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6月26日，杜傳貴在武昌火車站上車，喝著啤酒、啃著鴨脖，坐了一個通宵，抵達廣州，來到了創辦不久的廣東經濟出版社（以下簡稱“廣經社”）工作。為什么選擇出版？杜傳貴說，打從開始識字起，他就在閱讀中成長。小時候，他喜歡讀報，并習慣將喜歡的文章剪下來貼好，裝訂成小冊子，隨時翻閱，也會借給同學，這便是他最早編輯的“小書”。讀書是他的一種摯愛，也一直有一個從事文化工作的夢想，能把興趣愛好和事業結合在一起，是人生的一大幸事。

                                         走出鄉間

農歷1963年12月，杜傳貴出生于江西省九江市都昌縣。作為長子，杜傳貴從小就體驗了生活的艱辛。五六歲時，便開始分擔家務、干農活。天不亮就得起床，半醒中準備柴禾煤塊生火。在學校，他是班長，掌管著教室的鑰匙，每天總是第一個到校。

  1979年，杜傳貴高中畢業。當時江西的升學政策是，高考和中專考試只能擇一，對于經濟條件并不寬裕的杜家而言，長子早工作賺錢幫補家里更為現實。父親讓杜傳貴選擇了中專。

  1981年，杜傳貴從都昌縣師范學校畢業，進入一所中學教書，教過數學、音樂和英語課，最多的還是英語課。

  當時，英語對杜傳貴來說，是件頗有吸引力的新鮮事，學英語成了他的愛好。為了提高英語水平，有四五年時間，他每晚堅持聽中央人民廣播電臺10點鐘的陳琳英語節目。

  杜傳貴所教的班級，成績在學校是最好的，他幾乎每年都被評為校優秀教師。1985年全國第一個教師節，作為鄉鎮教師的代表，杜傳貴獲得了都昌縣委、縣政府的表彰。

  1990年，杜傳貴離開都昌縣到九江市參加成人考試，這是他第一次離開出生地，他發現外面的世界這么大，這么精彩。回都昌后，他獨自爬上了一座山丘，站在頂上往遠處看，遠處是山，山后面還是山，藍天高遠，天上是飛過的鳥。他內心萌發了一個沖動：我要去闖闖！從此，杜傳貴像放飛的風箏，越飛越遠，越飛越高。

  1993年，杜傳貴在江西省委黨校脫產讀完了兩年管理學后，完成本科學業；同年秋天，他以出色的學科成績，通過了國家統招的研究生考試，前往武漢。

  華中師范大學是杜傳貴走出江西的第一個落腳點，也是他人生的加油站。他就讀科學社會主義研究所科學社會主義專業。研究生期間，他發表了十幾篇論文，其中《社會分層秩序變革與機制建構的理論分析》被《人大報刊復印資料？社會學》1996年第一期全文轉載。

  廣經社經濟理論編輯室，是杜傳貴出版人生的起點。這是一個嶄新領域，一切都需要從頭開始。杜傳貴抱定了笨鳥先飛的心態，一邊學習出版知識，一邊深入書店了解市場，以求盡快進入角色。

  單位給他在越秀區下塘西路安排了一間9平方米的宿舍，位于一棟老樓的一樓，光線昏暗，白天也得開燈。

  半年后，妻子和孩子從江西老家來到廣州，一家三口開始了蝸居生活。一張床，一個書桌，9平方米的屋子就擠滿了，兒子在陽臺上搭了個小床。杜傳貴跟兒子共用那一張書桌，兒子寫作業時，他要么去單位加班，或者盤腿坐在地上，以床為桌。這成為常態。沒幾年功夫，頸椎就出了毛病，醫生開玩笑說：“40多歲的人，60歲的脖子。”

                                   闖進經濟學圈

  杜傳貴事業的起步比同齡人晚了許多，但他的選擇與堅持，讓他實現了后發先至。

  《影響新中國經濟建設的10本經濟學著作》是他入行不到兩年，跟廣經社總編輯丘克軍一起策劃的選題。其基本思路是要在新中國50周年之際，從思想史的角度，回顧新中國近50年的發展歷程，凸顯中國經濟學在其中所起的積極作用。同時，也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20年之際，系統地總結反映國家經濟建設的進程。

