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迅雷：海通證券首席經濟學家，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副理事長

國企去杠桿難度大，居民加杠桿風險大。央行為了實現穩增長目標，把M2的增速目標提高至13%，最后就變成了國企投資的高增長，進一步加劇了資源錯配程度，國企杠桿率進一步提升。居民加杠桿的風險同樣很大，畢竟中國的房價已經神話般地連漲了16年，但神話一定會破滅。

梁紅：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

我們預計，理財和資管新規的實施將在短期內壓制銀行總資產、銀行對非銀金融機構債權、銀行同業資產以及社會融資總量的增長。同時，隨著杠桿下降，理財產品預期收益率可能會繼續下降。

李德林：財經作家，三分鐘財經脫口秀《德林爆語》主持人

全球低利率的大環境，無論是中國還是歐美，房地產成了最好的投資工具。股市不好，實體經濟回報率不高，資金只能去房市。今年上半年，新增房貸2.36萬億，去年才1.1萬億。大量的現金流入到房地產公司，像萬科這樣的標桿企業買地錢不到現金的20%。可見，地產企業手上的現金有多少，所以不難理解現在為啥出了那么多地王。

林雙林：美國普度大學經濟學博士，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經濟學教授

過去20多年來，我國在鐵路、公路等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取得巨大成就，但近來經濟增長下滑，許多行業出現產能過剩，“去產能、去庫存”已被列為今年經濟工作的重要任務。其實，我國正處在城市化的持續進程中，還有許多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需要進行，加之以往一些基礎設施往往由于質量差而需要更新，所以，基礎設施建設也可以用于解決當前的產能過剩問題。

王一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為何我國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偏低？我國剛邁入工業化中后期，生產活動以低附加值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為主，服務業剛剛超過第二產業，但知識和技術含量高的專業服務業比重偏低，導致勞動收入相對于資本報酬偏低。同時，高質量人力資本比重偏低，也影響到中等收入群體的擴大。

陳錫文：全國政協常委，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原副組長

科技和體制創新是農業供給側改革的本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當前的熱門話題，在農業方面，我們需要回答三個具體問題。第一，什么是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第二，為什么要推行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第三，如何進行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向松祚：中國農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人大國際貨幣研究所理事兼副所長

經濟數據掩蓋了中國的結構性矛盾。我們今天對中國經濟的認識，必須要從總量的數據轉到結構性的矛盾。所謂的CPI并不能反映中國真正的通脹情況，我們談通脹不能只談那幾個行業，不能只談傳統制造業，不能只談工業產品，不談老百姓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