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筆者如約來到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武漢大學國際法研究所所長曾令良教授的辦公室時，他正就計劃出版一部英文著作的名稱和建議書與世界著名的斯普林格出版社高級編輯打電話，語氣中透著嚴謹。

曾令良是我國歐洲聯盟法和世界貿易組織法的開拓者之一。他先后主持和承擔了多項重大課題，專著填補了國內學術空白，并獲得多項國家級和省部級獎勵。他學術思維敏銳，善于捕捉并圍繞學術前沿和國家重大需求問題開展研究，率先提出“主權辯證法”、“歐盟法是諸多超國家因素區域一體化法”、“WTO法自成體系”、“現代國際法的人本化發展趨勢”等觀點，并獲得普遍認同。他先后擔任國務院法制辦、商務部、外交部等部委的法律顧問，為中國入世談判發揮了重要作用。最近，他成為武漢大學最年輕的人文社科資深教授。

從大別山走來

1956年，曾令良出生于湖北麻城。和那個年代的很多人一樣，他的求學之路并不順利。“文化大革命”一度使他學業中斷，甚至連中文課本都是《毛澤東選集》。

作為一個從大別山走出來的孩子，他從小開始住讀，初中每周回家一次，“只是為了拿下星期要吃的米和咸菜。”但就是在這種條件下，他被推薦和面試上了武漢大學。

曾令良在大學學習的是英語語言文學。在上翻譯課和畢業實習期間，老師給他分配了聯合國資料翻譯的作業。 正是因為這個偶然的機會，他開始頻繁地接觸“聯合國”這個詞匯，對聯合國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朦朧的認識，也開始接觸“國際法”這個當時對大多數普通中國人說來都十分陌生和神秘的概念。 大三那一年，改革開放后國家首次向歐美選拔留學。他是武大推薦的兩名赴西安參考的學生之一，但面試過度緊張而出局，為此他大哭了一場，覺得丟武大的臉。

1978年，本科畢業時，22歲的他還準備“死心塌地地從事英語教學與研究”，留校任教，當了6年英語教師。但隨著改革開放的熱潮涌來，社會需要大量的法律人才，尤其國際法律人才，這使他意識到不應把外語作為終身職業，而應作為一門工具。

對于這種從外語到法學的轉變，曾令良無怨無悔。他說，“改革開放之初，國家要要健全法制，恢復法學教育，振興法學研究，就必然需要大量的高級法律和法學人才；而國家實行對外開放，勢必在各個領域需要各種形式的國際交流與合作，造就中國自己的高級國際法律人才時不我待。”

在這樣的背景下，曾令良選擇了國際法學作為畢生的職業目標，師從北大調來的著名國際法學家梁西教授，并通過攻讀研究生學位和公派留學美國的方式開始了他的國際法人生。

曾令良的留學之路還曾遇到過一些小插曲。雖然托福成績較高，但因大學成績單上所填寫的成績不是“穩定的前五名”，當時中美法學教育交流委員會美方主席發來電報，告知來面試的美國教授“曾令良暫不予考慮”。

這種不公正的待遇沒有讓他灰心，在面試過程中，他巧妙地向面試官提問道：“錄取應該按照程序辦事，為什么還沒面試就對我‘不予考慮’呢？”面試官對這個“不禮貌”的問題并沒有反感，相反對其大加贊賞，“你有想法，講規則、尋求程序公正，將來會是個優秀的法律人。”

因面試成績優異，他進入了著名的密歇根大學法學院，拜入“WTO法之父” 約翰·杰克森 （John H. Jackson）教授和著名歐盟法學家槐勒爾（J.H.H. Weiler）門下學習法律，確立了歐盟法、WTO法的研究方向。

曾令良說：“我對國際法的興趣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而且如同美酒佳釀，時間越長，興趣越濃，大有一日不可無的感覺。”

