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989年，國家組織編寫一部大型中華古籍百科全書《中華大典》，為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大的文化工程。全書包括《哲學典》、《數學典》、《文學典》、《語言文字典》等24典。其中，武漢三高校承擔編纂的《語言文字典》共約2500萬字，包括文字、音韻、訓詁等3個分典，分別由湖大、武大和華師負責編寫，湖大已去世的著名辭書學家朱祖延教授擔任主編。

從1997年開始，湖北大學承接《中華大典·語言文字典·文字分典》編纂工作，在朱祖延先生的授意下，以舒懷為首的編撰團隊歷時16年，完成了這套八百萬字的皇皇巨著。全書包括《文字理論總部》、《字書字典總部》、《金石文字總部》和《說文解字總部》等4個總部，總部內又分為31個部和分部。2014年1月，該書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舒懷表示，這本800萬字分典將給我國文字學研究提供極大的便利。

搜集古籍三千余種，著成巨著八百萬字

文字學以文字為研究對象，研究文字的性質、起源、體系、發展、形體與音義的關系、正字法、文字的創制與改革等。《文字分典》編纂小組的工作就是對上至商周下至辛亥革命的文字學資料，按照現代學科進行分類和校點，為文字研究提供資料支持。

最為繁重冗雜的工作莫過于資料搜集。漢字歷史悠久，結構復雜，因此作為研究一切歷史文化的先行學科的文字學在中國特別發達，各種文字學典籍浩若星海。

在“大家收精，小家收全”八字方針指導下，舒懷和他的團隊將足跡踏遍大江南北，上至國家圖書館，下至各地各校圖書館。五年的時間里，團隊成員共搜集了文字學專著3000多種，所列書目達十萬字，“我們要確保所搜集資料的權威性和廣泛性”。

由于年代久遠或管理不善，當研究人員從厚厚的灰塵中尋得一本秘藏的手抄本時，往往會面臨字跡潦草不清、書頁遭蟲蛀或影印模糊等尷尬局面。為此他們不得不長時間趴到桌上，睜大雙眼，逐一推敲，仔細校正。一天工作下來，往往頭昏腦漲，雙眼發黑。

有些古籍孤本、稀有珍本是不能復制的，他們就自己一個一個字地抄下來。“當時學校圖書資源有限，電子書籍更是少之又少；而研究所需書籍又種類繁多，想要獲得更多信息，只能如此。”舒懷說。

歷經十六載，舒懷和他的團隊終于完成這套八百萬字的皇皇巨著。全書包括《文字理論總部》、《字書字典總部》、《金石文字總部》和《說文解字總部》等 4個總部，總部內又分為31個部和分部。

《中華大典》是我國繼唐代《藝文類聚》、宋代《太平御覽》、明代《永樂大典》和清代《古今圖書集成》之后的又一部大型類書，也是一項規模大、難度高的古籍整理工程。舒懷說：“《文字分典》的誕生將為文字學研究提供極大的便利，促進文字學發展。”

只為一聲承諾，堅守學術誠信十六載

1992年，國家全面鋪開編纂《中華大典》的項目。湖北省承擔了《中華大典·語言文字典》的編纂任務，我校朱祖延教授任總主編。大典工委邀請武漢大學、華中師范大學、湖北大學分別負責《語言文字典》中三個分典的編纂，湖北大學承接了其中《文字分典》的編纂任務。

編纂大型類書是一項整理難度大、工程艱巨、編輯任務繁重及學術水平要求高的文字工程。總主編朱祖延先生當時已屆耄耋，面對此項費時耗力的工作，精力難免不濟。于是他委任正值壯年的舒懷組建團隊開始編纂工作。

在授業恩師朱祖延的殷切目光中，舒懷接下了千斤擔，“即使這條路再艱辛，我也要堅持走下去，師命難違啊。”

誰能想到在這條路上他一走就是十六年，“真是太苦了！”

從老圖書館的角落到拆遷的小樓、后來的行政樓再到如今的“陋室”，16年中，編纂室幾經搬遷，治學環境十分艱苦，“當年完全沒有條件”。

為此，小組成員們就自己創造條件。凡是遇到其他部門淘汰下來尚能使用的桌椅板凳或辦公用具，他們就將其搬到辦公室繼續使用。現有的“家當”也多數是舒懷從各個部門遺棄的物品中“淘”到的，有些上面還留有“武師”（武漢師范學院，湖北大學前身）的標簽。

