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5月，我在經歷了十年的戎馬生涯后，轉業到了地方，被分配到武漢市武昌區教育局秘書科工作。

那正是一個大饑荒的年代，人人都在想方設法搞吃的，紅薯、藕、南瓜、蘿卜，此時都成了搶手貨，成了許多家庭的主糧。然而在教育界，由于只有男27斤、女26斤的口糧，許多教師出現了嚴重的營養不良，有的還患上了肝炎、浮腫、婦科病，還不時傳來某某學校的某某老師昏倒在講臺上的消息。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一天，局長找到我，說考慮到我曾在部隊這個大熔爐錘煉過十年，還立過兩次三等功，是個值得信任的同志，所以要交給我一個重要而艱巨的工作。當我表示一定會全力以赴完成組織上交給我的工作后，局長從抽屜里拿出一張“特供證”遞給我說：“你也知道，當前我們的教師隊伍中，出現了嚴重營養不良的狀況，導致許多教師患上了各種疾病，為了保住這支隊伍，我向市區政府申請了多次，終于要到了一張‘特供證’。你的任務就是辦一個類似小型療養所，將我局下屬中小學中一些有疾病的老師分批安排到療養所休養一個月，這張特供證能到特定的部門買魚肉、糯米、紅糖、豬油、雞蛋、黃豆、紅棗這些營養品，你一定要把好關，讓這些來之不易的營養品全部都用在教師的療養上。”

我既感動，又覺得光榮，黨和政府在這樣困難的情況下，還能為教師們提供“特供證”，這是關心教育的體現，而我成了持“特供證”的人，這是多么值得驕傲的事啊！我一定要為老師們服好務。

接下任務后，我立即在局下屬的學校里四處考查，終于在一個校園里找到了一個理想的地方：既有一棟三層樓房可以作為前來療養老師的宿舍，又有一排平房能作為食堂、餐廳和治療室，還能隔離成獨立的小院。地址選好后，局領導又選拔炊事員、醫生等相關人員，組成了工作班子。隨后，局里也把相關的經費拔到我處，按局里規定，前來療養的教師不需要交錢，只交糧票就行。

一個月后，療養所開張了。我開始每天拿著“特供證”到各個特供點去購買魚肉、雞蛋等營養品送到療養所食堂。

我持有一張“特供證”的消息一時傳開了，走到哪里人們都對我畢恭畢敬。但我始終告誡自己：不能辜負組織上對我的信任，一定要把好關。當親友們紛紛找到我，希望我幫他們買點“特供食品”時，我都一口回絕，沒有一點商量的余地。

曾有一個老戰友找到我，說他的妻子懷孕了，急需紅糖和雞蛋，要我用“特供證”幫他買一點。我說：“老戰友啊，我怎么能放棄原則開后門呢？想想那些在朝鮮戰場上犧牲的戰友吧，我們這些活著的人還有什么不能堅守和克服的呢！”在我苦口婆心的勸說下，老戰友想通了。但為了幫助老戰友，我將自己轉業前節余的一點糧票、布票全給了他，自己每天靠吃蒸藕、蘿卜湯、糠菜餅子度日。

有一天，我去特供點購買排骨時，正好沒有新鮮排骨，只有鹵排骨。當鹵排骨稱好放到面前時，我實在擋不住那香味的誘惑，就以嘗嘗的理由吃了一小塊。送到療養所食堂時，雖然管理員沒說什么，但我心里特別尷尬，古人云：君子不為五斗米折腰，不食嗟來之食。我告誡自己，下次一定不要貪吃了，不要為了一點吃食毀了自己的清白和前程。

我開始更加嚴格管理療養所的食堂，每一斤食物做多少份，可供應幾位教師，都計算得不差分毫。還將療養所的工作人員集中單獨吃飯，不沾一點“特供證”的光。

在療養所療養的老師們經過一個月的營養補充，大多恢復了顏面生機。他們臨走時，總會拉著我的手說，感謝黨和政府的關心，回去后一定會努力工作！

通過在療養所的這一段時間的工作，我自己也很受教育，在當時物質匱乏的情況下，教育局的領導們沒有一個找我利用“特供證”為他們購買食品，還有一些老師來療養了幾天后，就心里牽掛著學生，說身體好多了，要求提前回校上講臺。

這些感人的事使我深受感動，我原來從部隊要求轉業到地方，是想考大學的，但通過辦療養所這一段時間的工作，我決定放棄原來的想法，踏踏實實在教育上干一輩子。

一張饑餓年代的“特供證”，改變了許多教師的命運，也改變了我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