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一到十月諾貝爾各種獎項開獎的時候，中國人多少還是有些期待的，總希望評委們能給我們一些驚喜。驚喜偶爾也會有，比如，在2012年莫言就得了文學獎，2015年屠呦呦就獲得了生理學或醫學獎。這倒不是中國人有獲獎情結，而是諾貝爾獎，尤其是其中自然科學領域的獎項，其毋庸置疑的公正性與權威性使人折服，那些能獲獎的毫無疑問代表的是世界領先水平。與拿獎拿到手軟的諾獎大戶美國相比，我們真有些氣短，這不，連寫民謠唱民謠的音樂人鮑勃·迪倫，都能出人預料地拿到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不服氣行嘛！

　　記得幾年前曾看過一篇文章，剖析我國難以產生世界級的大師，原因之一就在于許多科學家都想去當官。之所以如此，一是由于官本位思想的影響可謂無遠弗屆，以至即便是真正清高或自命清高的知識人也不能“免俗”；二是知識人對官位趨之若鶩，是因其背后有強大的利益所在。官位背后隱含著很多行政資源，這些行政資源會進而衍化為換取學術資源的資本，在項目立項或學術評價中占得先機，為下一步的晉升創造更好的條件，由此形成了一個貌似“良性”的循環。然而它的負面作用也是明顯的，知識人把官位鉆營到手了，學術的“主業”卻變得一片荒蕪。而參與一些儀式性的工作，又會擠占大量時間，以至連最基本的科研時間都保證不了，自然也就無法產生含金量高的研究成果，所以在我國有名頭的科學家不少，得諾獎的反而是屠呦呦這樣的科學家。雖說諾獎不是唯一的評價體系，卻是我們最在意的一個評價體系。偌大的投入換來的總是每年十月的一聲嘆息，確是值得我們深長思之的。

　　實際上，在中國不惟科學家、知識人想當官，幾乎人人都有個當官夢。“假如有一個當官的機會擺在面前”，可能誰都不愿錯過，“堅辭不就”的人少之又少。在財富和權力面前，無人能抵得住它的誘惑。其實這本無所謂對錯，也無所謂道德高尚與否，只不過人性使然、自古皆然而已。在葛承雍的《中國古代等級社會》中，有這么一段話，“等級制度在古代中國人眼中，就是神圣、尊貴的‘官’。成功者，被信任者，即委以官職，事業成功卻無官職的人，則往往會感到臉面無光。人們追求和向往的，就是入仕做官。官的特權，官的等級，官的待遇實在太具有誘惑力了，讓人無法不趨之若鶩。中國古代雖然入仕參政有多元途徑，但惟有步入官場方是正途。從這個意義上說，古代中國是一個官國，等級與相應的權力意味著一切。”古人“頭懸梁，錐刺股”，如此這般的刻苦努力，目的不在于掌握知識文化所帶來的愉悅，學“優”只不過為了博取功名，為了換來入仕之后的種種特權和好處。

　　與古代只有“學而優則仕”相比，現在入仕的途徑則多了去了。有些人是自己求得入仕的門徑，還有些則是為了顯示社會對人才的尊重，“破格”被賦予官職，以至于幾乎在任何一個行業中的佼佼者，都有機會進入官場，成為具有各種行政級別的官員。殊不知這些在各自領域有所成就的人，當官之后，和那些學者專家知識人一樣，荒廢了自己的本職不說，更帶來了外行領導內行的積弊。對個人來說是名利雙收，對其領導下的各項事業來說則可能一蹶不振，甚至弄到一敗涂地。

　　讓各種有專長的人去當官，除了會加深學術科研領域的行政化外，還會使知識分子的公共批判精神銷蝕。現在我們常說讀書人缺乏社會良知，缺少社會責任感，是一些“精致的利己主義者”，而這正是以尊重知識和人才之名收編讀書人的必然結果。試想，作為體制內的食利階層，怎么舍得在批評自己時“下口狠一點兒”呢！我常想，孔子之所以一輩子批評當時的“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關鍵是他不得各諸侯國君的重用，正因為此，也才成就了他“使亂臣賊子懼”的聲名。

　　如果我們想讓更多的人才脫穎而出，希望聽到更多建設性的意見，希望有更多科學家的研究成果獲得諸如諾貝爾獎這樣國際同行的認可，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讓他們當官，讓他們有錢也有閑去做他們想做的事情。有“錢”、有“時間”和“思想的自由”的人，其創造潛能也會是無遠弗屆的。一個社會要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為他們提供什么和不提供什么，同等重要。不給他們提供官位，雖會少了一批技術官僚，卻會出現更多的莫言和屠呦呦，不信就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