的用法才會出現錯誤，追問了好久錯別字的釋義、用法等學術問題。其實是因為當時鉛字打印硬件條件限制，校對工作非常繁瑣，郭康松一不小心沒有發現這個錯別字，才會出現答辯時的那一幕。他談起往事感嘆：“朱先生了解到我并不是不理解字的意思用錯字，而是校對問題后，語重心長地對我說道‘以后一定要多加注意，不能出錯’。

　　眾所周知，朱祖延先生博雅通識。1960年，38歲的朱祖延作為我國最早一批訪問學者，前往埃及開羅高等語言學院教授“漢語”與“中國文化”，他使用流利的英語教授中國語言文化，用阿拉伯語和學生們聊天，培養了不少中文人才。在他的學生中，有的后來做了駐華官員，有的后來成為埃及著名大學的中文教授。在埃及的三年，朱祖延扮演著一名中華文化的傳播者的角色，將中國語言文化的精髓遍灑異國大地。

　　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王兆鵬是朱老的學生，他表示：“很多學者讓人尊敬，但內心沒有萌生想親近的感覺，但朱先生卻是一位‘可親、可近、可愛’的人。”1984年開始，朱祖延因為腎結石和確診直腸癌，三年動了三次手術。然而每次術后不久，漫步蹣跚的朱先生仍然會趕到古籍所上班。他一次次地戰勝病魔，從“斷腸”、“腰斬”等重癥中恢復過來，傳奇般地邁入耄耋之年，得益于朱祖延先生自己的證悟和精神之力。“朱先生把很多事情看得比較淡，低調不張揚，心胸開闊。”郭康松表示。

　　湖北大學文學院教授舒懷回憶說，后來朱先生左眼眼底出血，凝固的血液封閉了視網膜，結果手術失敗，一只眼睛失明，一只視力只剩下0.1。雖然醫生一再囑咐他不要用眼，但他每天還是拿著放大鏡，逐字逐句地審稿。舒懷回憶起他生命中印象最深刻的一幕，就是朱祖延在神志不清，帶著呼吸器的情況下，還不停地喃喃說：“大典可怎么辦啊？還沒有編出來。”

　　作為父親，先生溫和卻有原則。“他從不是一個嚴厲的父親，但他教會了我很多。”湖北大學數學與計算機科學學院教授朱寄回憶道，“我們在一起的時間很少，有時一周只能見一次面。父親更關注我如何做人，而不是如何做事。他對我沒有很嚴厲的要求，只有少數幾次例外。”朱寄回憶了自己和父親相處中印象最深的兩件小事：一次是她與人約好要見面，自己卻沒按時出門，結果父親發火批評她說，做人最基本的原則就是守時，不能“輕諾寡信”。第二次是小時候寫日記，三天打魚兩天曬網，朱祖延先生批評她“一曝十寒”，還專門買了一個本子送給她，讓她堅持下去。

　　朱祖延先生是學術上的大家，為研究事業甘坐冷板凳三十余年；他是生活中的長者，事事都會站在學生、職工角度著想；他是為人時的夫子，做人溫和樸實，處事低調淡泊。他棲身于一所地方學校，隨遇而安，既不坐井觀天，也不妄自菲薄，終生遠離浮華浮躁，視地位榮譽如過眼云煙。他不慕繁華虛榮，只著眼于身邊的一切，將內心最真的情懷傳遞給身邊的每一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