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文艷，這個河北省遵化市第二中學的化學教師，重新走上講臺了。在過去的5年里，她的生活像坐過山車那樣跌宕起伏——因為她先后舉報學校向學生違規收“資料費”、教師職稱評定黑幕以及學生在中考中作弊等問題，逐漸從一個“吹哨人”，變成“上訪戶”、維穩對象，進而因為上訪被行政拘留。2013年，她在北京上訪和看病期間，校領導給她“墊付”了1萬多元錢，但隨后，當地司法機關指控這是她在通過信訪“敲詐勒索”政府。她被一審判處1年有期徒刑；直到去年9月她才被二審法院判決無罪，還了清白之身。

　　一切回到了“原點”，雖然陳文艷無罪了，但她舉報的那些學校領導并沒有受到追究，更別說司法人員的枉法責任；一切又回不到“原點”，這個舉報學校亂收費、教師職稱的“吹哨人”，不僅遭遇了牢獄之災，而且被打入了另冊。

　　首先，陳文艷的悲劇不是個案，一個“吹哨人”一旦走向信訪，對手便成了龐大的地方國家機器。很多地方政府，不是去解決問題，而是解決提出問題的人。結果將最初單純的舉報、索賠問題，升級為更復雜的官民沖突。陳文艷原本只是舉報學校領導，卻在一次次的截訪之后，被行拘、被警察毆打……個人（包括截訪者）的精力和尊嚴、寶貴的政府財力，就這么被置于“惡魔推碾”中灰飛煙滅。

　　其次，本案中有一個比較普遍的問題，“敲詐勒索罪”成為近年一些地方打壓上訪者的“大殺器”，讓很多訪民蒙受不白之冤。

　　明明是地方政府給予的賠償、補助和“慰問”，轉手就是訪民敲詐政府的贓款。關于訪民收到政府的錢物算不算“敲詐勒索”，目前最權威的判決認定是：2014年江蘇省高院通過再審程序審理的“射陽縣訪民李某犯敲詐勒索罪案”。此案中，訪民李某因為魚塘被當地政府不規范征收而不斷上訪，之后當地政府迫于信訪壓力，給付李某10萬元。江蘇高院認定：上訪固然給地方政府造成了信訪的壓力，但是，依據我國《信訪條例》及憲法的相關規定，信訪權利是法律賦予公民的一項權利；訪民通過上訪進行權利救濟，且在上訪中未有違反《信訪條例》的行為，并不構成刑法意義上的向他人非法索取財物的方法：威脅、要挾、強拿索要。當地政府的給付行為均經集體研究，并不屬于“精神恐懼，不得已而交出財物”。

　　鑒于遵化二中陳文艷那樣的“訪民被控敲詐勒索案”一再發生，希望最高法將前述江蘇的案件作為典型判例予以公示，以統一司法標準，明確信訪、得到地方政府的救濟給付，是公民的正常權利，不構成“敲詐勒索罪”，以消除“吹哨人”頭上這柄達摩克利斯之劍。當然，更大的改革是破解打壓“吹哨人”的畸形“維穩”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