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光（1923-2008），湖北大冶人，湖北大學中文系教授，著名文史專家，長于《水滸》《西廂記》與金圣嘆的研究，曾經擔任中國水滸學會第一、二屆執行會長，金圣嘆研究會會長和武漢《紅樓夢》學會會長，發表論著及整理古籍凡千余萬字。張國光是一名優秀的教師，他組織的全國性學術會議不勝枚舉，自1990年起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曾獲得首屆曾憲梓獎。
圖右為張國光
提起張國光先生，人們總要想到他在水泊梁山里“發現的”不一樣的刀光酒熱，在風月寶鑒中提出的獨樹一幟盛衰悲歡；熟悉他的人腦海中還會浮現出他“戴著一個不算精致的小帽，提著一個半新不舊的小提包”奔波于家和學校之間的剪影；當然更多的人心里還是會想起那個口若懸河，滔滔不絕的張教授，想起他向每一個經過身邊的人傾訴自己的思想，近乎執拗而又迫不及待。如今，湖大的學子們已經再無法聆聽張先生滿腔熱忱地講述他醉心的研究，再無機會感受他燃燒在學術里的靈魂，但每每觸碰到與先生有關的回憶卻好像又真實感受到一個優秀學者的執著和熱情。
治學：學海文林千載事
張國光探驪學海，馳譽文林，是一名出色的學者，對于先秦散文、明清小說等很多方面都有涉獵。他主要的研究領域在于元明清小說，尤其是對《水滸傳》及金圣嘆的研究尤為突出，在整個中國此領域里占據一席之地。
張國光能在學術上不斷創新，源于他對學術研究的癡愛和投入。張國光先生的學生曾大興在回憶自己老師的文章中評價稱：“在他平均每天18小時以上的有效工作時間內，他只做三件事：教書、學術研究、學術活動。”曾大興總結了張國光作為一名國內著名文史專家在學術研究上大致的四個特點：文學與歷史相結合、傳統與現實相結合、批評與建樹相結合、學術研究與學術活動相結合。（廣州大學中文系曾大興：《張國光先生學術研究特定及其意義》，2008年）這些都是張先生學術上不同于尋常人的地方，也是他創新精神的體現。
張先生的所有的觀點中，“雙兩說”（即“兩種《水滸》、兩個宋江”與“兩種《紅樓夢》，兩個薛寶釵”）和創立金圣嘆學可謂是他最具創新意義且影響最大的。其中，張先生的文章《兩種<水滸>、兩個宋江》可以說是“雙兩說”和金圣嘆學的奠基作。（張國光之子張建民于父親去世后寫于張國光文章《兩種<水滸>、兩個宋江》前言中）張國光認為，《水滸》研究應從分清不同版本入手。他將明朝嘉靖年間刊行的100回本《忠義水滸傳》和萬歷年間中出版的120回本《忠義水滸全傳》這兩種以忠義名書的本子稱為“舊本”；將后來于明朝崇禎末年出版的、三百余年來已經家喻戶曉的由金圣嘆批改的70回本《水滸》稱為“金本”。按照舊本中宋江的角色應是個屢次三番投降的梁山罪人，但在“金本”中主人公宋江則是個領導革命的英雄。因而，籠統地批判或是歌頌宋江都是片面的。張國光于1954年完成了《兩種<水滸>、兩個宋江》一文，然而由于受到政治運動的打擊一直是處于“吟罷低眉無寫處”的無奈。但他一直堅持研究，不輟筆耕，于1964年得到了《新建設》雜志編輯的關注，發表了文章《金圣嘆是反動文人嗎？——與公盾同志商榷》，將“兩種《水滸》、兩個宋江”論在文章中公之于眾。該觀點問世后一度在學術界引發相當的討論和爭議，這也為“水學”和金圣嘆學奠定了基礎。張國光個人是極力推崇“金本”的，同時他對歪曲學術結論一事毫不客氣。當初120回卷的名著《水滸傳》被翻拍成電視劇并播出，張先生震怒，認為劇組應以“金本”為藍本才有益于社會。后來，張先生還四處奔走欲拍一部70回本的《水滸傳》，然而直至張國光去世始終未果。（武漢鋼鐵公司自學成才典型楊采華：《哲人已逝，風范長存：緬懷導師、文史專家張國光先生》）
