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家炳大樓七樓，《華中師范大學學報》編輯部所在地。走進主編室，整潔的書桌，翠綠的盆景；再抬頭遠觀窗外，與珞珈山、東湖對望，給人一種寧靜淡泊的感覺。
說起自己的經歷，王澤龍概括為三個“二十年”。第一個“二十年”，王澤龍的青少年時期，生活在美麗的故鄉洪湖；第二個“二十年”，王澤龍1982年1月從華師中文系畢業，分到了荊州師專（后來的荊州師范學院，現在合并為長江大學）；第三個“二十年”，王澤龍作為優秀人才被母校華師引進，工作直到現在。
今年是《華中師范大學學報》創刊60周年，與遙遙領先的學報排名相比，作為主編的王澤龍則顯得內斂低調。除了撰稿發表在雜志期刊上，王澤龍幾乎不接受外面媒體的采訪，網上很難找到關于他的宣傳報道，百科詞條上的照片有的還是別人的。
從小學教師到大學教師
文革期間，中國取消了高考。1972年12月高中畢業后，與很多人一樣，王澤龍回到了農村，開始了他的農民生活。因為年紀小，個頭也小，被隊長照顧當了放牛先生。1973年盛夏的一天，他放的那頭牛因為天熱，到路邊一個小水溝里滾泥，沒想到的是，牛直接反過身四腳朝天躺在了水溝中間不能翻身，農村人把這稱為“仰脊”，牛一直躺著心臟受到巨大的體重壓迫，如果不及時翻轉過身，隨時會死去。所幸，不遠處打谷場的幾個人聽到了他這位放牛娃的緊急呼救，硬是用杠子將牛給及時翻轉了過來，這才幫王澤龍解了個圍。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因為這件事，生產隊長不放心王澤龍放牛，推薦他去家鄉代市小學當了民辦教師。從此，放牛先生變成了教書先生，那一年他不到18歲。不到2年，王澤龍當上了代市小學的校長，那年他還沒有滿20歲。21歲時，三個大隊合并，王澤龍成為了管理三所小學分校的校長，學校當時還成為了洪湖縣中小學校的十面紅旗之一。
1977年，中國恢復了高考制度，王澤龍報了名。得知王澤龍報名參加高考的消息后，公社分管文教的書記找到他，承諾讓他立即轉正，成為公辦教師，建議他不去參加高考。王澤龍回答書記說，自己只是想試一試，其實上大學一直是他的夢想。到高考發榜時，他所在的那個文科考場，只有他一人考上了大學，而當時的錄取比例是100:4。
從華師畢業后，王澤龍被分到了荊州師專。畢業后的頭四年，王澤龍沒寫過一篇論文，主要從事教學工作。在他看來，教好專業課，也是打好專業研究基礎的必要途徑。王澤龍寫的第一篇論文，是發表在《荊州師專學報》1986年第3期上的《魯迅與郭沫若早期浪漫主義文藝觀比較》，當年人大復印資料全文轉載這篇文章，這也給了王澤龍莫大的鼓勵。
1996年元月，王澤龍破格晉升為教授，被學校任命為中文系主任。他任上的一系列改革，很快把中文系搞得風生水起，吸引了安徽、湖南、浙江、河南等省內外同行前來參觀學習。1997年，他被評為湖北省高校首批跨世紀學術帶頭人；1998年，他又成為荊州師范學院副校長。2000年9月，王澤龍作為優秀人才被引進華師，開始了他新的學術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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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詩歌研究三部曲
從王澤龍的學術成果來看，他無疑是個高產優產的學者。近30年他共發表學術論文近200篇，其中在權威刊物發表論文近20篇，幾大有影響的文摘刊物全文轉載70多篇。出版學術著作、教材10多種。從文學史研究到文學批評研究，再到詩歌研究，每個研究領域，他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績。
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中文系，廣泛采用的是編年體的文學史，對一個作家的介紹，往往要跨越幾個時間段。王澤龍大膽采用了按文體來分類的編寫體例重新編寫文學史，他與李德堯教授主編的《新編中國現代文學簡史》，1991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突出了對文體演變規律和文學規律問題的研究。著名文學史家、北京大學教授王瑤先生肯定了他們的文學史大綱“體例簡明，便于教學”。后來受高教社委托，他與劉克寬教授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包括了當代文學），仍然堅持采用了文體史體例，2002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2012年修訂再版，成為了全國地方性師范院校通用的專業教材。90年代之初，王澤龍率先開始了地方文學史的研究，他與王齊洲教授合作的《湖北文學史》1995年出版，成為了全國第一部地方文學史。