學術研究開拓者

在曾令良的學術生涯中，“國際法”三個字構成了一條鮮明的主線。

曾令良是中國歐洲聯盟法學的開拓者之一，是最早研究世界貿易組織法和歐盟法的國內學者，他于20世紀90年代初獨著的《歐洲共同體與現代國際法》，是我國研究歐共體法和對外關系法的第一部專著，在海內外產生了較大影響。

他還是我國WTO法學的開拓者之一，他獨撰的《世界貿易組織法》是中國從法學角度第一部系統研究WTO的著作。中國入世談判最后幾年，曾令良被原外經貿部聘為WTO法律顧問，先后多次應邀參與中國與WTO法律問題的研討會，提交書面咨詢報告或作專題發言，還為中國對外貿易法的修訂和貨物進出口條例、反傾銷和補貼條例等法規的制訂提供了重要意見。

對于中國入世后如何利用WTO一般例外條款來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問題，曾令良做出了頗為系統和全面的論證，其研究成果受到有關領導和中國談判代表團成員的極大重視。“中國加入WTO對我國法制建設產生的影響是一場全面適應經濟全球化的深刻革命。”曾令良經過大量研究，透徹的分析了研究WTO法的重要意義。

踏上國際法教學與研究的列車，曾令良幾十年不改初衷。他坦言，“任何社會的人、從事任何社會職業，都有其苦與樂。誠然，學術研究中的苦與樂有其自身的特點，而這種特點又會因人而異。”

“就一個社會科學者而言，最大的快感不是研究結果出來的那一刻，而是他的著作出版后得到同行專家的認可，是他的論文在國內外頂級學術刊物上發表后產生了影響，是他的學術觀點引起學界同行的共鳴，是他能把最新的研究成果應用到課堂教學和研究生的指導之中，以及他的研究成果或咨詢意見得到有關部門的重視和采納。”曾令良如此詮釋學術研究給自己的快樂。

一枚枚勛章承載著榮譽：他先后被評為第二屆全國十大中青年法學家、中國首位歐盟讓-莫內講座教授、首批三位中國籍WTO爭端解決機構專家名單成員之一、首批當代中國法學名家、武漢大學人文社科領域第一位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等。

 鐘情珞珈山

提到“武大”兩個字時，他滿眼笑意。“在武漢大學讀書任教30多年，”他打開了話匣子，“我對武大毫無疑問具有非常深厚的感情，完全可以說武大養育了我。”

1991年全國人大給予深圳獨立立法權時，深圳對外招聘100名法律人才，曾令良作為中南五省考點的特邀考官，受到了深圳人事和組織部門的特別邀請，面對優厚的待遇，他確實“有點動心”。但他更愛母校，更愛國際法教學與研究。

后來，又有國際知名企業邀請他擔任高管，中國社科院商調他擔任國際法研究中心主任（司局級），他也都婉拒了。

曾令良先后被任命為國際法學系副主任、主任，法學院副院長、院長和首任武漢大學歐洲問題研究中心主任。1999至2007年，他主政武大法學院將近10年。1999年剛上任時，他四十有三，剛過不惑之年；而離開武大赴任澳門大學法學院院長時，他已過知天命之年。

曾令良說，“當時聘期為三年，其間，我還是武大的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我去澳門大學既是服從兩所大學高層之間的安排，也是我個人參加全球招聘的結果。”

他認為，澳門是中西政治、經濟、法律、教育和文化連接與融合的區域，轉會這里，一方面可以利用自己的學術積累和多年的管理經驗，為澳門的法治建設做出貢獻；另一方面可以通過澳門高度國際化的平臺，更好地歷練自身的學術素養，搭建連接和融通中西國際法教學與研究的橋梁。

“我對珞珈山和東湖水的感情太深厚了。”2010年，他在澳大法學院的院長任期屆滿后，謝絕了連任，放棄成為澳門永久居民的機會，并先后婉拒了上海交大和清華大學優厚待遇的邀請，毅然回到魂牽夢繞的武大，留在了美麗的珞珈山麓、東湖水畔，在國際法研究所繼續奉獻自己的學術人生，也為武大留下了國內頂尖的國際法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