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北京一中院向社會通報了以國務院部委為被告的十大民告官典型案件，其中部委敗訴的五件。這是新修改的《行政訴訟法》從2015年5月1日施行以來，部委敗訴案件首次集中公開。

　　訴訟是司法解決社會糾紛的最主要方式，純粹法理維度的評價中，不論誰做被告，法律對其的態度都應是恒定的，保障其訴權，法院居中定紛止爭，并不因為被告的特殊身份而區別對待。當然，這并不代表，實務層面的訴訟主體沒有差異性，甚至不少訴訟類型的差異還相當明顯，比如刑事訴訟中的控辯審三方關系，再比如行政訴訟(民告官)中的被告— 行政機關。

　　國務院部委是“民告官”訴訟中較高層級的被告類型，受限于中國司法與文化傳統的影響，不僅“告官”被視為不尋常，甚至“非訟”成了主流文化導向，在這種文化背景之下的“民告官”、告部委這樣的“大官”，得到額外的關注也屬正常。由于地域管轄的關系，北京法院受理大部分部委為被告的行政訴訟案件。數據顯示，2015年5月1日至2016年4月30日，北京一中院新收一審民告官案件945件，其中部委當被告的912件，數量創歷史新高。2015年該院有66件涉部委案件系因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敗訴，實體敗訴率達33.5%。

　　“民告官”訴訟本身在中國的特殊性，決定了被告敗訴變得異乎尋常，不獨國務院部委，從基層行政機關開始，各級“民告官”案件中被告的勝訴率變化，成為各界觀察司法是否回歸中立的風向標之一。高勝訴率未必代表行政法治化程度高，可能是由于司法機關受制于地方，而無法裁決政府部門敗訴。

　　是故，本輪司法改革試圖從多個角度來破解包括民告官難(立案難)、怪(勝訴率畸高)在內的諸多難題。部委作為被告的行政訴訟，從這個意義上講，有望成為改革突破的表率，明確一些基本的觀念、態度和習慣法則。公布的典型案例中，不僅有因為政府信息不公開導致敗訴，還有因為違反法定程序、拖延行政等原因敗訴，于國務院部委及其下屬機構而言，敗訴所帶來的除了個案判斷，還有行為規范的指引。這也是明確的司法裁量所能給予社會的最重要指引作用。

　　以公布典型案件的方式，宣示的更多是一種超出個案意義的司法態度。正如北京一中院負責人所言，“打官司總有勝負，勝固有所喜，敗也有所得”，這里的“所得”，包括司法機關對案件進行司法審查和監督，“促進相關部委規范自身行政行為，也可以通過部委對下級的指導和行政復議的監督，推進全國行政執法的規范”。

　　不僅如此，部委敗訴之所謂“大有裨益”，還包括政府部門因為坦然面對敗訴而展示的信奉法治、尊重司法的態度。敗訴所帶來的收獲，遠遠超出過往勉強勝訴或者千方百計通過法外手段影響訴訟所帶來的。以政府法治建設的角度衡量，民告官勝負比例也需要有總體的調整，而這需要每一起行政訴訟案件，司法機關秉公裁量，排除干擾，也需要政府部門接受司法裁決，而不是試圖影響司法判斷。

　　法治社會需要行政法治，法治政府建設離不開司法明確而專業的指引、約束。“法無授權不可為，法定職責必須為，這是法治政府建設的核心要求”，這里所要約束的，不僅是行政行為的不作為，還有亂作為，以及行政作為過程中的程序是否合法、行為是否文明，而“對行政機關的履職行為進行有效的司法監督，法院作為審判機關責無旁貸”。能否馴服地接受司法裁量，是對行政權力的考驗，也是司法回歸專業的制度要求。