  1997年冬天，杜傳貴拿著幾經修改的出版策劃方案，獨自去了北京。他想找張卓元―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以下簡稱“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他知道，從新中國50年出版浩如煙海的經濟學著作中遴選出10種，并不是一件輕松的事，而要做到公正、客觀、權威，非一流的專家學者不可。

  杜傳貴的出版眼光、膽識和細致的方案打動了張卓元，他愿意領銜組織論證編輯委員會。

  此后，杜傳貴前后奔走解決了版權等一系列問題，僅用兩年時間完成了這個“系統工程”。最后入選的十本書，包括馬寅初的《新人口論》、孫冶方的《社會主義經濟論稿》、薛暮橋的《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于光遠的《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王亞南的《中國經濟原論》、吳敬璉的《論競爭性市場體制》、厲以寧的《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等。

  叢書出版后在讀者中產生了強烈反響，被認為是“里程碑式的理論著作、改革發展中的經濟學經典、學科建設的奠基之作”，并獲得了第四屆國家圖書獎提名獎，其中好幾本重印幾次。

  這套書的成功，不但讓杜傳貴有了底氣，也讓他跟經濟學家圈子結下了良好友誼。他抓住時機，策劃了一套《評說中國經濟》。策劃思路是：組織一批站在經濟學理論高地的大家、政府經濟政策的制訂者及研究人員，扎根于改革開放實踐，總結改革開放20年的實踐經驗，透視剖析現實經濟熱點、難點，提出解決中國經濟現實問題的對策、建議，勾畫中國經濟的未來走勢。

  杜傳貴請中國社科院副院長劉國光出馬，組織了強大的作者隊伍，包括高尚全、桂世鏞、周小川、王夢奎、厲以寧、吳敬璉、樊綱等10余位中國經濟界和政府決策部門的經濟學家。

  經世致用的廣經社一直走市場化道路，這讓杜傳貴養成了一種有別于傳統出版的思維模式：要跳出編輯做編輯。在出版社總的思路與理念下，他不斷探索經濟類圖書的市場規律，努力尋找市場盲點、冰點、空白點與制高點，逐步摸索出了注重社會效益、著眼市場效果的選題策劃思路與操作模式。

  天道酬勤。出色的工作成績，1996年入行的杜傳貴，在1999年廣東省職稱評審中，從無任何職稱的普通編輯，破格評上了副編審。這個罕見的雙破，至今還是廣東出版界的佳話。

  2002年杜傳貴競爭上崗，擔任廣經社副社長，工作重心由學者型編輯向企業管理者轉變，也進入了出版新境界，他說：“出版人應該是個雜家，他必須把經營視為整體，品質、成本、效率、推廣、調度、營運，編輯、行銷、財務、庫存，全部都要熟悉，要‘眼睛盯著市場，腦子想著選題，心中裝著讀者，手中算著效益’。”

  廣經社的經歷讓杜傳貴對中國乃至世界經濟發展的脈絡有了全新的認知，眼界大開的他，思考問題有了更多的維度。

                                  力挽危局

  2004年12月，杜傳貴告別已工作8年多的廣經社，走馬上任廣東語言電子音像出版社（以下簡稱“語言社”）社長一職。告別欣欣向榮的財經圖書市場，投身呈下滑趨勢的電子音像市場，對杜傳貴而言，是一場嚴峻的挑戰。

  當時，語言社可謂內憂外患。內部資源流失，本版產品非常少，動銷品種不到10個；一批出版人才出走，人心渙散；連續多年的虧損連工資都發不出，不斷有債權人上門討債。有幾件事讓杜傳貴記憶深刻：有兩次早上他還未上班，債權人就堵在了他的辦公室門口；一個客戶為追討欠款，一怒之下踢壞了財務部的門，甚至威脅發行部經理，說要砍掉他的手；還有一個客戶為了要回款項，威脅要找人來出版社拉橫幅、靜坐。而外部環境同樣殘酷，電子音像出版物業態、讀者市場正在發生巨大的變化，國有電子音像出版單位處于被邊緣化的尷尬境地。

