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見到李遇春，是在他的書齋，這套起居室的所有房間都被堆滿了書，書架上整整齊齊地擺著，地板上嚴嚴實實地摞著，茶幾上擁擁擠擠地攤著，舉目可見的都是主人的藏書。李遇春就是常年獨坐在這間書齋中，進行他一個人的研究。在旁人看來枯燥單一的日子，卻是他心滿意足的選擇。
2002年武漢大學博士畢業后，李遇春作為講師來到桂子山，成為文學院現當代文學教研室的一名教師。2007年他被破格評為教授，是當時華師最年輕的教授之一。2009年他又入選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2011年被評為博士生導師。

尋求：職業與志業的合一

作為文學院的教授，李遇春在大學時期卻并非學習文學。在他1990年考入湖北大學時，他的父親希望他能夠“學而優則仕”，就做主為他選擇了行政管理系。但他自小就喜愛古代文學，《說唐》、《岳飛傳》、《楊家將》、《三國演義》、《三俠五義》都讓他著迷。中學時李遇春一直擔任語文課代表，還因為作文在縣里比賽中獲獎而得到難得的楚才作文競賽的名額。至今他還記得高中語文老師帶著他從鄉下到漢口一所中學參加楚才作文比賽的場景，那大約是1988年的事了。舞文弄墨一直以來都是他的愛好。

大學畢業后，他在武昌郊區一家國企廠辦技校教書，但他很快對周圍的環境失望，也不愿意玩玩撲克打打臺球將日子混過去。時值鄧小平南巡講話，整個社會都沉浸在躍躍欲試的興奮中。李遇春周圍許多同事都選擇了孔雀東南飛，而他在經過一番慎重的考慮后，最終決定拿起書本，走回校園。這一回，他決定選擇自己的志業所在，去學習漢語言文學。

“我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比較晚，是大學以后才明白，但是現在我過的生活就是我想要過的生活，因為我的職業與我的志業是合一的。”李遇春在1995年決定要攻讀碩士研究生，他做出這個決定的同時也就明白自己將來要成為一個學者，成為一個大學老師。

因為這個決定，李遇春開始騎著自行車往返于關山的華科書店和洪山的華師利群書社間，他的任務很重，要學習中文系學生四年所學的內容，還不能耽誤工作。于是白天教書授課之余偷偷看書，晚上全神貫注地自學背誦，僅僅一年時間他就完成了復習準備。“我當時看書，看到很多文學史里面的作家名字就像見到了自己的‘親人’一樣，仿佛很熟悉，背得很快。”李遇春開玩笑地回憶道。

就這樣，他在1996年以第一名的成績考進了武漢大學文學院讀研究生，師從著名學者、文學評論家於可訓先生，六年后進入華師教書，以自己的興趣作為職業。他的很多同學得知他成為了大學老師后，都說“你就應該干這一行”。

向往：“兩腳踏中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

李遇春非常向往林語堂的話“兩腳踏中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在他看來，這也是每位學者都會向往的境界。在他獨坐書齋孤獨問學的日子里，他也從不覺得枯燥單一。面對采訪，他不愿意多談自己的日常生活，更不愿意找什么花絮亮點。只引用了葡萄牙作家佩索阿說過的“頭腦里的旅行”和法國詩人蘭波有名的詩句“生活在別處”，認為這就是他的生活，在狹窄的空間里讓思想去旅行，去追求有距離的藝術真實。

這狹窄的空間就存在于書籍中，然而字里行間卻是一個大世界。李遇春對書的嗜好也是根深蒂固的，家中僅關于舊體詩詞的書籍就有七八千冊之多，其中還有一些他從網絡競拍來的線裝書，既有解放前的也有建國后的油印本或影印本。平時上網就是為了去淘這些書籍，“有的書好幾百元一本，買得我都心疼”，李遇春笑談。

李遇春很少出門采風或旅行，他更加喜愛這種文學里藝術真實帶來的距離感。他在別處的生活也是一種陌生化的生活。雖然從未去過新疆，但專注于新疆生活題材的魯迅文學獎得主紅柯在讀了李遇春寫給自己的評論后，給他回信“知紅柯者，李遇春也”。

他決心要做一位優秀的學者，因此格外“愛惜羽毛”。即使是寫一篇短短的評論，也持著專注的態度。“可以寫得淺，但要像魯迅說劉半農那樣的‘清淺’，而不能淺薄。”因此在整個碩博六年，他只發了六篇文章，直至開始工作，才由博返約，有了更多的作品。六年的潛心積累是打基礎階段，他在工作的十二年中，已經在《文學評論》、《文藝研究》、《新華文摘》等權威期刊上刊發了十多篇論文，平均每年就有一篇權威。

在讀博士的第一年，李遇春就開始構思自己的研究，他將目光投向了當代文學中研究還很不充分的地帶。他確立下自己的選題，要將1942—1976年間的“延安文學”至“十七年文學”、“文革文學”打通起來進行研究。精心準備三年后，他完成了將近四十萬字的博士畢業論文，這是當時參與答辯的博士生中字數最多的，也是評委老師議論熱度最高的。據說當時參加答辯的北京大學教授孫玉石老師評價這位面相十分年輕的后生才華橫溢，對他能夠駕馭如此宏大的研究課題十分看好。這篇博士論文是他出版的第一本書《權力？主體？話語——20世紀40—70年代中國文學研究》，也成為他學術上的第一塊基石。他一直想把這本書再版，去掉過于西方理論化的色彩，改名《革命中國文學史論》。

