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敬釗，1936年3月出生，主要研究方向為生物防治，先后講授過動物學、生物防治學、生態學、蛛形學等課程，先后任生態學研究所所長、科研處處長、《湖北大學學報》、《蛛形學報》主編等職，1987年3月—1996年4月任湖北大學副校長。

趙敬釗教授治學嚴謹，碩果累累，其主持完成的項目獲湖北大學歷史上第一個全國科學大會獎、全國環境保護科技成果獎、湖北省科學大會獎等多項大獎。他曾為研究蜘蛛親赴熱帶雨林，下過原始洞穴，也曾為收藏到自己心儀的筆筒跑遍了武漢三鎮所有的古玩城。他是令人尊敬的學者，其研究成果吸引世界環保組織將他的成果拍成專題電視片，他也是關心愛護子女的長者，將自己研究手稿贈予孫女。他是湖北大學蜘蛛研究第一人，生物防治科研大家，也是開創了校檔案館建立校級人物檔案系列先河的學者。

特殊生活開啟的蜘蛛研究之旅

趙敬釗1958年從華中師范大學生物學畢業后，來到湖北大學任教，在那個行政職位更吃香的年代，趙敬釗卻只愿一心弄好自己手頭上的業務。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蟲害泛濫，如何解決不打農藥或是少打農藥已成為當時的當務之急。趙敬釗最開始決定采取生物防治以蟲治蟲的方法，從害蟲天敵的調查入手，以棉花田為例，和農民吃在一起，住在一起，播種收獲，進行防治“棉鈴蟲”的科學實驗。但論其如何走上蜘蛛研究的道路，乃至后來成為湖大“蜘蛛研究第一人”，還得從一次棉花害蟲防治實驗說起。

1975年趙敬釗在漢陽進行大面積的棉花害蟲試驗，八百多畝的實驗田放入赤眼蜂控制棉鈴蟲。“赤眼蜂最好的情況就是能夠控制百分之七八十的棉鈴蟲，但那剩下的百分之二三十的蟲子，就可以把田里的棉花都吃完。”趙敬釗回憶道。那該怎么辦？農民可是靠著田地里的棉花吃飯的啊！為了避免自己實驗失敗而導致農民田地減產的情況再次出現，趙敬釗另向領導申請48畝農田，專門放蜂，以供繼續進行實驗，而剩下的幾百畝地仍留給農民用打農藥的方法防治害蟲。

“就像醫生看病一樣，這個醫生把人治死了是需要負責任的，我也需要對那些田地負責。我當時拍著胸脯向農民們保證，如果那48畝地放蜂之后減產，我會賠償。”趙敬釗現在回想起當時年輕氣盛許下的諾言，依然有些后怕，“那個時候我一個月40多塊錢的工資，養著父母親和三個孩子，怎么會頭腦發熱的保證下來。”趙敬釗沒有走上賠償的路，卻有了意外的發現。因為，在農民前期放蜂、后期打農藥和一直打農藥，以及趙敬釗負責的一直放赤眼蜂治蟲的三塊田地里，只有趙敬釗負責的農田完好無損。趙敬釗由此感到疑惑：“按理來說，赤眼蜂最多只能對抗田地里80%的棉鈴蟲，那么剩下20%的害蟲，究竟是怎么被控制住的呢？”趙敬釗又開始了新一輪的調查，結果出人意料——在這48畝地里蜘蛛很多，“蜘蛛吃蟲，那么蜘蛛肯定也會吃棉鈴蟲這類農田害蟲啊！”趙敬釗恍然大悟，就這樣一個偶然的機會，促使他踏上了蜘蛛研究的人生道路。

從零開始的研究造就別樣生活

放棄之前的研究，從零開始研究蜘蛛，需要魄力，更需要毅力。趙敬釗除了在科研方面有所所長，在行政方面，也是“被迫”去擔任一些職位，如最開始的科研處處長，乃至最后的副校長，不能一心撲在自己想搞的科研上，他就想法子為自己騰時間，寫著作。

做處長時，便每個禮拜開一次例會，在會議上定下來每周每個人的任務。任務之內的事情，他不過問，突發事件，他來處理，擔責任。后來學校又讓他擔任副校長，他拒絕，甚至“年年寫辭職報告”。無奈之下，學校給他配了一名助理，沿用他擔任處長時的工作模式，把工作開展得井井有條。

趙敬釗在退休之際是湖北大學理工專著出版最多、論文發表最多、科技成果獲獎最多、獲獎規格最高的學者，他親手寫的書有十幾本，加起來足有七百萬字。哪里去找自己需要的時間？為了能夠有充足的時間寫論文，趙老先生每天十一點以前準時入睡，三點半到三點四十起床，每天凌晨四點到早晨八點準時開始書寫論文，什么時候整理思路呢？下班飯點前的十幾二十分鐘，出差時火車上的時間，和別人約前等待的時間等這些瑣碎的時間趙老沒有放過，而用來整理思路。因為時間不夠，所以對他來說專注很重要。“一天的時間有限，但是要完成的任務卻很多，我必須把自己每一段時間弄什么安排的清清楚楚，這樣一來自己也養成了思想集中快、效率高的習慣。”趙敬釗透露，每天晚上他一沾枕頭就立馬入睡，絕對控制在5分鐘以內，常常是愛人潘筱梅去準備刷牙的時候趙敬釗才躺倒床上，等潘筱梅刷完牙回來趙老先生已進入熟睡狀態了。

