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冰心的女兒，年近八旬仍積極參與公共事務，有著年輕人都少有的激情。

2016年6月29日，吳青接受專訪。（侯欣穎 攝）

　　吳青的家在中央民族大學家屬區的一幢4層灰色小樓里。房間有點破舊，老式簡單的裝修，里里外外堆滿了書，雖有些雜亂，但書香濃郁，正氣凜然，猶如這里的主人，一派傳統知識分子作風。32年前，吳青跟著母親冰心搬來這里居住，1999年冰心去世，此后她和丈夫陳恕一直生活在這里。

　　家里的大門上貼著一張字條：“1:00—3:00午休時間，醫囑謝客。”同是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系教授的陳恕，退休后一直整理冰心留下的文稿，所以常有出版社的人登門造訪。不過，來這個家的大多數訪客還是來找吳青的。自從1984年首次當選北京市海淀區人大代表，吳青就把自己的電話號碼、家庭住址向選民公開，常有人上門跟她反映各式各樣的問題。如今吳青已經不擔任人大代表很多年，但她的聯系方式仍在坊間一傳再傳，來自天南地北的法律咨詢、求助電話絡繹不絕。1998年，吳青創辦了一所公益學校——“農家女實用技能培訓學校”，此后找吳青的人中又多了那些來自偏遠地區尋求幫助的農村女性。

　　雖已年近八十，但吳青對參與公共事務始終抱有極高的熱情。在這個酷暑季節，老人不時出現在一些以“女性權益”為主題的活動中。她說，這源自一種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在本可以含飴弄孫頤養天年的年紀，她仍然密切關注社會熱點話題，并直抒己見，直爽程度不減當年，接受《環球人物》記者采訪時，說到激動處會憤怒，甚至幾度落淚。她注視人的眼神明亮，閃耀著年輕人都很少有的激情之光。吳青笑著說：“他們都叫我‘憤青老太太’。”

吳青家里擺放著母親冰心的照片。（侯欣穎 攝）

　　免費培訓1.4萬名農家女

　　吳青說起話來中氣十足，但前些年胯骨出了毛病，行動頗為不便，站立、走路都要借助拐杖幫忙。盡管如此，她仍堅持前往30多公里外的農家女學校，給每期的新學員們上第一堂課，18年來從未間斷。課堂上，除了以《憲法》為教材講授公民意識和法律常識外，吳青著重講的兩個字是“人”和“愛”。“你是一個人，然后才是一個女人，而每一個人都必須依靠自己的雙腿站立。每個人都要懂得愛，懂得真善美，才能是個真人。”

　　1990年夏天，因為工作需要，吳青前往甘肅會寧農村考察。當地貧困的生活狀況讓吳青始料未及，時至今日再次回想起來，她還是聲音哽咽，眼眶泛紅。除此之外，還有一件事讓吳青震驚。她敲一戶人家的門問：“有人嗎？”屋內傳來一個女人的聲音：“沒人。”原來在當地女性的觀念中只有男人才算得上“人”。“她們都是我們的姐妹呀，怎么能那樣生活呢？ 要改變農村必須改變農村女性，教育一個女性等于教育一家人、幾代人。”吳青說。

　　5年后，吳青和時任《中國婦女報》編輯謝麗華在參加聯合國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時相遇，兩人一拍即合，決定辦一所讓農家女學會自立的學校，經過3年的努力，這一愿望終于達成。吳青拿到的第一筆辦學啟動資金來自母親冰心，老人把剛到手的9萬元《冰心全集》稿費全部拿出來支持女兒的公益事業。后來學校的一草一木、一桌一椅都來自于社會人士、團體的捐贈。作為農家女學校的理事長和法人代表，吳青無論走到哪里都不忘給學校“化緣”。只要出席的活動中有企業家在場，吳青都會找他們募款。“我經常在農村跑，見到這些老板的機會并不多，但只要讓我遇上了，我都不會放過。這并不丟臉，我又不為自己要。”有一次，一家汽車公司的老板答應吳青給學校捐一輛車，但沒有及時兌現，吳青給他打電話也沒有接通。后來這位老板又讓吳青遇上了，她直接開口找他要車，終于募到手。還有一次，她去某機關辦公室，看到大量只打印了一面的A4紙被扔在一旁，便全都要回了學校。

　　位于北京昌平的一棟簡陋的二層小樓就是農家女學校的所在地。那里曾是一座廢棄的皮鞋工廠，如今墻上掛滿了學員們生活、學習、活動的照片。這是一所純粹的公益學校，為學員提供1—6個月不等的免費培訓，課程包括計算機操作、速錄、美容美發化妝、幼師、養老護理、餐飲服務等實用技能。十幾年來，已經累計培訓了1.4萬多名來自貧困農村的大齡輟學女童及婦女。

　　學校里有一位教師，叫蒲瑞霞，她人生軌跡的改變，印證了吳青創辦農家女學校的初衷。2006年，21歲的蒲瑞霞第一次從老家寧夏來到北京，參加農家女學校為期3個月的計算機技能培訓。當時，距離她11歲輟學已經過去10年了。培訓結束后，在吳青的鼓勵下，她重新拾起課本，并考取了北京師范大學大專班。畢業后，蒲瑞霞成為農家女學校的一名專職教師。

冰心送給女兒的1954年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真想當好人大代表，就要說真話”

