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善良未必會產生善的結果。事實往往相反，尤其是在公共事務中，善良的意圖經常會產生惡果。這樣的例子很多，比如在福利事業中，很多慈善家出于善良，花了大把的錢救濟窮人，結果讓窮人變懶，從而變得越來越沒有生存的能力。其他的例子我就不舉了，說多了我怕你們難過。因為善良的意圖，總是伴隨著美妙的幻覺，不到惡果來臨，人總是飄飄然而不自知。甚至直到嘗到惡果的那一刻，人也常常固執地不愿意承認錯誤。

　　可是，在公共事務中，公共利益的損益必須放在第一位，相對而言，個人榮辱倒是其次。如果調了個，恐怕就會產生難以估量的后果。只憑個人好惡做事，至于后果，那就交給上帝吧——在我的理解中，公共事務中所謂“不負責任”，大概就是這樣一種情況。責任，是一個非常復雜的詞匯，要對公共利益負責，毫無疑問就必須以公共利益最大化為首要的善，并克制個人好惡。所以有時候，負責任，指的就是一個人在集體利益面前做出必要的犧牲。

　　最近一直在關注《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以下簡稱《條例》），我注意到這個條例的第二條說要“督促黨的領導干部踐行忠誠干凈擔當”。我在想，可能對于這個組織的成員來說，所謂“負責任”，大概就是同時做到“忠誠干凈擔當”。在這個1900字的條例中，責任這個詞出現了13次，問責這個詞出現了29次。說實話，這些詞匯都冷冰冰的，毫無趣味可言，我的腦袋里被這兩個詞塞滿，腦仁疼了42次。

　　在中紀委的官方表述中，強調要“開始突出問責”，是2015年1月底中紀委第五次全體會議工作報告。不過直到一年后，王岐山做第六次中紀委全體會議工作報告時，才正式提出要制定《條例》。其實，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抓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中主體責任這個“牛鼻子”，一直把問責作為管黨治黨利器。而且，也有不少問責規定。只是這些問責規定比較分散，不集中，權責概念界定不統一不明確。最關鍵的問題，這些問責中的行政問責多，抓管黨治黨不力的問責少。

　　這顯然沒法跟上最新的實際情況。大家如果喜歡看中央巡視組反饋意見，就會知道，中央巡視反饋意見中，尤其是最近的幾次反饋中，黨的領導弱化、黨的建設缺失、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監督責任落實不到位、維護黨的紀律不力、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不堅決不扎實等問題，已經成了最頻繁被提到的問題。依賴過去的行政問責顯然不行，急需要制定一部反映全面從嚴治黨、管黨治黨的問責條例。實際上，細看這次公布的《條例》第六條，其中涉及的問責內容，正是體現了這些實踐中發現的新問題。

　　這次公布的《條例》制定的問責細則，有幾個特點需要注意。第一個就是問責的責任不僅落實到黨委（黨組）、紀委（紀檢組），也分解黨的工作部門及其領導成員，這體現了細化落實責任、層層傳導壓力的特點。還有一點就是將各級黨組織納入問責對象之中，意味著問責不能只對下級，包括中央部委黨組、省區市黨委也要把自己擺進去。同時，《條例》還強調問責重點是主要負責人，突出了“關鍵少數”。再有，這次還規定了“終身追責”，追責不分退休離職與否。可以看出，這次規定的問責基本沒有留死角，充分體現了“失責必問、問責必嚴”的原則。當然，話也得說回來，嚴管本就是厚愛，動輒得咎的追責，正是為了“懲前毖后、治病救人”。

　　這次《條例》的出臺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十八大以來在推進“兩個百年”、實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過程中逐步形成的。在這個形成脈絡中，我覺得有兩個節點很關鍵。一是2014年，全面從嚴治黨的提出，從原來的“三個全面”上升為“四個全面”，全面從嚴治黨成為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關鍵。這為此后設立各種治黨管黨的內部監督制度，埋下了伏筆。二是2016年1月份，習近平總書記在中紀委第六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明確了堅定不移全面從嚴治黨，并且指出了過去問責存在的問題。這為此后《條例》的出臺和制定指明了方向。

　　“動員千遍，不如問責一次”，《條例》出臺之后，很多人又想起了這句話。這句話在2015年中紀委第五次全體會議工作報告中就已經出現，不過當時還沒說要制定《條例》。但是，在問責《條例》真正公布之前，它就已經被人闡釋了無數次。可見，人們確實在急切期盼一個問責時代的來臨。權責對等，是現代政治文明的體現。這種急切或許也從一個側面說明，此前權責失衡是有多么嚴重。習近平總書記說，“問責不能感情用事，不能有憐憫之心”。那些沒法適應權責對等的官員，接下來估計要輪到他們腦仁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