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初，奧古斯特·桑德從自己的故鄉韋斯特林開始，為德國不同階層的人物留下了鮮活的紀錄，最終出版了畫冊《時代的臉孔》。盡管這本偉大的攝影作品集因為與納粹的統治觀點不符而慘遭銷毀，但公正的歷史總會給正義留下機會。最終，許多底片被保留了下來，成為關于人類最寶貴的影像記憶之一。

　　桑德按照德國哲學家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的思想將自己的拍攝對象劃分為七大類，即農民、匠人與手工業者、女性、各種身份者、藝術家、大都市人及最后的人們，這七類構成了“現在的社會秩序”的人群。與土地相連的農民既構成了整個序列的基礎，又成為回旋結構的起點。張大樂先生的拍攝方式，顯然與一個世紀前桑德的想法異曲同工。

　　在名為《我家門前》的這組作品中，張大樂將鏡頭對準了中國的脊梁——農民，而更重要的是通過“家”與“門”把他們與“土地”這個在中國人心目中最重要的概念緊密聯系在了一起，使得看似生活的畫面從生活中超脫出來，成為中國農民形象的代表與濃縮，成為中國人與黃土地之間的聯系與紐帶 ，讓普通的鄉土鄉情升華為濃郁的鄉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