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權保持沉默，但你所說的每一句話都將作為呈堂證供”，這是最常見的ｔｖｂ劇臺詞之一，其依據源自刑訴法層面的公民沉默權。現在這句話的輻射范圍，可能還要加上微信朋友圈——一個被７．６億人正在使用的社交平臺。日前，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日前聯合發布《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審查判斷電子數據若干問題的規定》。按照該《規定》，自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１日起，朋友圈、微博等信息經查證屬實可以作為定案證據，公檢法機關有權依法定程序，向單位和個人調取涉案人員上述平臺的信息。

　　“朋友圈也不安全啊”，這是初一看到此新規的一般公眾感覺，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微信朋友圈相較于其他互聯網信息平臺而言有相對的封閉性——只有互加好友的人才能看到彼此朋友圈所發內容，封閉所帶來的公民個人信息的私密性，讓人們收獲某種（可能并不存在的）表達安全感。有論者將此規定與現行《憲法》第４０條“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聯系起來，認為這是“兩高一部”對公民憲法權利的限縮，同時也是對規章發布主體的自我權力擴張。

　　現行《憲法》第４０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護。除因國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機關或者檢察機關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對通信進行檢查外，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憲法此條給出的公民通信自由保障的“背書條款”，有兩個核心要素，其一為“因國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其二則是主體和程序限制，“由公安機關或者檢察機關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對通信進行檢查”。如果將相對私密的微信朋友圈看作公民通信的互聯網延伸，對微信朋友圈的搜證行為，兩高一部的本次新規，是否屬于《立法法》所禁止的“部門規章不得設定減損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權利或者增加其義務的規范，不得增加本部門的權力或者減少本部門的法定職責”范疇？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規定的前提是“辦理刑事案件”，從這一前提限制的角度看，朋友圈發言或許不必從此人人自危，刑事案件的發起需要法定的立案程序，只有在刑事案件偵辦程序已經啟動的前提下，偵查機關才有法律授權（同時也接受法律規制）的收集、提取電子證據行為的合法性依據，這與《憲法》、《刑訴法》的相關規定基本吻合。事實上，辦案機關有權調取、收集涉案證據，在新規出臺之前，辦案機關在偵辦相關案件時也已經開始對相關電子證據予以收集、提取和呈堂。至于在《憲法》規定的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之外，法院是否有權取證的問題，雖有學術爭議，但現行法律確實也賦予了審判機關與前述兩類偵查機關一樣的“向有關單位和個人收集、調取證據”的權力（刑訴法５２條）。

　　“朋友圈條款”所引發的公民表達焦慮，其關鍵在于，即便是于法有據的某些“權力擴張”，其具體行為能否真正受到法律程序的約束和限制？“收集、提取電子數據應當由二名以上偵查人員進行；取證方法應當符合相關技術標準”、電子數據凍結需縣級以上辦案機關負責人批準之類基本程序要求之外，對公民網絡社交平臺的搜證行為，能否嚴格界定在“辦理刑事案件”的大前提之下，而不是將公民社交平臺視為權力隨意進入的自由地。對公民啟動刑事立案程序，又能否走出動輒隨意“跨省”的狀態？更何況，《立法法》對法律創設所要求的公開征求意見程序，在類似部門規章、司法解釋的出臺過程中被忽略，“一公開就是要執行了”給社會帶來的突然襲擊，需要從程序上加以規范。公民表達權行使的現實焦慮，因“朋友圈條款”而加劇，而不是因此才產生，這也是當下憲法實施的真實狀態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