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敗從哪個角度都不構成不作為的“理由”，而是一塊“磨刀石”，能把忠誠、干凈、有擔當的干部隊伍砥礪出來。

　　處其位而不履其事的官員不作為現象，正在變成一個熱點話題。有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當前的反腐敗斗爭以某種方式導致了官員不作為。在日前的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就有媒體提出，一些官員被反腐弄得意志消沉，干工作變得消極，可能會對國家發展不利。一些批評此類現象的文章，也經常不假思索地評論：伴隨著反腐的持續高壓，一些官員患上了“反腐恐懼癥”，為官不為的現象有所抬頭。

　　其間的邏輯果真如此嗎？

　　客觀上講，因為腐敗行為得到了明顯的遏制，干部不作為現象才凸顯為眾矢之的。然而，簡單地說“反腐敗導致干部不作為”，則有相當大的誤導性。當前的為官不為，根據一些調查和干部自述分析，可分為三類情況。

　　一種表現是職責缺位，基本不研究本職工作，熱衷于跑關系，把困難和矛盾都往外推。另一種是不敢擔當，害怕冒風險，擔心踩紅線，不太會在媒體與公眾監督下開展工作，干脆開啟“自保模式”。還有一種是怠工觀望，鑒于現在規矩多了，審查嚴了，所以招商擱下了，項目不跑了，資金也不爭取了，甚至牢騷話也多了，所謂“反腐影響發展”之類的謬論往往源自這一群體。

　　都是不作為，但緣由并不相同，治理方式也不能一個樣。前兩種不作為，有長期的社會心理在起作用，一個是績效管理問題，一個涉及改革的行為邊界問題，反腐風向只有間接影響。后一種“不作為”，確實是反腐高壓態勢的直接后果，但它只是一些干部的權宜之計。換句話說，這種“不作為”，只是從亂作為暫時往后退一步，其實根本不會滿足于“一杯清茶、一張報紙”的生活，而是想回到“不給好處不辦事、給了好處看著辦”的狀態。

這顯然是借由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等問題來綁架反腐敗斗爭。

　　保持全社會對于腐敗的負面評價，對反腐敗斗爭非常重要。

　　散布和渲染“反腐敗導致不作為”的論調，無論是出于有意還是無意，客觀上都可能動搖反腐敗的價值目標。它一方面把腐敗視為發展或交易成本，在邏輯上以去價值化的方式來看待反腐敗；另一方面，在現實角度則“暗示”以腐敗方式解決問題是不可避免的。這些關于反腐敗的謬論，對于維持社會上的腐敗合作關系作用不小。從這個意義上講，討論價值觀問題不是務虛，不是偏離大家最關注的問題，而是最迫切的事，比很多其他問題都更為實際。這場價值觀較量，沒有后退的余地。

　　當然，反腐敗斗爭從來不只在誰對誰錯的層面展開，最終要落腳到個人選擇的行動邏輯上來。腐敗“有利于”發展的謬論，正是在后一個層面得到少數人的附和。但這并不意味著群眾愿意容忍腐敗行為，而只是缺少打破“集體行動困境”的契機，無力走出你看我、我看你、誰都不滿但誰都不動的困境。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從出臺“八項規定”做起，以作風建設為反腐敗斗爭打底，其實已經破解了“老虎吃天不知從哪兒下口”的問題。轉變作風的壓力，已傳導到各個行業、各個階層和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們應該看到社會進步的趨勢，不去夸大腐敗行為“融入社會互動”的程度，堅決批駁“腐敗可以容忍、有正面作用”的錯誤論調。

　　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當前，我們推進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維系一個正向的價值體系茲事體大，這決不是飲鴆止渴式的所謂“好處”可以比擬的。對干部而言，新的要求是一體兩面的：正確地做事，做正確的事。從這個意義上講，反腐敗從哪個角度都不構成不作為的“理由”，而是一塊“磨刀石”，能把忠誠、干凈、有擔當的干部隊伍砥礪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