除了硬件缺失，在分典編纂過程中，也時常會面臨人手不足與經費短缺的困境。編纂小組人數最少的時候，只有舒懷和他帶著的兩個研究生。

臨危受命，文學院黨委書記、古籍所現任所長郭康松及古籍所成員周春建、杜朝暉、溫顯貴、楊薇、柳燕等6人，后期加入隊伍，為編纂工作注入了鮮活的血液。

回憶這段經歷，郭康松用“嘔心瀝血，困難重重”八個字形容。他帶領團隊完成《金石文字總部》，未編纂大典前，除了正常教學、行政工作外，飲茶、看書、陪伴家人是他閑暇時光常做的事；加入編纂隊伍后，他將空余時間都獻給了《中華大典》，一天任務沒有完成，書紙便堆積如山，“每天醒來第一件事，就是想著如何盡快完成編纂”。

從事教學、科研的人本沒有性別之分，但由于編纂工作量大、難度高、時間緊，作為參與編纂大典的三位女教師杜朝暉、柳燕、楊薇，不僅要完成編纂任務，而且需要兼顧家庭，壓力更大。

在《文字分典》的編撰中同樣也少不了朱祖延的影子。那時，朱老的身體已經不是很好，一只眼睛已經失明，另一只眼睛也只有0.1的視力。但只要有送審稿，他總會拿起放大鏡，用他唯一還能看的見的眼睛一個一個字地審讀。2011年12月，朱老辭世。舒懷回憶，在去世前兩年，朱老先生還拖著羸弱之身，拿著放大鏡一字一句地審稿。

朱老的勤勉認真激勵著每一位編纂人員。雖然條件艱苦，但是每天的編纂任務都要按時完成，他們能夠做的就是埋頭苦干。

在舒懷的日歷上，沒有寒暑假，沒有雙休日。每天早上他都提前進入辦公室開始工作，回到家里則繼續當天尚未完成的任務，“家就是辦公室”。

“9”是最初編纂團隊成員數；“1”是最后堅守在書案前的人員數。16年里，編撰小組團隊成員不斷流動，舒懷從青絲堅持到白發，嘔心瀝血。

“有些人把專業作為一種謀生手段，有些人把專業作為一種事業。對于我來說，文字學研究就是終身的事業。”舒懷覺得能夠讓他堅持下來的不僅僅有對恩師的承諾，更有自己的學術良心，“編撰工作不能半途而廢，學術研究也是要講信用的。”

一本好書一批人才，打造一段傳奇

2006年，《文字分典》初稿成形，達2000萬字，遠超篇幅限制，舒懷與其團隊又對內容進行了壓縮。

2008年冬，正值大典校點的收官階段，舒懷因路滑摔倒，導致右膝蓋骨斷裂，只得入院治療。在治療期間，他又將辦公室搬到了病房，躺在病床上一個個字、一個個標點地進行最后的校對。

十六年來，舒懷不僅專注于編纂分典，還通過編典培養了一批學術骨干，從他的編撰團隊里共走出了三位教授、兩位副教授。如今在武漢地區的高校中，開設語言文字學課程的高校有武漢大學和湖北大學，兩校任課教師多為舒懷的弟子。

在我校與南開大學共同舉辦的一次國際語言文字學研討會上，舒懷帶領的團隊成員在會上作了報告。他們的論文獲得了來自北京大學等知名高校的文字學家的一致肯定。

而十六年的編纂歲月，更多的是坐冷板凳，苦心孤詣，忍受寂寞。

被問及是否會感到孤單時，舒懷起身笑著拍了拍工作臺上堆積如山的古籍，“我有這么多的‘朋友’陪伴”。他覺得“當你抱著‘在名利面前要出世，在干事業過程中要入世’的心態時，坐冷板凳也就沒那么難堪了。”

當采訪臨近尾聲，記者起身告別之時，舒懷喃喃自語道：“編一本好書，帶一批人才，我應該沒有辜負朱夫子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