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2015年10月22日發表評論

　　民眾應當遵守計劃生育政策，但這并不意味著，為了實現計生的目的，就可以剝奪下一代的公民權利。社會撫養費征繳應與入戶松綁，完整的權利不應有其他附加條件，這是一個起碼的常識。

　　據報道，廣東省出臺的一項政策，帶來了廣東省的“入戶潮”。廣東省公安廳、廣東省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聯合印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強出生小孩戶口登記管理工作的通知》，重申公安機關在辦理新生嬰兒戶口登記手續時，“不得將持有計劃生育證明或結扎證明等作為辦理出生入戶的前置條件”。如有違反此規定的，“一經查實，將依法依規予以處理”。

　　對廣東這一做法，網上好評眾多。但值得注意的是，讓戶口歸于“人口信息登記與管理職能”，讓每一個降臨人世的孩子都不成為“黑戶”，這可能算不上什么了不得的成就。

　　事實上，《戶口登記條例》里并沒有明確要求超生小孩需有計生證明，或必須繳納了一大筆社會撫養費才能入戶。廣東政策說到底，只是一次對于“法無許可即禁止”原則的價值回歸。如果不能認識到這點，那么我們很可能難以去面對那成千上萬曾經因為政策執行的偏離而淪為黑戶，無法享受完整公民權利的人。

　　以“黑戶”群體的名義，更需要提請的恰恰是對政策執行的檢討與反思。這讓我們看到，一種法律精神的失守，所導致的人的權利與尊嚴的極端境況。以廣東為例，在這項政策出臺之前，該省從未要求將計劃生育作為入戶前置條件。但現實卻是，“不繳納社會撫養費，給超生兒上戶口的可能性幾乎沒有。”

　　而究其原因，是由于計生工作是一票否決制，以及社會撫養費征收難度較大，“超生罰款”與“新生兒入戶”捆綁一直成為一些地方通行的“土政策”。“土政策”何以能公然通行，而我們是否有更好的辦法去遏制類似“土政策”的再次出現？

　　而“計生捆綁”的做法并不以廣東為獨，它所捆綁的也不僅是戶口，還包括了義務教育、醫保報銷、結婚登記、身份證明等方面。江西贛州尋烏縣甚至一度要求，符合計生政策的新生兒想上戶口，父母一方必須進行結扎手術。這樣的一種法律之外的權力意志，不僅制造了大量的“黑戶”，也制造了大量的悲劇。就是因為繳不起4個孩子的22500元的“超生罰款”，孩子無法上學，37歲的貴州興義農民王光榮在去年3月割腕自殺。“計生捆綁”絕非一個“土政策”可以解釋，它根本體現的是行政權力如何對待公民權利的倫理問題。

　　民眾應當遵守計劃生育政策，但這并不意味著，為了實現計生的目的，就可以剝奪下一代的公民權利。完整的權利不應有其他附加條件，這是一個起碼的常識。只有在這個常識之上，權力才可能建立起必要的行政倫理。從這個意義上說，廣東為“黑戶”松綁的做法只是一次修復：修復被破壞的行政以及法律生態，也修復權力與權利之間的關系。

　　文明社會不該有“黑戶”的存在，當然，廣東“松綁”之后的社會撫養費征繳工作，仍值得關注。按照相關部門的說法，當事人未在規定期限內足額繳納應當繳納的社會撫養費的，自欠繳之日起，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加收滯納金，仍不繳納的，由作出征收決定的縣級以上人民政府計劃生育行政部門依法申請法院強制執行。撫養費征繳不與入戶捆綁，依法行政才是事情本來應有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