  新入電子音像出版江湖的杜傳貴，能扭轉危局嗎？

  杜傳貴到語言社后，找每一個員工談心，接著召開全社員工學習研討會，明確工作重心：“打基礎，求生存。”

  他把突破口放在開拓有自主權、話語權、市場影響力的新產品上。2005年，語言社的本版產品達到40個，其中《三國演義》、《寫字》列入中宣部等八部委推薦的全國優秀電子出版物，這一年發貨的碼洋遠超2004年。

  除了新產品的開發，杜傳貴還帶領團隊，抓住重點客戶、重點產品，增加有效發貨，僅用一年將退貨率從50%降到18.4%。

  工作上，身先士卒、苦挖新利潤的同時，杜傳貴倡導降低管理成本，從一張紙、一次出差做起，積少成多。在語言社期間，他每月的總收入與廣經社時相比，少了一截。

  語言社快速步入良性軌道，杜傳貴到任后的第一年，實現減虧；第二年，成功扭虧。

  2006年8月，廣東省出版集團對廣東海燕電子音像出版社（以下簡稱“海燕社”）、語言社進行戰略整合，杜傳貴成為“新海燕社”社長，受命主持全面工作。

  杜傳貴大刀闊斧對兩社的業務進行重新整合：海燕社主做教育類電子音像出版物，以基礎教育和職業技術教育為品牌核心；語言社專注于語言類電子音像出版物，這也是品牌突破方向。

  在新產品開發上，杜傳貴要求海燕社應率先在動漫、網游、多媒體傳播領域發力，做動漫和網游產品。由此，海燕社陸續推出了少兒動漫《Q城寶貝》，網游產品《亮劍》、《綠野仙蹤》、《星河無極》等。這些新產品，陸續成為品牌亮點和效益新增長點。由他策劃的《Q城寶貝》、《心靈擁抱》分別榮獲第二屆中華優秀出版物音像提名獎和特別獎。

 2006年，是中國書業風雷激蕩的一年。杜傳貴抓住了政策機遇，在集團的支持和幫助下，海燕社成功將中小學教材中的錄音帶納入地方政府采購。2007年，海燕社實現利潤307.21萬元（2006年同期利潤為11.5萬元），取得了突破性增長。新世紀出版社2009年起引進《小屁孩日記》，中文版至今總銷量已超過600萬冊。

                                       “廣東模式”

  2008年4月，45歲，杜傳貴被提拔為廣東省出版集團副總經理，分管數字出版、報刊業務和教材教輔工作。

  彼時，面對中國出版格局被資本和技術顛覆的不可逆趨勢，廣東省出版集團管理層意識到：數字化不可阻擋，要有所作為。2008年，出版集團成立了新媒體出版中心。

  當時，業內不少人對數字出版還有點找不著北，遑論贏利。杜傳貴提出要讓數字出版接受市場檢驗，只有這樣才能快速地找到數字出版的贏利模式。在他的推動下，2009年初新媒體出版中心進行了公司制改建，在全國率先成立獨立經營的數字出版公司，開始市場化探索。

  突破口在哪里？杜傳貴要求數字出版公司深入學習和借鑒國外傳媒業數字化轉型的成功經驗。數字出版公司在全國創新性地提出了數字出版的業務框架：圍繞數字閱讀、數字教育兩大業務板塊，根據大眾出版、專業出版、教育出版的不同特點，探索不同的運營模式。在此后的實踐中，這一業務框架在業內得到了廣泛的認可，現在各大出版集團的數字公司基本都是參照這一框架搭建架構和開展業務。

  作為數字出版的基礎性工作，南方出版傳媒先后投入了1000多萬元，構建內容資源，整合管理體系，陸續建設集團的VPN網絡、出版ERP系統和數字內容庫系統，大規模進行紙質圖書數字化，制定數字內容管理制度，這些舉措進一步理清了集團長期累積的內容資產，為內容資源實現二次開發和運營做好準備。