張國光熱心學術交流，他常常擠著公交東奔西走，與人見面，但從不閑聊，逢人便談自己的學術，無心學術的人則避而遠之，是名副其實的“學術界社交達人”。他特別重視召開學術會議，并樂于在學術會議的氛圍中交流自己學術觀點的學者。他認為，通過召開學術會議、與同行進行學術辯論式的頭腦風暴，既能擴大研究成果的學術影響，也有利于聽取同行的批評意見，不斷深化完善自己對某一學術問題的思考。早先，金圣嘆對“水滸”的改動及評論不為當時的主流學術界接受，他本人也被批成是“反動文人”。改革開放初期，張國光先生借“為金圣嘆平反”契機從北大、清華、中國社科院等全國各地召集大量學者來當時的武漢師院（湖大前身）開展學術會議，形成了當時“水滸”研究中心，并于1987年與其他高校聯合成立了“中國水滸學會”，掛靠在湖大，并延續至今。
張國光不僅重視與學術同行的交流，也注重與學生的學術交流。現任“中國水滸學會”會長、湖大文學院教授張虹在提到恩師時稱，張國光對學生講起來就很難停下，學生們私下里“約好”，見到老師一不能提水滸學會，二不能提金圣嘆。有時上張國光的課遲遲等不到下課，學生們會提醒老師到了下課時間，張國光則是草草應下，緊接著又滔滔不絕起來。張國光在學術方面的健談連張虹的孩子都知道，有時候在雙休日接到老師的電話，她的孩子聽說是“張爺爺”打來的，立刻就明白，母親一時半會兒是沒有閑暇帶自己出門了。在與學生交流時，張國光很支持學生提出與他不一樣的觀點，可一旦學生有了不同的觀點，張國光又會不遺余力地與之爭辯。就是在與人爭辯的過程中，他取人之長，補己之短，不斷深化對學術問題的思考。
張國光的一生是坎坷的，早在反右時期他便被打成“右派”，此后二十余年一直磕磕絆絆，沒有穩定的經濟來源。晚年的張國光更“計較”自己曾經“浪費”了太多的時間，分秒必爭地抓緊一切時間和機會找人爭辯學術，將先秦散文里文人那種“以我為是，以人為非”特點發揮得淋漓盡致，常常會得罪一些人，但他卻不避諱。曾經一次在去往開會的汽車上，他倚靠在汽車鐵柱上與同行的人討論學術，碰上了剎車也沒打斷他的講話。次日開完學術交流會，他一如既往地做完“長篇大論”總結。當參會人都散場離去時，張國光叫來學生，稱自己身上劇痛無法動彈。學生趕快讓救護車將他送往醫院，經診斷發現，他斷了三根肋骨，應是在剎車時碰斷的，而他卻不自知，硬是又隔了一夜還與人辯論并發表講話，可見其一心學術交流已到達忘我之境。
正是這種對學術的癡愛投入，成就了張國光豐富的研究成果，總計發表論文已逾百萬字，出版專著三種，主編學術論文集八部，更有整理校注的古籍數百萬言。
育人：滋蘭樹蔥百年心
張國光幾十年教書育人，他教學問，也教做人，是學校一位聞名的先進教師。他的學生何新楚回憶，張國光的教導主要是三個方面，首先是在做學問上，講要“由遠及近，先博后約”。他教導學生不要急于求成，過早開始個體研究，要苦做基本功。他的學生何新楚回憶道，當初他在張先生的指導下抄讀了《金圣嘆評杜詩》一書，并作下一篇關于《二南何以居國風之首》的論文，張先生讀了他的文章后大為贊賞，但叫他不要急于發表。何新楚按照張先生的指示讀書、思考、修改了四年。四年后，張先生看見文章后地說：“學問就這樣做。”并將該文章作為要文，輯于自己主編的《古典文學新論》一書中。