　　在吳青隨身攜帶的一個黃色塑料文件袋里，有一本1954年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繁體字，豎排版，由于常年翻閱封面已經破損。這是1984年吳青當選海淀區人大代表當天，冰心送給她的。冰心在國民黨執政時期曾以社會賢達身份進入參議院，新中國成立后，當選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一同交到吳青手上的，還有母親寫給她的林則徐的名言：“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吳青說，這部《憲法》不知被自己翻過多少遍，“我覺得接過的不僅是一部《憲法》，更是父母那一代知識分子追求民主、科學、法治的精神。”

　　從那時開始，吳青成為手握《憲法》處理公共事務的人大代表。她依據《憲法》開設人民代表接待日，傾聽民聲，還不定期舉辦報告會，向選民匯報每一件事情的處理進度。她敢于對一切違反《憲法》的行為說“不”。1988年，吳青第一次參加北京市人代會。當時，大會正在審議“專門委員會”的人選，吳青發現，議案審查委員會主席團里竟然有市領導。她堅定地認為被監督者不能同時擔當監督者，于是舉手投出全場第一張反對票。在2001年的北京市人代會上，吳青連同其他46名人大代表，質詢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領導越權干預海淀區法院執法，被媒體稱為“最大膽之舉”。2009年吳青參加人代會，主題是討論60年成就，她偏從相反角度提出60年存在哪些問題，說著說著一激動當場暈了過去，直接被送到醫院搶救。

　　還有一次在校園里，一輛軍車從吳青身邊飛馳而過，她攔住車，出示人大代表證件，希望對方在校園里開慢點，司機卻出言不遜。吳青記下車牌，找到軍區，嚴肅地質問：“現在解放軍就沒有‘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了嗎？”司機后來受到批評，專門來學校道歉。

　　吳青一直牢記當年母親對她的叮囑：“如果你真想當好人大代表，就要說真話。”因為堅持說真話、提意見、凡事追根究底，吳青承受了不少壓力。有人背后議論她是“冒傻氣的老太太”，有人說她“特別難纏”，她也多次自嘲是“刁民”。但對于吳青來說，這正是令她引以為傲的處事原則和風格。

　　“母親從小就教育我們要誠實，不說假話，不說違心話，做人永遠要本著真和善。你看這個‘信’字，是‘言’字旁一個‘人’，說真話，人才信。”小時候，吳青有一次偷吃餅干，冰心問的時候，她卻不承認。冰心沒有責罵，而是拿出肥皂要給她刷牙，“因為你撒了謊，嘴巴很臟。”

1980年冰心與巴金訪問日本時合影，右一是冰心女兒吳青，左一是巴金女兒李小林。

　　權利從來都是要爭取的

　　吳青說，自己身上的責任感和法治觀念，來自以往的人生經歷。9歲那年，吳青隨父母去了日本。父親吳文藻在中央民族學院教社會學，那年接到政治任務，前往日本研究戰后重建、新憲法、工人運動等，冰心也隨同前往。1951年，冰心和吳文藻帶著3個孩子回國， “我經歷了每一場政治運動，看到過許許多多的人，不經法院審判、不要任何證據就被斗爭、被侮辱。”

　　1957年，父親吳文藻被打成右派。第二年，哥哥吳平也因言獲罪被劃為右派，送到天津勞動改造。姐姐吳冰在北京大學讀書，本來有機會留校，卻因為反右立場不堅定，被定為“嚴重右傾”，畢業時分配去了蘭州。“當時有人勸媽媽跟爸爸離婚。媽媽說：‘我不可能跟他離婚，我跟他想的一樣，如果他是右派，我就是漏網右派。’”

　　“文革”開始后，吳文藻再次被揪斗、進勞改隊，后來到五七干校勞動。冰心也被稱為“反動文人”“帝國主義走狗”“司徒雷登的干女兒”。已在北京外國語大學任教的吳青，經常被學生拉去批斗。為了便于揪斗，她被安排到學生宿舍去，“一聽到樓道里有‘咚咚咚’的腳步聲，我就心慌得不得了，因為不知道什么時候就會被拉出去斗。”當時吳青的兒子只有兩歲，托兒所老師嚇唬他，“你姥姥、姥爺是‘黑’的，你媽也是‘黑’的”，嚇得小孩子夜里做惡夢，縮在被窩里直哭。

　　“我也揭發過別人，說假話誣陷別人。我覺得自己非常卑鄙！”如今回想起來，吳青依然無比愧疚自責。她從現實中得到最深刻的教訓，深信只有依法治國，中國才能實現真正復興。“只有大家都用法律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中國才能成為一個法治社會。”在吳青看來，一個合格的公民必須有權利和責任意識，因為權利沒有給予和恩賜，只有爭取。

　　當人大代表的二十幾年中，吳青的動力來自她的選民。如今從人大代表“退休”下來的她，仍沒有停止腳步。盡管她清楚一個人的能力很有限，但她相信，只要自己堅持，就會影響到越來越多的人。

　　很多朋友都勸吳青，一大把年紀別再這么折騰，安安分分地做冰心的女兒，安享各種福利以及人們的尊敬不好嗎？“在大多數人眼里，冰心是個溫婉的女性。那是因為你們不了解冰心，我媽說過，我是最像她的。”吳青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