王澤龍的現代詩歌研究，是從1991年開始的。那一年，全民下海經商，他卻北上訪學，王澤龍作為訪問學者前往北京大學學習，追隨著名的現代詩歌研究專家孫玉石教授，開始了中國現代主義詩歌的研究。4年后的1995年，他的《中國現代主義詩潮論》出版，成為了現代文學研究領域與新詩研究界廣受關注的力作。在之前，人們對詩歌的研究主要關注的是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詩人，他的著作率先突破文學史研究的思想禁錮，成為第一部系統研究中國現代主義詩歌的專著。當時有關研究成果，每發表一篇，人大復印資料就立即全文轉載一篇，著作出版后成為了那個年代考研考博學生的重要參考書，錢理群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所引用的當代學者的成果不到十個人，王澤龍就是其中一個。 80、90年代的學術環境至今仍讓王澤龍懷念，那時候年輕人的文章只要寫得好，就能得到專家肯定，與知名學者打交道也較容易。著名學者袁可嘉在美國講學期間，在《光明日報》上看到了劉納寫的關于《中國現代主義詩潮論》的書評后，就特意寫信向出版社索書，并在光明日報《書摘》發表專文評價該書：“標志著對中國現代主義詩歌潮流的研究正在走向深入，全面和系統性的探討，意義重大。”
王澤龍現代詩歌研究形成了他的學術體系。他突出圍繞現代詩歌的形式本體問題，從詩歌的意象、節奏和語言方面進行系統探究，期望建構起中國現代詩學本體研究的理論體系。意象是中國詩學的一個重要范疇。他的《中國現代詩歌意象論》這項研究成果從現代詩歌意象理論的考察與現代詩歌意象歷史嬗變研究的結合中，率先建構了一個中國現代詩歌意象研究的體系，闡釋了中國現代詩歌意象是如何受西方象征主義詩潮影響，對中國古代詩歌意象進行改造與現代性轉化的。《中國現代詩歌意象論》是他的博士論文，被評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優秀成果，獲得了湖北省社科成果一等獎，教育部社科優秀成果二等獎。
他認為，詩歌本體除了意象意外，另一個突出特質就是節奏。“中國現代詩歌節奏論”成了他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的又一個項目。古代詩歌主要是通過平平仄仄來表現詩歌節奏和韻律的，但現代詩歌則可押韻可不押韻，現代詩歌節奏與古代詩歌比較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他定義現代詩歌節奏：是一種有規律性的變化的重復形式。他提出，現代詩歌節奏包括自然口語節奏、現代韻律節奏、內在情緒節奏、現代音節節奏、外在視角節奏等多元節奏形式。王澤龍認為，節奏好比詩歌血脈的流動，有節奏詩歌就更有表現力和感染力。他指導的王雪松的博士論文《中國現代詩歌節奏原理與形態研究》，獲得了2013年全國百篇優秀博士論文。 他近兩年又開始了現代詩歌語言的研究。文學都是語言的藝術，而現代詩歌語言具有現代詩性的特征。“現在有人認為古代詩歌語言精煉，現代詩歌太多口語，甚至主張詩歌多向傳統看齊，這是不符合詩歌發展規律的。”王澤龍說，現代詩歌白話語言，其實是包括古代白話、現代白話口語、現代書面語，外來語的多形態語言。比如我們引進的現代虛詞，“啊呢嗎”、“得地的”，“不但、而且”等關聯詞語就豐富了語言和思想情緒的表達，打亂了原來詩歌的體例與節奏，在現代詩歌形式的重建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提到現代詩歌的發展，王澤龍認為新詩的自由化和散文化的方向是不可改變的，新詩存在不少問題，這一些問題是建設過程中的問題；厚古薄今，迷戀傳統是沒有出路的。他在2007年7月與2014年9月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上的兩篇文章《新詩散文化的詩學內蘊與意義》與《現代漢語虛詞與新詩形式的變革》就是他這一詩學觀點的集中體現。文章發表后受到了詩歌研究領域學者廣泛關注。