  同時，南方出版傳媒不斷跨越傳統出版的邊界，進入全新的空間，廣泛地對接新媒體產業鏈各方。與廣東移動、廣東聯通、廣東電信三大運營商簽訂了戰略合作協議；接入閱讀基地、音樂基地、動漫基地；與30多種新媒體渠道建立合作關系，包括與中興通訊（000063,股吧）、美國培生、麥格西等知名機構建立緊密合作關系，形成了數字出版的良好布局。

  敢為人先的效果顯而易見，數字出版公司成立的第二年實現了盈虧平衡，此后逐年增長。集團發展數字出版的經驗和成效得到了中宣部、新聞出版總署的充分肯定和業界的廣泛認可，獲得了諸如“數字出版風云獎”等殊榮，杜傳貴也多次在全國性的專業會議上介紹經驗。他總結道：在合作領域上更開放一些，在盈利模式上更務實一些，在運營理念上更超前一些，這就是數字出版的“廣東模式”。

                              不忘初心

  2009年12月，廣東省出版集團以主要經營性資產和業務進行股份制改制，成立了南方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南方出版傳媒”），杜傳貴成為公司首任總經理，全面主持旗下圖書、報刊、數字出版、發行、印務、投資六大業務平臺以及19個子公司的運營管理。

  下面一組數據，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杜傳貴作為管理者和指揮者的業績：從2010年到2014年，南方出版傳媒的總資產由33.07億變成63.83億，增長93%；凈資產由11.01億變成25.80億，增長134.3%；年營業收入由25.44億變為45.67億，增長79.5%；年凈利潤由1.87億到3.54億，增長89.3%。主要經濟指標保持高速增長，這是南方出版傳媒上市工作順利推進的基石。杜傳貴在定位自己的位置時，反復強調他只是執行層面的操盤手，是董事長和公司戰略的執行人。對此，董事長王桂科是這么評價的：“杜總是把夢想變成現實的人。”

  在杜傳貴的身上，既有腳踏實地努力用現代企業制度管理企業集團的一面，又有對自己認定的出版價值觀堅定追求的一面。總經理位置上，他念茲在茲的仍少不了圖書，雖然當家后，六大板塊的管理運營紛繁復雜，但對一線圖書出版仍時時不忘，事事關心。他對一般圖書出版有明確的理念：在主題出版上，要“抓時機、不缺位、有貢獻”；在重點出版中，要堅持“嶺南特色、題材厚重、文化傳承”，打造有較高學術思想價值、傳之久遠的標志性出版工程；而品牌出版，則應堅持“專業方向、板塊建設、產品線操作”。《南方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加強一般圖書指導意見》實施多年，杜傳貴作為總經理，在政策傾斜和資金支持上從不吝嗇。正是這種理念、眼光、氣魄，推動了一大批精品力作問世：《中國共產黨員的精神家園》《中國道路》《大英圖書館特藏中國清代外銷畫精華》《黃埔軍校史料匯編》《廣東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干部系列讀本》《紅高粱》《小屁孩日記》等。從2010-2014年5年間，南方出版傳媒出版的圖書共獲得大小558個獎項，其中國家級21項，省部級401項。

  當花城出版社出版作家王蒙的《這邊風景》榮獲第九屆茅盾文學獎的消息傳來，在杜傳貴心中激起的，仍是小時候就融入血液里的對書、對編輯出版的熱情和愛。他說：“出好書，是他的夢想。”“一本好書，影響的不只是當下，而是幾代人。”

  一份耕耘，一份收獲。杜傳貴2012年入選全國新聞出版行業領軍人才，2013年獲首屆南粵出版獎優秀出版人物獎，2014年獲中國出版界個人最高榮譽獎：韜奮出版獎。

  接踵而來的榮譽并沒有讓杜傳貴自矜。他將之歸功于組織，歸功于無數幫助、支持他工作的同事。對接納、包容、成就他的廣州，對理解、鼓勵、給他愛的家人，更是心存感激，滿懷愧疚。

  “總有一種聲音讓我心生感動，總有一種力量讓我淚流滿面。”也許正是源于這種感動和追求，讓他不敢辜負，也不能忘記，并為之躬行不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