張國光在教育上還重視“先教人學做人”，在學生心中，他不只是學問大師，更是做人高風亮節的示范。他在給學生講解先秦散文里“銜草”和“反哺”兩個典故時對學生說過這樣一番話：“動物尚知恩圖報，作為高級動物的人，感恩思想是其本分。在中國優秀傳統文化里，有一根紅線一以貫之，這就是報答父母，報效桑梓，報效祖國，回報人民，還包括報答師友，報答單位。許多大學要調我去，我之所以不離開湖大，是因為湖大培養了我，保護了我，支持了我，信任我。盡管這里的待遇比別人差一些，但是人不能只為金錢活著，還有情，還有義，還有學術和事業，我的學術之根、事業之根在這里，我不能走，也不必走。”這些話在當時的課堂上引起了所有人的思考，一時滿堂靜默。直到先生去世，學生們聚集到一起緬懷時還有人提起這段肺腑之言。
同時，在教學方法上張國光很是重視民主。他對孔子的《學記》極為癡愛，重視“教學相長”。在很多人心中，張先生好像是一個只會自己口若懸河，滔滔不絕的人，碰上與自己相悖的觀點就據理力爭，直到對方低頭。實際上，他在教學的時候十分提倡學生有自己的觀點并表達出來，甚至課下他會安排各種形式的座談會，大家暢所欲言，就是要與他“唱反調”，只要言之有理的他就會表示支持，反之他就會與之辯論，為之疏導，直到學生真正清楚明白。（湖北職業技術學院何新楚教授：《落紅不是無情物 化作春泥更護花——遲到的哀悼與永恒的懷念》，2009年）
在提攜后輩時，張國光先生總是叫學生深感暖心。其弟子喻學才稱，張國光在青年學生和青年教師中間有一種特殊的魅力，這種魅力來源于他的真率熱情的性格。（東南大學喻學才：《業師六記》，2008年）他從不閑聊，逢人便談自己的學術，無心學術的人則避而遠之，他會將自己的研究所得毫無保留地贈與同事、學生甚至是同行。他愛惜學生，珍視人才，不遺余力地替學生找尋合適的路途，為后輩提供學術研究上的便利。當初張國光先生創立《水滸爭鳴》雜志，不論何人在此刊物上發表文章他都不收取版面費，這個規矩一直延續至今，這也給后輩研究者提供了非常難得的成果展示交流平臺。
閱世：仁心惠語筆猶雄
在生活方面，張國光先生極為簡樸，他的學生評價其著裝為“不修邊幅”，“總戴著一個不算精致的布帽，提著一個半新不舊的書包，奔走于教室、講堂、會場、書店、圖書館、出版社之間”（湖北大學文學院何新文：《為“弘揚民族優秀文化”命筆——張國光先生先秦文史研究的方法論啟示》，2009年），從不擺一點教授架子。平日里出行，他都是能走去的就不乘車，路遠必須要乘車時也必定會選擇公共交通。當初湖大門前還沒有修整馬路的時候，只有一條狹窄的長路，只能通過“麻木車”擺渡到和平大道上。但是張國光連“麻木車”也從未坐過，一直都堅持步行。但是對于學術事業，張先生卻是極為“慷慨”，甚至是“揮霍”。張先生的夫人與他的學生聊天中曾經“吐槽”，稱張先生的很大一部分收入都用在了支付電話費上。這一點上，熟悉張先生的人都很能理解，他每天除了上課和做研究，相當一部分時間都用來與人爭辯，有時候不便登門拜訪就基本上要靠“煲電話粥”。而出門連三塊錢的“麻木車”都不舍得坐的張先生，在這一點上可是舍得，幾個小時的電話打起來一點都不心疼。