現在王澤龍，正帶領他的研究生做著《人稱代詞與現代詩歌》的課題。在傳統的格律詩中，是很少用人稱代詞的，“現代詩歌大量采用人稱代詞就有了主體意識的歸位，增加了詩歌的復雜性；不同人稱代詞的出現也使詩歌的敘事角度改變了。”王澤龍對記者解釋道。 王澤龍教授在新詩研究的園地里深入開掘，憑著他新詩研究厚實的成就與學術影響力，2014年被評為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成為了我國新詩研究方面的領軍人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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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學者的人文情懷
“到現在為止，我帶的研究生和博士生有大幾十人了。”王澤龍思索片刻后說道。他帶的學生，有的研究20世紀世紀三十年代的女性詩歌，有的寫胡適詩歌的虛詞研究，他帶過的博士生碩士生在讀期間撰寫的論文，有10多篇發表在《文學評論》《文藝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魯迅研究月刊》等國內有影響的權威期刊或專業期刊上，有的還被《新華文摘》《中國社會科學文摘》全文轉載。
王澤龍認為，作為導師，帶著學生做科研要有高度的責任感，學生也不應僅僅沖著學位來讀研究生。在課堂上，他和學生不只是探討著名詩人的作品，民間詩人余秀華也成了師生間探討的話題題。今年他與研究生專題討論余秀華詩歌的文章發表后，被人大復印資料全文轉載。
近五年，王澤龍帶領他的研究生共同整理、研究朱英誕詩歌。隨著整理與研究的深入，王澤龍把他們研究文集的階段性成果定名為“尋找隱沒的詩神”（上、下），該成果今年9月已經由臺灣花木蘭文化出版社出版。朱英誕是民國時期著名詩人，活躍在三、四十年代的文壇，一直新中國成立后，堅持寫作，直至1983年去世，共創作了3000余首新詩，800多首現代舊體詩，較長時間被埋沒。預計明年，王澤龍主編，他的研究生參與的十卷本《朱英誕集》將會公開出版。
王澤龍就任學報主編后，提出了以人文情懷辦人文名刊的辦刊宗旨。他認為人文學者，應該具有高尚的人文學術境界與人文學術情懷，人文社科期刊理所當然地要把人民大眾關心的重要社會問題，學術研究中具有知識創新的成果作為重要話題，高水平的刊物就要有學術的擔當意識與對社會問題率先發言的責任，為推動社會改革、社會發展履行思想傳播與知識創新的學術責任。他舉例談到學報發表的《當代中國農民的身份問題》（2011第6期）一文：文章提出了城鄉體制二元化過程中農民身份與命運問題，中國農民正走出舊體制給予他們的身份歧視和限制，新生代農民在向現代公民轉變的過程中向國家的政治生活提出了更多的問難；當下我們應該如何建立一種體制，有效的協調農民與當下政治關系，這一問題關系到中國的前途與命運。
今年華師學報60周年刊慶，評選出的十篇獲獎論文典型的體現了學報的辦刊宗旨。學報的大量文章，都是主編與編輯一起策劃，討論選題，挑選專題作者撰寫的成果。幾乎每一篇文章都經過了主編審定、修改。近5年來，在南京大學的CSSCI、北京大學的中文核心期刊、清華大學知網、中國社科院學術評價中心的評價系統中，《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均排列前五名。近5年《新華文摘》等四大文摘轉載率，均為70%—80%；其中，《新華文摘》每年全文轉載平均為10篇左右，處于全國社科期刊前列。好刊物要發好文章，好文章來源于好的編輯隊伍的謀劃與組織。“可以說我們的文科學報編輯隊伍是全國期刊界最好的一支隊伍”，王澤龍自信地說。文科學報的七個編輯中，6人是博士，四人為正高，3人為博士研究生導師。最引人矚目的還有期刊界稱贊的“三王現象”，主編王澤龍是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文學編輯王雪松是全國百篇優秀博士論文獲得者（導師為王澤龍），文科編輯部主任、政治學編輯王敬堯是教育部新世紀人才與國家重大課題首席專家。
這樣一支過硬的隊伍，離不開王澤龍的精心培育。在王澤龍的帶領下，《華中師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版）在2013年和2015年連續兩次獲得全國“百強報刊”稱號。2015年，由《華中師范大學學報》編輯部主辦，與德國斯普林格公司合作的《Tournal of China Studies》（《中國學刊》）在斯普林格出版公司在線平臺以公開獲取形式公開發行。華師學報在國際化方面又走在了同行的前列。
王澤龍從1974年擔任民辦教師至今，從教40年，可謂是桃李滿天下；他1957年出生，年近花甲，可我們眼前的王澤龍教授看上去十分年輕精神，我們問他有何養生秘訣，他笑笑回答，那就是因為與詩歌結緣而年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