在進入華師工作后，他的研究主要從兩個方面鋪展開去：一個是當代小說研究，一個是現當代舊體詩詞研究。他說前一個是現當代文學研究中的主潮，后一個是現當代文學研究中的暗潮，一個屬于現代性的新文學范疇，一個屬于傳統性的舊文學范疇。李遇春就在這一新一舊中穿行，努力尋找著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中的學術融合境界。他說自己做學生時代主要仰慕西學，喜歡用西方的文藝理論闡釋中國文學，而工作以后則試圖進行中國文學傳統的創造性轉化研究，不僅在現當代的詩詞領域研究中進行，而且也在當代小說研究中做同樣的探尋。目前他已出版了《中國當代舊體詩詞論稿》一書，去年此書榮獲了教育部人文社科成果三等獎，這部書即將由出版社重新設計再版。他還在堅持編撰《新中國舊體詩詞編年史稿》和《民國舊體詩詞編年史稿》，這兩部書稿有二百萬字的規模，屬于他主持的兩個國家社科項目的系列成果。目前項目進展順利，但他說也許需要很多年才能最終完成。

與此同時，作為研究當代文學的學者，他也很看重介入文學現場，評價正在進行中的文學。他認為一個文學研究者既要注重研究“過去式”的文學，也要關注“進行時”的文學。因此他一直非常關注當代許多活躍著中國小說家的創作。后來李遇春就自己對當代西部作家群的關注和思考出版了《西部作家精神檔案》一書，重點研究了張賢亮、陳忠實、賈平凹、路遙、紅柯、李銳等西部作家的創作。該著作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后曾獲得了當年的華語文學傳媒大獎提名。最近他又與友人聯合主編了十卷本的《中國新文學批評文庫》，廣東人民出版社2014年出版，作者陣容強大，匯聚了北大、清華、復旦、北師大、南大等著名高校的10位中青年文學批評家的論文集。他自己也有一本入選，書名《走向實證的文學批評》。這部最新的文學批評集體現了他將“心證”（精神心理分析）與“史證”（社會歷史分析）、“形證”（審美形式分析）融為一體的“大文學批評觀”，其意在于為高校浮躁不堪的“學院派文學批評”正名。

有感于現在許多學術雜志越來越體制化，李遇春還萌生了辦一份民間學術雜志的想法，希望能夠兼具學術性與可讀性，繼承現當代文學史上的學術傳統。在他看來，湖北現當代文壇上一些大人物都喜歡辦雜志，比如鄂東的黃侃、聞一多、廢名、胡風、秦兆陽都是如此。胡風辦的《七月》，秦兆陽辦的《當代》尤其著名。于是他在2011年接任中國新文學學會秘書長后開始跑去拉贊助，有了辦刊經費再找國內同行一個個的敲定重點欄目，最終在學會新老兩代會長的支持下成功創辦了《新文學評論》大型文學研究集刊（季刊）。創辦兩年以來，雜志已進入第三個年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獲得了不少關注和好評。

風格：我想去感染我的學生

“好的老師，往講臺一站，就應該能夠感染到學生。”李遇春反復強調“感染”這個詞。因此，他從不按教學大綱照本宣科，而時時刻刻都注意將自己最新的思考和學生交流。即使是同一個作家，同一部作品他的講解也是每年都會有所變化。

2011級何金鳳是李遇春《當代文學思潮》課堂的忠實粉絲，經常蹭課去聽。沒有ppt，極精簡的板書，但內容卻豐富：從胡適派文學批評到胡風派文藝思想，從文學作品的真實性到藝術性，思想性到傾向性，李遇春往往串珠般連貫講授，“李老師上課非常投入，他能圍繞一條主線很有條理地講述，而且引經據典十分充分。”何金鳳每次上課都會被其廣博知識和深刻見解所吸引。

“中文系學生應該有歷史意識和思辨能力”。李遇春在其當代文學課上如是要求學生，不能夠只做一個文學審美的單面人，因此博覽群書就顯得分外重要。有著“長計劃、短安排”習慣的李遇春每月都會制定閱讀計劃，讀書看書寫書是他最重要的安排，為此盡量推拒外出的活動。雖然只教授當代文學，但他的論文中能夠從古今中西多個維度去研究，熟練運用各種文藝理論。在采訪時，各類典故李遇春拈手即來。

“希望你們不要忙于出成果，大學是一個積累的過程，發表作品一定帶著敬畏文字的態度。”在華師，李遇春實踐了自己的夢想，如今他囑托學生一定要找準讀書方向，提升閱讀覺悟。“博聞強記，克服懶惰永遠是一個人文專業學生的必由之路。一定要時常打理自己，塑造自己。”

他在指導學生上，也是自有一套方法，他的碩士生和博士生都深受他“史證”、“心證”、“實證”三合一分析方法的影響，每次一起探討論文時，也必會一直討論到二級標題，確定大體方向。“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這一直是李遇春的教學觀，他不想做一位“一言堂”的老師。

“李老師絕不敷衍”，“他的態度一絲不茍”，這是他的幾位研究生都說到的感受。研究生王振就提到，在負責主編《現代中國詩詞經典》時，李老師很少如其他人一樣直接引用其他人編的合集，而是盡力去尋找原作者的第一手資料以確保準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