科研道路上，除了在生活中的專注和高效率利用時間，往往還會有不少驚心動魄的野外經歷。作為湖北大學的蜘蛛第一人，趙敬釗曾為研究蜘蛛跑遍國內外數不清的森林、洞穴、熱帶雨林。有一次趙等一行人需去云南，去云南之前，趙敬釗四處搜集有關云南地理情況、山脈走向、年降雨量、溫度情況等資料，經過一番調查，他發現云南省的寧蒗彝族自治縣的降雨量比西雙版納還大，“降雨量這么大的一個地方，究竟會有什么樣的蜘蛛呢？”強烈的好奇心驅使趙敬釗不顧各方阻攔果斷前行，為了找到中意的品種，趙敬釗一行深入原始森林，那里的路只有馬才認識，他們就跟著馬匹在能見度小于五公尺的森林，翻過2000多米的山、去海拔1000多米的地方繼續找蜘蛛。趙敬釗回憶起當時的經歷，還不免膽戰心驚。“好不容易坐下來休息，周圍的螞蟥像是能嗅到人氣一樣，一下全包圍過來了，穿幾層雨衣都不管用。”

為了研究更多蜘蛛的更多新奇物種，趙敬釗吃了不少苦。1982年他去西雙版納，就曾被蛇咬過兩次，“蛇以蜘蛛為食，蛇多的地方，蜘蛛也多。”趙敬釗表示，為了不把蜘蛛驚走，他們常常也要學會和蛇類和平相處，被蛇咬也是在所難免的事。1983年在與老撾交界的地方進行考察的時候，被一條30厘米長的蜈蚣咬傷，急忙趕到醫院打完抗血清藥的他，足足昏迷了兩天。

退休生活延續的別樣研究

就這樣，不斷地野外收集，不斷地知識累積，不斷地著作書寫，1998年趙敬釗正式退休。如何讓退休后的生活過得豐富又充實成了他認真思考的問題。“旅游、帶孫子、打牌、跳廣場舞……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生活方式，我也想活出點兒滋味來。”趙敬釗說，“別看我連字兒也寫不好，但我卻對木雕、筆筒等格外來電。”說起筆筒，趙敬釗如數家珍，“我收集筆筒注重種類收集，最大的一個紫檀木筆筒高約半米，三十多斤重。”他介紹說，依據材質、造型、歷史時期、生產地域不同可劃分近千個種類，其中僅瓷質筆筒就有近400個種類。

據趙老介紹，他收藏筆筒的愛好已經持續了35個年頭，至今為止共收藏筆筒1182件。除了擺在架子上的之外，部分罕見珍品被放進了柜子里，而這些也只是全部收藏的3/5，剩下的2/5由于家里空間有限，已經運到了深圳他兒子家里。

收藏筆筒的愛好，和趙先生對蜘蛛的研究有著一定的淵源：1982年，他受邀去日本參加東亞蜘蛛學會第十四次會議，會后收到了一個印有“東亞蜘蛛學會”字樣的紅色瓷器筆筒作為紀念品，這是他收到的第一個筆筒。也誘發了他對筆筒的濃厚興趣，于是趙老收藏筆筒的愛好就這樣開始了。

趙老認為筆筒收藏給他帶來了很多樂趣:在這過程中可以鍛煉身體、陶冶情操、廣交朋友。收藏的1182件筆筒，趙老都對它們進行拍照、貼上編號，然后用本子記錄下標號、購買地點、購買時間、花費金錢、筆筒特征等。幾乎每個筆筒他都有印象，記得樣式等特征。“記住這些，就是為了讓我的腦子不退化，或者是退化得慢一點。”

如今已經81歲的趙老看上去依然精神抖擻、容光煥發。這離不開他健康的生活方式:多種樣式的營養套餐，喜歡吃東北米、苞米等五谷雜糧……講到自己的心愿，趙老說道：“目前心愿基本都達成了。只是希望我的眼睛能夠堅持下去，這樣我就可以繼續我的收藏了。”

【采訪后記】

與趙敬釗老先生見面時，我們和他一一握手，他的手溫暖而又有力。他的笑容爽朗和藹、穿著整潔精神，讓人很難相信眼前這個學術大家已經八十高齡了。

在生科院近兩個小時的采訪結束后，我們幾個大一學生又受邀來到了趙老先生的家里，近距離觀摩趙老先生家中占滿七面墻的筆筒展。在趙老先生的眼里，每一個筆筒就是一個故事，有的是承載著越南風味，有的記述著農村小調，還有現代各大古玩市場的別具一格的風氣，他將這一切記錄在他的小本子里，每一個筆筒都有一個編號，每一個故事都被安了家。

他研究蜘蛛去野外活動的經歷，讓我們驚嘆。他曾遭遇大雨，經歷山洪，差點掉進瀾滄江里，也曾為抓到中意的蜘蛛，貼近垂直險峻的瀑布，歷經考驗。他在蜘蛛研究上的貢獻，讓許多研究專家用他的名字命名蜘蛛，“敬釗纓毛蛛”、“趙氏球腹蛛”，無不彰顯了后生對趙老先生的尊重。

“要為學科的發展而奮斗，不要為職稱而奮斗。”趙老這樣告誡后生。什么是大家？我們以為，大家就是笑對黃卷青燈冷，就是著述等身，就是冷板凳一坐就是半個世紀，就是忘記瑣事的全心專注，大家——就是趙敬釗先生這樣的長者。他是一個有溫情、有堅持的人，是我們湖大學子永遠的標桿與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