張國光先生不僅對學術要求嚴格，對自己的要求也從不放松，且素來不愛溢美之詞。他八十大壽時不愿設宴為自己做壽，他的學生喻學才為其填了一首《水調歌頭》，用整幅宣紙寫下為其祝壽，詞曰：“不知畏權貴，學界老神仙。為人最少城府，喜怒盡開顏。揭露學術腐敗，推翻文壇冤案，卓哉一家言。平生多風雨，晚節喜平安。唱反調，說真話，性使然。莫悵廉頗老矣，大著數十編。文史哲科結合，新建奇解疊出，文思涌如泉。我為先生壽：不朽五千年！”詞中高度贊嘆了先生的為人和成就。張先生收到之后特意致電給他連稱不敢當，硬是將詞作從收錄的集子中剜去。（（東南大學喻學才：《增詩十首》，詞作與2003年）
對于中國及中華民族文化的熱愛極為堅定，他曾不滿于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因而投身于共產黨地下組織。建國后，他又如饑似渴地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并在《長江日報》上發表了第一篇高度贊揚毛澤東詩詞的文章。他以一個愛國學者的身份，在古典文學中尋覓發掘人民性、民主性的精華，并大力宣傳中國傳統文化。教育學生的時候，他也是把德育放在首位，教導學生愛國的重要性。晚年的張國光被推舉為“無黨派人士”，一直以此身份積極參與政治活動。但是他內心深處認為，自己應該有一個明確的政治歸宿。他對于建立新中國，又以馬克思理論為指導的中國共產黨保持著崇高的敬意，一心想要得到入黨的機會，并為此放棄了“無黨派人士”的身份。當時他的入黨介紹人恰好是他的學生張虹。據張虹回憶，張先生對于入黨一事格外上心，每一次調查談話他都十分積極。一次她打電話給張先生詢問對方是否有時間到校，需要再談論一下入黨事宜。不多時，張先生滿頭大汗地到達張虹教授的辦公室，笑著說：“時間太緊了，今天我咬咬牙，破天荒地……坐了一回‘麻木’，花了三塊錢。”
【采訪后記】
八年前的三月，張國光先生停下了四處爭辯的腳步，永遠地離開了他鐘情的湖大，告別了他摯愛一生的學術。此后，他的家人、同事、學生，甚至是曾經在討論中的有過芥蒂的“敵人”，無不深情追思緬懷著這位優秀的學者。他的一生如梁山好漢一樣，一樣有過風雨坎坷，一樣熱血“好戰”，一樣面對非議的時候奮起抗爭，一樣對于身邊的人愛護幫襯，一樣有執著有追求……他是一個值得學者尊敬和緬懷的人，一個值得后輩追尋和感恩的人。他的學生佘大平曾寫下“仁心惠語情猶在，雄筆清詞氣尚存”的句子來懷念贊美記憶中的恩師，而這也代表了許許多多愛戴著張國光先生的人的心聲。
作為大一的學生，張國光先生的一些研究于我們尚有距離，但是張國光的身影卻化成了一個標志、一種指引，其中的教誨會使我們終身受用。我們在這里講述他的故事，既是對先生的懷念與追思，也是對自身的鞭策與鼓勵。這不只是一個學者專心學術的故事，更是一個有追求的人奮斗人生的傳奇。湖大為有這樣學識淵博的人而驕傲，學術界因有過這樣敢于創新爭鳴的人更添活力。如今，我們將先生的精神放在心里，將先生的研究拿到案上，將先生踏出的道路走穩并拓得更遠，就是對他最好的贊美與懷念。
本次走訪及成稿過程中，有幸得到文學院、離退休處和通識教育學院等有關領導和老師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