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建部近期出臺的文件，其中關于對封閉式大型小區的規定，盡管不到百字，卻引發了少見的廣泛熱議。社會對這個政策口徑表達了較為嚴重的關切，從物權法法理、治安管理需求、城市交通現實等諸多角度表達擔憂，產權問題成為一個輿論“爆款”產品。

對于輿論上的擔心，住建部也出面安慰，但是在解釋上只說是“逐步”，“不等于拆圍墻”等，對于擔憂所指向的產權之憂少有解困的力度。在一份通稿中，有關部門更是引用“民意”，認為絕大多數民眾支持政策做法，至于“民意”本身的質量，未有進一步解釋。

如果按照物權法的解讀路徑看，本次關于小區開放與否的爭議，是這部法律在七年前頒行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公共討論。小區所涉及到的大多是中產階層，他們對產權的意識與“領土”觀念，因為政策中常見的含糊表達，受到了震動，眾生喧嘩也是在所難免。

從主管部門的解釋思路看，是把現有的輿論喧騰看作了“誤解”，不是文件的文本出現問題，而是民眾的理解出現了誤差。而對政策的含糊部分，則寄望于用時間來化解。總的來說，物權法所普及的民間產權意識，在顯著的緊縮政策前，不知所措，唯有發聲不滿。

小區開放與否涉及到比產權更復雜的諸多問題，開放小區不只是簡單的“街區式”概念，隨著破墻涌進小區的必然還包括但不限于治安問題、市政問題、社會文化心理碰撞等。住建部的政策等于是為這么擾動了這么多大問題，卻在疏導辦法上顯得薄弱。

應該看到，以政策規定打開小區，所動搖的不只是中產有房者的本就惶惶不可終日的產權意識，還影響到社會其他成員對于自身安全感的想象，兩者通過經驗“補足”了政策有意含糊的部分，從而發出了驚慌的聲音。這種縈繞在聲音上的生存之憂不該被一筆抹殺。

無論是從何種角度發出不同意見，希望對單方面“開放”小區提出質疑，都是為了找到可以說服的權力。無論質疑者的出發點是什么，一定是因為權利意識受到了不必要的干擾，而相關的政策并不能提供慰藉。這種不安單靠某些對政策的附議是無法克服的。

而在這么強烈且廣泛的擔憂出現之后，主管部門的為難之處也是明顯：它一方面依照政策制定中含糊的習慣行事，另一方面無法靠這種習慣回應大眾質疑。這也從方面證實，物權法之后的七年，私人產權所建基的基礎并不那么牢靠，以致于一條原則性政策就能動搖它。

在輿論鬧騰當中，出現了兩類較為極端的聲音，一種是誕生了各種陰謀論，用來解釋政策邏輯及制訂的動力；一種則認為可以用立法等更高手段來調控物權法，從而讓政策立于不敗之地，用缺什么來補什么的辦法來捍衛政策權威。這是輿論爭議找不到可說服權力的必然表現。

而在較為常見的不忿之外，輿論還拋出了另外一個問題，那就是開放小區先從開放機關單位開始，進而將政策的社會反響引向行政部門，用一種近似激將的言說技巧，將政策本身的合理性推到一個有待檢驗的狀態。輿論在政策的含糊地帶，自行開辟出公平公正的懸疑。

多少年來，“開放”一直作為正當的公共理性被加以宣揚，為何以“開放”為宗旨的政策卻遇到了如此強烈的反彈？如果存在著一種“可說服的權力”，理應對此有真誠的審視，不僅是審視質疑聲音，也要打量政策本身，否則，又會給將來埋下某些不解的因果。

在觀察圍繞小區開放與否的輿論時，也可以看到民眾拾起了他們久違的權利論述——誰也不敢確定這種舉動會否得到如意的結果——但至少讓人欣慰的是，經過這么多年的磨損，有些聲音并沒有徹底喪失。政策的是非問題，又一次在社會激起了久久不散的漣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